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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引入西方民主要结合中国实际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6-08-20

对本土政治生态缺乏基本了解已经成为中国西方民主派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政治经济理论的全盘西化

由于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已经很少为国人所知,所以在描述政治现象的时候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用法国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左派、右派之类术语。笔者不想惹怒自尊心极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但这里有必要指出他们思维方法被殖民化的严重现实,那种局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古典哲学家极力反对的,韩非在《韩非子·难势》中指出它是“两末之义”,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不可靠的,容易走向极端,有违常理,“离理失术”,韩非在论证“中主”抱法处势的治道时说:“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这段话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

进而言之,中国哲学的对偶体(如阴阳、雄雌、虚实之类)和西方哲学的对偶体不同,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而西方人头脑中的对偶体则是二元对立、互相排斥的。

因为西方人和受过太多西化教育的国人大都用西方哲学的对偶体模式观察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常常使他们不自觉地进入“两末之义”。看到左、右派表面上互相指责(私下里则常骂人)就认为二者是对立、互不相容,更有些大“肚量”的人盼望由此产生他们在美国看到的两党制呢?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今天中国主流左翼和右翼的相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比如他们思想见解直接受到西方左、右翼势力的影响,都主张民主等等 ——笔者曾和朋友讨论民主派的力量有大,朋友说至少占90%,我认为最高可以达到99%以上,其中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不会超会1%(比如民主为何同殖民和霸权共存,为何西方古典政治学极力反对民主等等)。

今天国人只讲民主自由,不讲“百姓均平”,只讲三权分立,不讲全民监督,只讲民主选举制度,不讲国家功勋制度……为什么中国人会失去自己的政治文明呢?笔者注意到,每当我同那些西化学者讨论以法家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反复回答几个字:中国是封建、专制、剥削的社会,当我用大量事实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最早反封建、反专制、反剥削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出于思维惯性开始否认秦律和秦律中明确记载的华夏辉煌原文明,他们说中医可以用、汉服可以穿、京剧可以唱,春节可以过,但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学和经济学是万万不能用的——教科书里不是说中国是封建社会吗,中华王朝总是一个个灭亡吗?所以政治、经济当然要全盘西化。

影响国运的大辩论

客观的说,中国三个方面的西化程度最深,一是思维方式、二是政治理论、三是经济理论。至于先进的兵学和医学那样的实用理论,尽管受到很大冲击,仍然以某种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

历史上中华原文明受到两次灾难性冲击,分别上儒化和西化,这是它长期被湮没的根本原因,伴随着儒化和西化的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两次国策大辩论。

第一次国策大辩论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使这场辩论达到的顶峰,在“儒法并用”的小曲中,被历代贬斥的儒家逐步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华法家原文明则遭到了制度性的破坏。到东汉,中国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几乎全面解体——一个开放、进取,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的文明消失了——今天国人只知道中国曾是一个落后、保守、经济长期停滞,政治循环动荡的国家。

儒化使国人失去了对自身文明的历史记忆,这是因为儒家将灭纪废典合法化了。举例说,假如一件事或一个思想不符合儒家的观点,儒家有理由任意涂抹事实,哪怕将黑说成白。对此,儒家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子,叫“春秋笔法”,因为这种历史犯罪行为的始作俑者是孔子,他在写《春秋》时就是这么作的。前不久,我同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谈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我说是法家,他说怎么会,明明是黄老无为而治,我说《黄老书》已经出土了,就是法家。他说不对,老子不是主张”小国寡民“吗?我又说西汉人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说:“古之王者,鸡狗之声相闻,其人民至死不得相问见也。上非禁其相问见之道也,法立令行而民毋以相问见为也”(见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这位老师接着说汉武帝不是独尊儒术了吗,我说他并没有大用儒生,他实际上多用的是法家人物,如桑弘羊等。

第二次国策大辩论发生在十九世纪,那时儒化腐败的中华文明早已失去了抵御西方文明入侵的“思想动力”,面对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中学为体”成了昨日黄花,全盘西化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移植西方文物制度的排异性太大,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引入成功的迹象——包括左、右派们磨拳擦掌又要再一次大力引入的西方民主政治。

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政治逻辑和西方不同的是二战英雄,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1947年-1949年)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1945年他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关系,能干的马歇尔不久就发现,中国人的政治逻辑不同于西方,要建成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实力——事实上中国一直反对党派政治(朋党政治)——至于不同党派、部门之间的监督,中国古典政治学则称之为“仅存之治”,主张全民监督。晋法家商鞅学派曾如此评价说:“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译文: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

引入西方民主要结合中国实际

在国人儒化的知识结构中,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是东汉的乡择里选和后来的科举制,殊不知,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早就明确反对过“乡择里选”,指出,“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乡曲之善举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第十五》,译文:豪门贵族的家臣被任用,历代从军的功臣却被排斥,偏僻乡村里有善名的人得到选拔,在职官员的功劳反被抹杀,推崇私行而轻视公功的,可能会灭亡。)

中国古典政治学是以国家功勋制为基础的威势政治,是建立在整体观基础上的无阶级的精英治国体制(classless meritocracy,这也是西方政治家“鼓吹”的,但由于他们局部思维的限制,无阶级的精英治国只能停留在漂亮的演说上面)。进而言之,只有为国家作贡献的人才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而那些靠金钱、意识形态显示自己的人则永远也没有参政机会。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帝制。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核心法家主张“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用韩非的话说尧、桀那样的人千年也不出现一个,而中主却很多,只要君主能遵守法律就能治理好国家,达到老子向往的无为而治。帝制的逻辑很像西方对财产神圣性的理解,因为私人财富是自己的,所以自己不损坏自己的财富,因为国家是皇帝的最大利益,所以皇帝不会破坏国家利益。但帝制在最高领袖选举上保留了落后的血缘继承制,公元前一世纪末以前,中华法家原文明还能持续几代出现法家“中主”,如秦汉;儒化后的中国历史常常再现第一代领袖推崇法家,政权到下两、三代人手里就很快儒化腐朽的现象——在推翻帝制后,我们已经能够将国家功勋制贯彻到最高领袖这一层次——国家最高领袖应从获得最高功勋的人中间,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

有人反对中国政治以国家功勋制为基础,而要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基础。如果大家观察农村民主选举就会发现,民主事实上已经在农村实践着,但那里民主迅速转化为金钱和儒家宗族政治,有时用威胁手段,有时贿赂一几斤鸡蛋(自从东汉全民监督体制解体以来,中国农村的治理似乎从来没有实现法制化);如果中国政治真的自由民主化了,大家可以想见会发生怎样的混乱!那时不单纯是农民上访,而是无数根本达不成共识的思想利益集团的混乱角逐,国家将在这种小群体私利的角逐中衰落下去。

西方民主制能通过共同掠夺,共同分赃解决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平衡(这种状态通过西方的“春秋笔法”同亲友有了个好听的名子:“宪政”),但衰落的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到时西方的老师可能又要打中国这个“不听话”的小学生了——灵魂先下脆的人是站不起来的,他们最多只能嘴硬——现在嘴硬的人也被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了,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没有民族这个概念,骂人也要用西方的,将来国骂甚至都可能西化呢?

今天中国民主派企图从数千年儒化腐朽的政治泥水中用西方竹篮打出一泓清水,他们打了无数次都失败了。我曾问一个年轻的左派(他作为中国一家著名媒体的记者对农村民主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既然中国所有民主尝试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条件后再移植西方的民主呢?他的回答再简单不过:中国是五千年封建专制、没什么好研究,下次移植定会成功!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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