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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新法家小史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06-08-10

 

法家的复兴可以上溯到宋明理学失败之时,随着中国被外族入侵的加剧,国人开始深刻反思自己文明的本质,寻求济世之道。明末清初,李贽那样的哲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的心态看待法家。这些人被当作异端,因为对法家的肯定意味着对儒家治国理念的彻底否定。

 

清朝末年,奄奄一息的儒化中华王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和日俄战争中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国人全盘西化的决心。西方政治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的引入,这时人们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制文明,中国也有过主张法制的思想,那就是法家。自此,以西方学术范式和价值标准研究法家成为主流,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

 

如同今天相信中医,喜欢书法的人声称自己热爱中华文明一样,清末研究法家的学者只是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去弘扬。直到民国时期,“新法家”这个概念才被陈启天和常燕生第一次提出——他们要参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国!

 

19358月,陈启天、常燕生在同一期《国论》杂志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先秦法家的国家论》和《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的两篇文章。常燕生指出两千年来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击、埋没是“一件大冤狱,是我们必须要平反的”,齐法家重要人物“管仲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恩人”。在《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民国时对法家思想复兴推动最大的学者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国论》19358月号上发表的《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

 

这时人们研究法家的理由很简单,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就曾救民族于水火,在今天百国力争的“新战国”时代,也要复兴法家中国才会真正有希望。陈启天在《韩非子校释》(中华书局,1937)一书中这样写道:“继觉我国自海通以还,已由闭关之国转入国际竞争之局。在此局中之列强莫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有若我国古代之‘战国’然者,命之曰‘新战国’亦无不可。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关系竞争之具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可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新战国时代之大变局中,将何恃以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惟有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因发愤研讨法家历史理论……”

 

请大家注意,这里的“酌采法家”不是说陈启天就是法家,他实际上是一位国家主义者,也常常透过国家主义的眼镜看法家;国民政府确曾采用了诸多西方国家主义的理念治国,也曾想“酌采法家”恢复农村地区的全民监督体系,但没有成功。

 

解放后,毛泽东越是晚年越成为法家思想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在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他看到了法家反对腐败的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力量和决心,二是法家用法律抟国家之力、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至于法家“以古非今”的历史进化观点等等,则是次要的。这一时期国人研究法家仍沿用西方的学术和价值标准——用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四人帮”垮台后,法家的研究,宣传就失去了推动力;“批林批孔”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使法家这个概念(不是法家思想本身)大众化了。

 

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文化,用西化方法研究法家人大大增多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和书籍出版。2003年曾留学日本的韩东育先生还出版了《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一书,他应是民国后第一个使用“新法家”概念的人,尽管研究对象是日本。

 

那么一百年来,中国法家的研究为什么总是坚持西化路线呢?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法家的标杆性文献还没有出土,包括秦律、汉律、黄老书在内的法家经典文献出土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只有这时,我们才知道中国古典政治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才重新发现了中华法家原文明,才有可能以中国自己的思维范式和价值标准来研究法家。

 

比如我们发现法家的“轻重”相当于医学中的“阴阳”,由于二者文明血统相通,所以他们都强调均平、动态平衡,去积滞,损有余补不足,整体施治,二者不过是一个医国,一个医人而已(即“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语出《国语·晋语八》);中国有比西方更成熟的政治、法律、金融、企业管理体系。比如美国现在只搞轻币,让重币黄金退出了货币体系,我们就知道当子母不再相权时,单纯用轻币早晚会出问题;我们也知道我国的外贸思想不能再用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了,因为中国古典经济学一再强调,在世界没有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前,应首先考虑得物为胜,得币为亏。由于我们得了大量的币,又没有物相对应,总是物轻(所谓量资币,权轻重),这样下去只能是经济不断过热,最后像1997年东南亚经济一样崩溃。再比如我们的刑事政策应是重其轻者(就是轻罪重判,使“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不能学西方“小儿科”式的轻轻重重再加什么“严打”了;民主宪政、部门分权并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灵丹妙药,我们更需要全民监督,人民自治等等。

 

在中华法家原文明中我们找到了已经失忆太久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这使得东方文艺复兴成为可能。于是我和同志者们决定办一个网站,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已经发现的东西(那是大学课堂里不可能有的)。2005年初请人去注册,开始用“法家”拼音加.net这个域名,不巧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干脆改成了“新法家”——www.xinfajia.net——然后就不断有人称我们为“新法家”了。

 

在许多人还将中国人八千年的政治、经济生活经验简单总结为“封建专制”四个字的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华法家原文明的复兴之路崎岖而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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