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治思想，从法家一步步转到儒家，其在乡村组织形式上的表现，就是从秦汉时期对宗族的抑制，而到唐朝以后对宗族势力的认可，再到清朝时宗族发展到宗法的发展过程。

从秦商鞅变法强国开始，重视法治，强化对民间的管理，避免民间的互相包庇，设定了不依赖血缘的连坐制度，因此乡村的组织形式也就是根据地域而不是根据血缘的里、社等类的结构。并且，为了推行法治观念，认法不认亲，就要淡化血缘观念而讲国家道义。其富国强兵的“农战”思想和统一思想的“焚书坑儒”做法都对推崇“仁”、“恕”的儒家构成沉重打击，而这儒家思想提倡的“尊尊亲亲”又恰恰是宗族体系的文化和伦理基础。无论战国时的秦国还是秦朝和汉朝，都一直有不断的外战和徭役，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男丁，和鼓励人口生育，必然要求成年的父子、兄弟分家另立门户；而且兵役和徭役也使人口离乡流动，这些都使得聚族而居的宗族的发展自然的受到很大限制。

从春秋到秦汉，社会都要求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但因为晋时篡位于魏，而魏又篡位于汉，所以不敢再在社会中提倡公义，而是提出了要以“孝”之天下，使人们为了孝养自家老人而不敢为大于自家利益的事情出头，自然人民就更不会为了君王的无道而造反。

唐朝从贞观之治开始，唐太宗在魏征的建议下重视儒家，基本算是儒法并重的政治原则。这与唐之前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五胡乱华时期，北方大量的名门望族都举族南迁，使得宗族势力在晋朝的伦理支持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中国并且两朝皇帝又都有能力，但因为隋炀帝过于刚愎自用和暴戾骄奢，没有给人民大乱之后的休养生息，最终导致全国性的反叛并最终由李家得到天下。李世民在得到帝位的过程上是和隋炀帝一样地“谋父弑兄”，他深知如果天下人讲求“公义”对他将是巨大的威胁，而败乱的晋朝“以孝治天下”则是稳定社会的成功榜样。所以，从唐朝开始，对宗族势力采用了默许认可的态度，但因为儒家文化地位的提高，合法的宗族势力自然同步提高。

北宋开国时先是“陈桥兵变”篡夺柴氏周朝的政权，再是继续用儒家思想尤其是“尊尊亲亲”的思想来稳定社会，甚至发展到“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几乎皆是儒生，他们固然忠君、忧国、爱民，但重亲轻法使得宗族势力进一步增强，法家的沿革和“认法不认亲”的思想仅仅以军法的方式保存在军队中，毕竟战斗力是军队的生命线。

南宋时期和宋亡后，因为蒙古南下，北方氏族再次举族南下，氏族的组织性在这个过程中再次表现出其优越性，也使得氏族的传统再次被加强。再有，宋朝开始经商之风日盛，当男子外出时，为了保证自己家庭能被照顾，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妻妾能安守妇德，都需要有别人能帮助照看，自然本家族的人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也就尽力鼓励宗族组织。明清以降，此风日盛。加上统治者重视儒学，就算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也还是在社会上大力推广儒学，使得基于儒学伦理的宗族文化日盛一日。

对于清朝，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清朝为异族统治，对民间尽量使民间自治方式以减少民族矛盾，所有鼓励宗族制度，甚至鼓励宗法制度。只要能不造反，社会稳定，他们可以把一定的国家权力下放给宗族的族长，甚至包括杀人权。这也是为什么清朝可以“皇权不下县”而民间能不造反的原因，宗族的统治者和皇权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替皇家统治好了一个家族，皇家就可以在一个个稳定的宗族的基础上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中国当时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仗着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带来后来政治、经济等的诸多问题，大清帝国在强大的宗族体系上再太平个百八十年是很可能的。

为什么以法治国的时候会限制宗族，而以儒治国的时候会鼓励宗族呢？

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是社会的一个节点的时候，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节点之间的连线，而整个社会就是这些点和线结成的立体网络。法家思想是“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是平等的，也就是各个节点是平等的，即使父子之间也如此。这就使得年轻人不受制于年老者，位卑者有机会超过位尊者。这对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大有好处，这也就是秦国变法而强的原因。但后世的统治者也看到了法家在富国强兵的同时，也面临着自己的家天下有被社会上才德兼备的人才取代的可能。如果能富国强兵固然好，但前提肯定是要天下是自己家的，否则只要不至于亡国丧家，就宁肯贫国弱兵。而儒家思想给出了一个既能让自己拥有家天下就能让国家尽量强盛的理论，当然就一步步取得社会主流舆论的地位。在儒家体系中，这个社会的立体网络是以金字塔形的结构排成的，而法律是要顺从于人心，“人心”就要重“人伦”，因为父子是自然的一代代的延承，儒家强化这个自然现象为人与人之间的“铁律”，形成“三纲五常”，等级和尊卑就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更改的，因为儿子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父亲的父亲。在这如此强大的节点间连线的作用下，每一个节点都只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自然社会就成了超稳定结构。而这个结构又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因为它的基础是最自然的人的繁衍，父母的教养疼爱是儿女成长的自然环境，儿女对父母的依恋也是本性的自然感情。儒家正是从这里入手，提出了父尊子卑，“父为子纲”，人们是不会注意到把一个自然现象绝对化后带来的巨大理论变化的。既然“父为子纲”，人是生来就有尊卑贵贱的，那么“尊尊亲亲”，“君为臣纲”也就是天经地义的。君王处在这样的伦理地位上，只要他给儒生一个可能显赫以光宗耀祖的机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能为自己的家庭、族人、长辈带来光彩，他们就会竭诚忠君。事实上基本做到这点的宋朝因为“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强敌环绕之下还能坚持三百年，而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清朝也坚持了二百年。

这里我们并没有讨论宗族制度的好处和坏处，作为一个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它的利弊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我们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