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先是掀起一阵新儒家热,跟着又掀起一阵新道家、新佛家热。尤其是新儒家,不仅要从传统儒家资源中开出儒家资本主义,而且要从中开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于是,祭孔大典举行如仪,儒家经书的各种读本蜂拥出版,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各大书店醒目的地方。许多儿童,被要求自幼即背诵这些经典,这些经典被誉为中华民族智慧与心灵的结晶,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不少人眼中,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就等同于儒家一家之学。于是,一些大学者表示忏悔,甚至竞相声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指责陈独秀、胡适们的“激进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犯下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大罪,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裂”。

 

    然而,也还是有不少不识时务、不合潮流者,他们也在反思,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式主义过多,看似轰轰烈烈,其实远远没有达到摧毁封建意识形态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将自己的努力专注于人们的观念、信仰、精神,几乎完全没有关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甚至因蔑视危机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连带而将新文化运动同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运动分割开来,结果并未真正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盘根错节异常强固的基础,“民主”与“科学”只成为一阵绚烂的烟花。蔡尚思便是这批不合时宜者中一位佼佼者。

 

    蔡尚思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1939 年作为《中国思想史通论》的绪论而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该书所列中国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哲学伦理思想史史料简目,每一门类仅宋元至清便开列名单数百人,基于这是他广泛阅读了宋、明、清人文集所发掘的思想材料。这一名单,极大地扩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如顾颉刚1936 年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盖阅十数寒暑,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击以歼覆之。⋯⋯于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实绌虚,潜研沉赴,而卒也泛应曲当,多所创获。”顾颉刚还盛赞蔡尚思:“要之,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辨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断;惟其善断,故得阐人所弗敢阐决人所弗敢决,非特为思想界放一异彩,所系于整个学术者亦至宏且切”。[1 ]这固然是期待与鼓励,但也突现了蔡尚思治学特点。这部著作被蔡尚思视为“生平著作中第一代表作。”

 

    1949 年底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是最能代表蔡尚思学术思想的另一部著作。原书分上中下三卷,下卷中一部分内容后抽出,以《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为题出版。这部著作主要由解放战争时期蔡尚思所撰写的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一部分论文结集而成,第一篇为《孔学总批判》,第二篇为《再论孔学和新时代的不两立》,第三篇至第六篇批判程朱派思想、陆王派思想及整个宋明理学,第七篇批判清末民国西化的旧派。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师是孔子。”儒家已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历史上不乏儒学与孔子的批评者,但是,“古来的非儒反孔者,自墨子、王充、李贽至五四时代诸贤,对于儒家孔子的抨击,也还嫌不够:有的是皮毛的而非要害的,有的是部分的而非整个的,有的是杂乱的而非系统的,有的是空泛的而非有据的,有的是妥协的而非彻底的。”[2 —p212～213 ]这部著作名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儒家及孔学的总批判。对于孔子和孔学的评击,犀利与严厉程度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也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健将。这是针对当时朝野一片尊孔喧闹,所以他在该书《新版自序》中说:“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学,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2 —p210 ]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这一批评态度,蔡尚思在其后数十年中可谓一以贯之。1987 年9 月22 —24 日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孔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中,集中讨论了真伪孔子、孔学变与不变、孔子思想主次与方向问题。他指出,孔子思想在战国时代,在子思那里已变成偏重中庸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则变成偏重仁义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已变成偏重礼乐的思想。汉儒把孔子神化,魏晋玄学家把孔子玄学化,宋明理学家把孔子理学化,近代又有学者把孔子资产阶级化。这表明,孔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随着研究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面,但更加重要的一面,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礼教。孔子以三代的礼为不变的“宗”,要求沿袭三代根本的礼制,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恢复西周社会,最尊重的圣人是文王、周公。蔡尚思一直将对孔学的批判视为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蔡尚思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中,最值得继承与弘扬的,是长时间被忽视、被压制的墨家思想学说。蔡尚思评价自己正在写作中的《中国文化两大系统》一书,是他“生平学术思想研究的中心”以及最富创意的著作。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朝野两大系统,即在朝的儒家与在野的墨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来没有一个反儒家的。而墨家经过汉文帝、景帝、武帝几代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只能秘密流行于民间,名亡而实存。其思想学说封建王朝无法加以消灭。他强调,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他们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在封建社会中,敢于为百姓鸣不平的,多是墨家。他说,他在心中最崇拜的就是墨子,因为墨家与任侠,是一而非二。儒家爱人,先亲后疏;墨子爱人,先贫贱后富贵。儒家注重宗法,偏私;墨子反宗法,无私墨子最利他。儒家和法家都代表统治者,墨子则代表被统治者,二者对立。以此,他说,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可作为“万世师表”者,是墨子而不是孔子。墨家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3 —p151]蔡尚思除去尚未完成的《中国文化两大系统》一书外,关于论述墨子的论著很多。《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所附专论《大同主义不出于儒家考》,论证《礼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便是墨子的“尚贤尚同”, 《礼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礼运》的“老有所终,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便是墨子的“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 《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引用俞樾之论作证,说儒家倡导的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只有墨家方倡导有公无私。[2 —p282]这篇文章已明确区分了儒墨二家。1990 年由广东人民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所收录的《墨子思想体系———一个反宗法反宿命反述而不作的伟大思想家》及1992 年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的《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儒墨两大系统》等论文中,对墨子思想体系及其与儒法思想的差别都有相当系统的论述。他突出阐述了墨子的亲疏人我平等,强弱大小平等,贫富贵贱平等,努力生产与节用节葬,反对用人唯亲和君主世袭等主张。并据此作出结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我认为墨学是优点最多的文化遗产,墨子也是我最被启发最受教益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比较儒法道墨诸家优劣说:“就道德来比较。墨家多平等的积极的社会的道德,道家多个人自由的消极的道德,儒家多中庸与家族的道德,法家韩非多压迫者剥削者忠君者的道德。⋯⋯只要你不站在封建朝廷的立场,便会发现墨子的大部分思想与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无比伟大的。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2 —p165、168]在创建现代新文化或先进文化中,对于儒墨道法及佛学等传统文化资源,都有重新估价的必要,蔡尚思倡导尊墨,是要人们充分重视历史上存在于下层民众之中处于在野地位的思想文化资源。针对一些人责备他坚持批孔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反诘道:不能只知尊孔子、儒家,而以虚无主义对待墨家与西方文化。近现代的尊孔反墨者或厚孔薄墨者,只以不尊孔者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不以不尊墨者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未免太片面了。

 

    蔡尚思在其《学术自传》中给自己的学术活动定位时说过:“我自知生平学术研究的大范围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内,较确切地说是在文史哲的范围内;最正确地说是史哲结合,尤其偏重思想方面。与其称我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 3 —前言p6 ]旗帜如此鲜明地非孔扬墨,即非常清楚地突现了蔡尚思这一思想家特色。

 

    蔡尚思服膺墨子,高度评价墨子思想,大力提倡墨学,在其立身行事中,也处处以墨子精神自律,成为墨学当代一位极为认真的身体力行者。我是1957 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蔡尚思当时任历史系系主任。开学初,师生首次见面,他就现身说法,以自己当年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中,每天十数小时苦读集部前后共数千种的实践,要求历史系学生一定要有苦读的精神,一定要多读书。后来,我选修了蔡尚思开设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课程,蔡先生上课提纲挈领而又系统全面,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讲课可谓全身心投入,讲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讲到愤慨处拳打脚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激昂慷慨,声如洪钟。那时,读了所能找到的蔡尚思先生的全部学术著作,也培养了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兴趣。我的毕业论文《论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指导老师即是蔡先生。蔡先生认定章炳麟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倾向。我在较为深入地阅读了章炳麟及相关的许多著作后,在毕业论文中提出了和导师相异的看法。蔡先生却不以为忤,仍然推荐我去读黎澍的史学理论研究生。经数十年的接触,深深感到蔡尚思有棱有角极富个性的治学任教,为人处世,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墨学实践家。平时,人们茶余饭后,常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起蔡尚思的特立独行,一联系墨家对于他的深刻影响,便可发现,这些特立独行背后,贯穿着的正是实实在在的墨家精神:在生活上,他从不吸烟,不饮酒,在家里连茶也不喝,只饮白开水,衣服力求简便,饮食与全家老幼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这是因为努力实践着墨子所倡导的节用非乐,经常自愧比不上墨子的艰苦,而不羡慕孔子与儒家所追求的奢华与享受;在工作上,他一贯倾力投入,不懈怠,不取巧,年轻时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读苦思,退休后,老而弥坚,以八九十岁高龄仍挤着公共汽车,从复旦大学赶往数十里外的上海图书馆及该馆长乐路藏书处去查阅资料,毕生都以图书馆为自己的最高学府、太上研究院;在劳动上,效法墨子既重脑力劳动,又重体力劳动,能文能武。举凡上山下乡,参加“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他都一直不落人后。喜爬山,喜走路,长期冷水浴,作水中推拿,练水底气功;八十多岁健步登山,一概不用人搀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始终保持平民化风格。他做过沪江大学校长,“文革”以后又作了复旦大学副校长,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但他最不会用权,连用信封、信纸都公私分明。他不用公车办任何私事。人们常说,他最不像官,最不会做官,他也始终称自己只是一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