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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戈: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 
作者:[吕嘉戈]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7-01

    中国哲学方法起源很早,它与《易经》几乎同时产生或形成于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个时期与《易经》有关的人物就是相传的伏羲氏。仰韶文化时期属于新石器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因为此时,人类(古代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农业生产社会,许多影响人类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已被掌握和应用,如农业的五谷杂粮已大量种植,木结构的房屋已有出现(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带榫头的木结构实物),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天文学已相当发达,这也是农耕社会所必备的条件。然在这些的背后,则应是哲学方法指导的结果,而且哲学方法在此时出现是有据可查的,这是今人所料想不到的。尤其是《易经》竟然在这时已经产生,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中国。
    整体观在整体后加上一个形而上的观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观察事物、研究事物的最高点,一切均处于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的位置,这个最高点,就是指宏观,就是绝对真理。整体观方法论就是让人们从宏观的位置上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古人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意指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其最主要的内涵,对这一事物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对整体观方法论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了其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后,也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
    然而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不只是说说就会应用的,也不是一知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如何去把握,还要有一套思维方式与之相配合,这就是下一章形象整体思维的内容。许多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只是从现象上给予了论述,承认中国哲学方法是一种俯视乌瞰的方法,但未说明这套方法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这样论道:“西方哲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截然不同,它重综合,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重事物的结构、功能和联系。它在研究任何具体事物时,总是居高临下,俯视鸟瞰,把它放到一个包容它的更大的环境系统之中。”
【注1】此论虽然未讲明如何去站在最高处进行俯视,但可以证明,整体观方法论在学术界是有一定认知的,只是这个认知一直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水平上,没有再去深挖和研究它是如何达到最高处进行俯视鸟瞰的。
    从古人对整体观方法论的把握来看,要把握事物的宏观的确十分不易,有的居然经过了数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把握到。例如,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古人最早把握到的事物的宏观,在地球上为此为大,没有能超出它包容的事物,然古人用了多长时间才把握到它,则无法确定;又如,就《易经》而言,从伏羲氏的无字《易经》发展进步到有文字的夏代的《连山》易,到商代又发展进步到《归藏》易,到周代又发展进步到《周易》,历经数千年才将《易经》彻底完善。《连山》易顾名思义是把握了具体事物山或群山的宏观方面,然而到了夏代,天文学已相当发达,夏历已经应用,显然,《连山》易已不适应,商代的《归藏》易必然有所发展和进步,《归藏》易顾名思义是对四季的宏观把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际上是对阴阳五行有了清楚的认识,或也可说是把握到地的宏观,山在地上,《归藏》易显然把《连山》易给包容了,到了周代,又发展到《周易》,周在这里应是双关语,既指周代又指周全一切。这时的《周易》已经能从天的层次去把握事物的宏观了,同样《周易》又包容了《归藏》。而且,可以说,到了《周易》时代,古人才真正懂得了伏羲氏把握到的阴阳五行的宏观意义。
    阴阳五行由伏羲氏把握到后人懂得经历了数千年,这种把握宏观和认识宏观的艰难性,如果不是中国哲学方法在那时已经形成以及我们祖先契而不舍的精神、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各朝代领袖人物的支持并亲自进行研究总结,是不可能达到的。古人之所以对伏羲氏念念不忘,就是纪念他在整体观方法论一开始形成时,就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的功绩,因为。能把握到地球万物的宏观的确是非常不易的事,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任何人,万物的宏观是什么,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也未必能答的出来,因为今人已不会应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而且大多科学家和学者对阴阳五行是持否定的认识的,原因是他们已被西方哲学方法俘虏了,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所以,用西方哲学方法是不可能懂得和知道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得来的原因的。
    整体观除与宏观的意义相同外,还有一个与之内涵相同的词--共性--不能不知。对阴阳五行我们可以说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也可说是地球万物的整体观,说是地球万物的共性也同样可以。三个词义接近,在不同场合或因个人习惯进行论述均可以,这样比较方便。在对共性的认识上,现今一般理解为是两个或数个以及无数个事物共同具有相同的一个内涵,但在中国哲学方法及语言中,有关共性或宏观,它所涵有的不是一个内涵,而是有多个内涵。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共性,它的内涵有七个,即阴、阳、木、火、土、金、水,如果按自然属性分,其内涵中则包含有更多个因素,有:时间、空间、方位、运动方向、动物、植物、矿物、颜色、声音、气味、情感、静(即无思无为)……等等。讲整体观,就是要人们注意到影响事物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把握它的最大的方面宏观后才能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张介宾对此有精辟的认识:“有善求者,能於纷杂中而独知所归,千万中而独握其一。”
【注2】宏观中包含万物,从万物中把握宏观,即“千万中独握其一”,这就是“善求者”--懂得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的人。这里的一,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一,不是具体数字的一。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共性不是指唯一的一个,而是有多个或数个,这是不能忽视的。
    在古代中国,对宏观的把握被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宏观的论述,则是以一个形象化后的“道”来表示的,“道”原意为路,是人们以及动物行走和交通的物质条件,被古人形象化后成为表示宏观的意思。由于“道”是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就给今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许多学者均知道中国哲学方法中“道”的重要性,却总也无法弄清“道”的真正涵义,以至于将“道”产生的原因归向了所谓的原始宗教,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这种原始宗教的,因为有了“道”,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宗教从未占有统治地位的原因。对“道”感到不好理解、神秘莫测,是当今大多学者的共识,甚至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化及哲学方法时,干脆对“道”避而不谈,就更显出他们对“道”的陌生和不理解了。有学者这样说:“由于这个道是非常抽象,非常生动,非常玄妙,非常奥秘的,加上它是中国原始宗教、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发展、演变来的,带有神秘主义成份,因此是非常不好理解的。”
【注3】可以看出,一方面此学者对“道”有崇敬的心情,一方面未将“道”的真实内涵弄清楚,似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苦衷,只好将“道”归结为是由原始宗教发展、演变来的,这就带有西方哲学方法模式的痕迹了。
    如果我们将“道”改为宏观再去理解“道”,理解诸子及其它古代专著,就会发现,古人对“道”的认识实在是太完善了,证明了古人对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绝对重视的,并且,古人是时时提醒人们遵照把握“道”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这套哲学方法在7000~6000年前一形成,古人首先就把握了影响地球万物的最大方面,即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这是这套哲学方法在形成初期,古人的一次最成功的应用。以阴阳五行来代表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国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哲学方法的伟大之处,
    从它形成后,中国人就一直以此指导方法进行着中华文明的创立,并认识到宏观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以非常明确的哲学方法把握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华民族思维上的一次飞跃,是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进入到有哲学方法指导认识世界、创立文明的新时代。这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故说它是由原始宗教和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的发展演变来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今人对“道”的不理解加以猜测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哲学方法看,要求人们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去把握,绝对是以人们生活的自然界为对象的,对事物宏观的把握不可能在宗教及神话传说等文化层次中去实现,而必须去把握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此事物的宏观。
 
   故说中国的“道”即哲学方法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是无根据的,况且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麽原始宗教,中国人重视祭奠祖先,崇尚尊祖,这不应属于宗教活动,而是人们对自己祖先尊敬怀念的行为,是中国文化中孝的渊源,是与宗教无关的。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原始宗教是用西方文明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做法。这里也说明学习中国哲学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形象化方法被古人无处不用,使得今人对古人许多以形象化方法论述的事物理解不了,就去从西方文明模式中寻找答案,用西方哲学方法和模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它的直观性、线性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无法理解这种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的,结论是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是神秘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内涵。神秘的结论是他们不理解的托词和遮羞布,或者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今人对道的认识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其原则是一定要从所要把握、认识的事物的最大方面去概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把握到此事物的宏观。说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把握阴阳五行的方法和依据十分重要。
    阴阳五行,是古人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由于今人对阴阳五行很陌生,对它褒贬不一。这种状况,主要是中国哲学方法被今人遗忘造成的,尤其是古人对宏观在表述上运用的是一种具中国特色的形象化方法,给今人在认识上带来了误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这个形象化方法,是与《易经》同时诞生,也是在《易经》中得以集大成。为什么说古人首先运用整体观方法论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则是因为《易经》起源于天文的结果。我们知道,《易经》是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天象及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由对天文的观测到对天体的变化与地球气候变化、日夜变化的关系中、由廿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由其它行星对地球影响的关系中得来的。
    由测日影,发现地球节气和季节变化是有规律的;由观月,发现月亮的圆缺也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由四象与北斗七星的关系,发现北斗七星如同钟表指针一样将地球上的时间、季节变化全都清楚的指示出来,……,在这么多自然现象中,尤其是在对日夜、季节的更替中,如果没有整体观方法论来作为指导方法,是难以从“千万中独握其一”的。
    对日夜的更替,古人发现这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是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的转换,而且是周而复始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阴阳变化,白天指阳,黑夜指阴,阴阳变化是渐进式的不停顿的进行的。对阴阳,今人还可以理解,因为对白天黑夜变化的感受和认知比较简单,对五行就难于理解了。五行实质上是由四季而来,地球上日夜的更替在每一天内进行着,积累到一定天数,气候会由热变凉由凉变寒,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及人类的生存。《易经》诞生于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温带,四季分明,正好与地球公转的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个节气相符合,四季的更替也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着。从廿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在廿八宿分为四象后,在其中间的北斗七星成为了第五方,并且这个北斗七星起着一个核心作用,它是时间与季节的指示针,而这个状态的出现,是由于北斗七星正好位于地球自转轴正对方向,北斗七星相对是不动的,它的“旋转”其实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四象分出后,北斗七星也以七数与四象中每一象的星宿数相同,无疑这是一个平衡的五方系统,故有“四象既分,五行以出”的古训。日夜与四季是不可分的,二者的联系是密切的,将日夜表示为阴阳,将五方表示为五行,二者合在一起即是阴阳五行的由来。
    用现代观念来看,五行也是存在的:地球上四季更替是怎样实现的,这个常识大概人人都知道,它是由地球公转实现的。地球公转给地球带来了四季的更替,那么这个五便是指地球本身,五行中木、火、土、金、水,土为中为核心,在四季与地球关系中,由于是地球的公转带来了四季的更替,核心即是地球,五行中土就是指地球,木、火、金、水指的是春、夏、秋、冬。对日夜,如果我们也以与地球的关系看,日夜更替是地球自转带来的,对阴阳古人虽然没有再加一个地球的内涵,但已将一给了出来,即一生二。
    这样,对阴阳五行就可以用现代语言与常识进行诠释了:阴阳是由对地球自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自转带来的日夜更替的形象化表述;五行是由对地球公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公转带来的四季更替的形象化表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了,因为地球上的万物均要随地球一道旋转,一道去经历日夜与四季的更替,反之万物也均具有阴阳五行属性。这个宏观像一个更大的球笼罩在地球之外,地球上的万物谁也无法脱离它而独立存在。所以,一旦真正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它的宏观,它就可以经久不衰,因为宏观是不会变的,宏观是绝对真理。试问,古人在7000~6000年前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在今日变化了没有?回答是肯定的。有时今人对古代中国人把握和创立的许多学科及哲学方法,客观上没有理解,却总以古人肯定比今人简单的推理来掩盖自己的不懂和认定古代中国学术的落后和简单,实质上,他们不了解把握宏观的意义,一旦把握了宏观,它就会长久地起作用。古人对此是有认识的,老子谓“道乃久”、“独立而不改”,完全清楚和认识到宏观是不会变的真理。
    然,阴阳五行只是对地球上自然界现象的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但古人对宏观并没有局限在地球上。当《易经》由《连山》向前发展到《归藏》再到《周易》后,对这套把握宏观的方法则被更多地应用在对人类社会和形而上的考虑上。由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其中有一个质的变化,虽然人类社会也属于自然界,但是,自然界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人是万物之灵。故人类更高的活动应是对认识上的形而上的把握,这在人类社会中,就更显得重要。
    在诸子百家时期,这个问题成为诸子研究和论述的主要内容,对把握这种形而上的宏观,惠施论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管子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注4】这是对宏观的更大的理解和认识,是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之上的宏观。对宇宙来说,它也有宏观,从地球万物的宏观的根据看,它的宏观应是旋转,阴阳五行就是从地球的旋转得来的,现代天文学也证明了人类能够见到的天体,无一不在旋转,故说宇宙的宏观是旋转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然而,宏观也是分层次的,不同事物均有不同的宏观。当然,地球万物共同有一个最大的宏观--阴阳五行,在它的包容之下,各个具体事物还有各自的宏观,所以是分层次的。《周易?系辞传》中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就是讲宏观是分层次的。《大道运行论》一书对此论道:“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正如西方把上帝的观念引向世俗化生活一样,中国也把道的观念从一种关系引向另一种关系,从一个领域引向另一个领域,最后朴散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了。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世有世道,国有国道,家有家道。大则宇宙观、价值观及君臣、父子关系,小则油盐柴米、生活琐事,无器不道,无道不器。”
【注5】分清了宏观的层次后,就比较容易对具体事物的宏观进行把握了。

   古人对道(宏观)的把握是十分明确和主动的,对道的论述也并不玄妙、奥秘,只是今人对道的理解陷入了西方哲学方法之中,囿于道字本身,而不懂形象化方法造成的。伏羲氏是运用把握宏观方法的第一人,他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在古代的传说中,也有这类的故事。例如,大禹治水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故事,但在今天却把它的主题给曲解了,只说大禹在治水期间,十三年经过家门三次,一次也未回家的一心为公的行为,却把其中的主题,把握宏观被忽视和淡化了。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大禹接受了其父鲧治水的教训,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和思考,终于把握了有关水的宏观,“水曰润下”即水往低处流,从此,他改变了前人修水利用堵的方法,而用疏导的方法解决了大洪水的灾害,这则故事告诉人们,对任何事物的把握均要从宏观上入手,才行的通;到了先秦诸子,则对把握宏观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不但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创立了各自的学说,而且对道(宏观)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把道看成一,是古人通用的法则,古人论道,以诸子为最,说明在先秦时代,人们对道的认识成为各家学说必须阐述的重要问题,道的核心以及哲学方法对学术研究及社会文化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已被诸子所认识,我们从他们的论述就可以看到这个共识。在今日,把道或一看成宏观,就完全能够懂得什麽是道了。
    在《周易·系辞》中,对道的解释和作用均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指的是易以天地变化为准即以宏观为准,所以能包含天地的一切。把整体观方法论的作用讲的十分清楚。“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还是指把握了天地的宏观,再去行事就不会违背天地的规律,简而言之即认识事物要顺其自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意为用整体观方法论即以对万物宏观的认识去做任何事情均会得到好的结果,而不会做错;“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易无体。”此段指的是宏观可以包容一切,天地、万物、昼夜等,均是由神即天体旋转带来的,神是指北斗七星的旋转规律,故没有具体方位,因为宏观是无法抓住和看见的,故无体。《周易·系辞》中对把握宏观的重要性已论述的十分清楚。可见,整体观方法论就这样被古人提炼出来,并越来越得到诸子的重视。
    老子对道的认识是完善的,他对道解释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见之无状,无物之象”,已经将宏观的形而上意义说的非常清楚了。他对道还有许多论述,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对道的认识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完全认识了宏观后才能如此论述的,从这句名言中可以看到,一、二、三、及万物,均是在道的前提下或包容下产生的,不是有了一就没有了道,有了二就没有了一,有了三就没有了二 ,有了万物就没有了三,也告诉我们,在看待具体事物时,不要因为具体事物有它自己的宏观而把它与万物共有的宏观丢掉。从这段名言中,诸子及后人已把道生一与三生万物中的道与一、三与万物给等同起来,即一又指道,三又指万物。
    “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意为要注意把握道或宏观,宏观及道即是一,圣人是指会应用这套方法的人,他们均是以把握宏观来指导自己行为的。抱一是指把握了宏观;少则得,多则惑是指宏观是万物的共性,共性只是万物共同具备的内涵,是少,也指一;如不能从纷杂的万事万物中把握宏观,则是多,就会惑然不知所归而流散无穷。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意指在把握了宏观即一后,就可以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有清楚的认识,观天可以清楚透彻;察地可以静守安宁;掌握了北斗七星旋转的规律,就会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掌握了五谷生长的规律,就会有好的收成;掌握了治理社会的方法,就会治理好天下。
    老子对把握宏观的重要性在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他也将道用一来表示。由于宏观是看不见模不着的,是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老子用了形象化方法加以表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意为道是看不见的,但又是存在的,它包容了一切,只要你把握了它,你就会获得成功。老子对如何把握宏观是清楚的,并已经能十分自如地去用形象化进行表述。从他对道所做的论述就可以得知。
    庄子对宏观的论述富于浪漫,庄子驾驭文字的能力是独到的,这与他对中国哲学方法中把握宏观方法认识的透彻,对形象化方法运用的灵活自如是分不开的,给其《庄子》一书增添了文采和风采,也更加深了对道的解释和比喻,从而可以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绝妙之处。
    在《天下篇》中,庄子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指他只愿意去和天地间的道(宏观)相往来,“精”指最重要的事情,“神”指北斗七星的旋转规律,泛指事物运动的必然。精神在此即指宏观或道。
    在《人事间》中更明确地指出,“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意为,之所以只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因天地间存有万物,但道只有一个,故道不能杂,一杂则多,一多就扰乱了思路,一扰乱了思路就陷入了困忧,一陷入了困忧就产生了忧虑,一有了忧虑就无法把握道,故不救。
   在《大宗师》中,庄子对道作了详细的论述,将道(宏观)的形而上内涵全然揭示出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有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囿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之,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意为道(宏观)是友善和讲信用的,它什么也不做什么也看不见,可以传授但不能拿到它,可以得到但不能看见它。道(宏观)一直就存在着,在天地未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当神(旋转旋转)归入了北斗七星之位 (北斗七星又谓帝车),才有了天地,道在太极(阴阳)之先就已存在但不以此为高,在六极之下但不以此为深,先天地生但什麽也不去做,比上古还上古但并不显得老。
    并在《天地》中作了更为简要的解释,“通于一而万事毕”。意为只要把握到了宏观,对万事就能去理解和利用了,即俗话所谓的一通百通的意思。可见,庄子对宏观的认识是深刻的,并不是今日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他是一个相对论者,而是一个懂得如何把握宏观知道什麽是宏观的大智者。
    孔子对道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在《论语·里仁》篇中谓:“吾道一以贯之”。意为我认为道就是一,它贯穿一切事物之中。他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是以能否把握和运用道为准则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意为君子是把握了宏观、认识了宏观的人,因而是胸怀坦荡的,小人是不懂得宏观的,只会斤斤计较于具体物的得失上,故是长戚戚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同样是说君子是注重形而上的宏观的义的,而小人则是注重物质利益的得失的。
    孟子对道的认识也同样认为把握宏观是重要的,认为“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意为心是主思虑的器官,但在思虑前必须先从最大的方面去思,其大者即指宏观。
    就是被认为中国逻辑思维第一人的墨子,也同样是懂得道的内涵的,在《墨子·经下》篇中有:“说在,有无,合与一。”意为:要说存在,就是有与无,有与无之合就是一,即宏观。
    汉代《淮南子》一书,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对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等于是对先秦的道作了一个总结。从中也可看出到了汉代,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被更深刻地认识和应用了,说明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已成为中国古人做学问、究事理的指导方法。《淮南子》认为道是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的。就是天地也均在道的包裹之中,故道是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
    《齐俗训》篇中对道解释为:“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意为:道大到无形,小到无法度量,所以天之大虽然它是圆的,但是没有这麽大的规去测它,地之方(面积)之大但是也没有这麽大的矩去量它。往古今来的历史长河称为宙,四方上下的空间称为宇,道虽然在宇宙之间但是不知道它的处所在哪里。对道的这种形而上的解释可谓透彻矣。
    进而又谓:“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得道之人即把握了宏观后,看什麽都清楚,听什麽都明白,讲什麽均能从最大的方面把握之,去做什麽均可以得以实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得十把利剑,不如去学会欧冶造剑的技术,得百匹好马,不如学会伯乐的相马之术。
    在《泛论训》篇中,则更由小处来阐述大道理,将把握宏观的意义点破:“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而知大体矣。”是说没有被火灼过但不敢去握火,是看到火在烧,没有受过伤但不敢去握刀刃,是看到刀刃会伤及皮肉。由此可以知道,懂得此理的人可以预见未发生的事,看一个人的小节能知道他大体是什麽样的人。全文意为,一旦把握了宏观,认识到事物的利与害,就可以预知事物发展的趋向而能够驾驭它。自古以来古人就是如此行的。
   为什么在古代,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在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出现了大批“谋士”、“贤者”呢?从哲学方法上看,在动乱的年代里,要从纷繁杂乱的形势中明白无误地去观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掌握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后,才能得以实现,这当然只是少数人能做到的事。这些被称为“谋士”、“贤者”的人,可以说是一批能从宏观上去看纷繁杂乱的形势的人,因而能制定出相应的谋略,说服君王实行之使霸业得以实现。所以一旦能把握到宏观,就可以预见到未发生的事而能提前作好准备并能驾驭它,趋利避害,争得胜算。然把握宏观却不能有私心,大凡这些“谋士”、“贤者”均是隐士,即主动地避开纷繁杂乱的社会,淡泊名利,静观形势才能把握到解决问题的宏观方面。
    早在商代的《尚书》中,对把握宏观的认识就已经成熟,只用了八个字就将它讲清楚了。“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论述,而且简洁恰当,一语中的。其对宏观的认识,还有更精彩的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意为:只要大道大行于道,即人人都懂得运用大道认识事物和研究事物时,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去做为公的事了。大道即指哲学方法。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形而上的、重哲学方法指导一切的智慧的民族。
    在《黄帝内经》中,则可以说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对人与天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变化的关系,以及人如何能健康长寿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天人相应的内涵实质上是指在万物的宏观上,人与万物与天是相应的。《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中对宏观解释的十分明确:“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一即指宏观。
    当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道就是今日所谓的宏观或哲学方法后,再去看古人对道的论述和应用,就可知道古人对道是何等的清楚,并且深深懂得它的重要性,这时再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涵义,就非常清晰了。古人所提倡的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实际上是说在论述各类问题时,必须要有鲜明的哲学方法作为指导去立论,并且,长期以来,这种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始终是古人治学的重要内容。今天,有些学者把这种精神说成是一种说教,则是望文生义的和不相信古人懂得哲学方法指导作用的认识。我们从古代诸子及其它学术著作中均能体悟到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贯穿其中。如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牢牢把握住这个道,将人置身于万物的宏观之中,在这宏观中与天地万物相通,因而至今不衰,显示了把握宏观后的超时代性。
    诸子的著作更是如此,无一人离开道去立论和阐述问题,就连墨子等被后人称为运用逻辑思维的学者,也同样没有离开道去立论;古代的诗歌,尤其是唐诗宋词,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中诗歌的巅峰,也同样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达到的,因为当掌握了把握宏观的方法后,就可以对周围任何事物均能从宏观上去把握去认识,只是层次不同罢了。诗歌写得好就在于能用寥寥数字将所描述事物的宏观把握到,其不同的层次如场景、心情、时局、情态、某一具体事物、大自然风貌等等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这就非用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不可,由于场景、心情、时局、情态、某一具体事物、大自然风貌等等均有各自的不同层次的宏观,而把握到它们各自的宏观后写出的诗句,后人是难以超越的,唐诗宋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在此不是很清楚了吗?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给中国诗歌带来丰富的成果和强大的生命力。例如,登高望远,可以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来形容此时的心态和状态;形容当事者迷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给予点化;遇到困难时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佳句去让人不要沉闷;当形容人民生活美好,人人均能享用过去只有王公贵族独享的物品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给予比喻;甚至收到家信,也有“家书抵万金”的绝句等着呢。今人在创作或写文章时,也常常喜欢用一两句古诗来省略文字和增强感染力,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写到某个场景或某个心态及时局时,除了这句诗外,其它任何词汇都无法完整地恰如其分地表达清楚,文以载道给诗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在此得到了证明。
    在绘画艺术中,中国画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之所以用散点透视而不是用西方的焦点透视的方法,就在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有类似俯视鸟瞰的效果和状态,散点透视符合从上往下俯视乌瞰的状态,并且,散点透视是思维上的形而上的透视,不是具体的直观的焦点透视,因而画面只是出现在头脑中的虚像,将此虚像画下来,就有写意的内涵,说明中国绘画艺术也同样是受到了中国哲学方法指导的;在绘画思想上,中国画讲求意境,追求神似,舍其形,取其神,以达到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即是要达到形而上的境界,因而它又与诗歌相得益彰。
    在音乐艺术中、中国古代音乐同样也体现出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的指导。古有“千金易得,知音难求”的口碑,这是因为古代的乐谱,对音程的节拍是不给严格限制的,全由乐师或操琴者自我体验去决定音程节拍的长短,因为乐谱没有对音程节拍的限制,那么对同一乐谱有相同节拍体验的人也就微乎其微,知音就是对同一乐谱的音程节拍不谋而合的人,所以知音难求。古人认为音乐是抒发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所致,从宏观上讲,每个人喜怒哀乐的层次是不同的,对同一乐谱每个人的体悟和感受也不会相同,故不给任何限制,全凭个人去掌握,恰似宏观的一有了,每个人如同万物一样均有各自不同层次的宏观,故对乐谱的音程有不同长短节拍的体悟和感受,也说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方法是非常尊重个性的。
    在中国戏剧中,则更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沟通即达到形而上的境界,而对布景、道具却异常简单,然,凡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容易接受,原因是其唱词及表演极具形而上内涵,能与听戏者产生共鸣。同样是从宏观上把握的,这也是少年儿童没有社会经验不愿听戏的原因。
    中华民族正是有了对道即宏观的认识和把握,长久以来,道成为中华民族须臾不能离开的魂了。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是中华民族大智慧之根源。《大道运行论》谓:“中华民族一旦离开了道体,离开了道的精神,魂体分离,或魂不附体,也就不成为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了;同样,中华民族一旦离开参天地化育的道的博大精神,整个民族都一味地去追求经验实在,追求感官刺激和物欲满足,置天下大道而不顾,置国家社稷而不顾,只是汲汲于个人安危,戚戚于自我得失,奴于利,役于物,那也就不是一个高大、文明的民族了。”
【注6】由于今日对道的认识被曲解神秘化了,使今人无法完全明白无误地懂得道的内涵,无法清楚自觉地去应用它,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到的东西不能很好地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很好地感觉它。”所以,对道的理解也就是对宏观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古代作诗填词对把握宏观的要求是严格的,一旦把握到了题目的宏观,写出来的诗词才算好诗,一首好诗或好词一般不易被后人超出,原因是好诗好词已将所写诗题目的宏观把握到了,后人如想超过它,就必须在所写诗的题目或意境上突破前者已把握到的宏观。如何算突破,现举一例以飨读者。如登高望远,有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层楼是其登高的高度;其次,有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揽众山小”,登上泰山的高度,这要比一层楼高的多,在此对“更上一层楼”有所突破;三者,有毛泽东的“背负青天往下看”,这个高度就将前两首诗的登高望远的宏观全部给突破了,并且意境也深刻的多:一层楼,泰山,背负青天,三者相比,谁高谁低是一目了然的。说明毛泽东把握宏观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比古人要高明的多。,尤其是他集最高领导人与谋士于一身,既拥有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和身份,又具备了谋士的韬略,故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对把握宏观的方法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他可以预见到未发生但将要发生的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由于他能站在宏观的高度看问题,因而能比常人早早地看到将要发生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害关系,故具有惊人的魄力和胆识,他对战争高度的宏观的把握,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把握宏观的能力,从诗句上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也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强调作诗填词、写文言文的目的所在--训练把握宏观的思维能力。

    现今许多学者喜欢用佛教中的顿悟来说明中国哲学方法,这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误解。如,有学者论道:“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注7】的确,把握宏观,是需要一个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思考、对比的过程后才能达到,把达到和把握到宏观的这一刻称为顿悟,是不合乎这个过程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或否认哲学方法的作用的。现代宗教传教者在布教时,会引用许多现代科学的时髦名词来迷惑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让人们听后愿意入教,而不是教人们如何运用哲学方法去认识事物与研究事物,他们对各种事物又都给予神秘化来回避人们追根问底的疑问。在此只是提醒一下读者:哲学方法和宗教是不同的!
    就中西方哲学方法哪一种是直观而言,整体观方法论是戴不上直观的帽子的,因为整体后有了观字,就具有形而上的内涵,直观的本义指的只是对事物具体形象的形而上认识,虽然也有观字,但它注重的是具体事物,与整体观注重的宏观在质上是不同的。还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对把握到的事物宏观,还用了其独特的形象化方法加以表述,早已脱离了直观的内涵。所以,黑格尔就不承认中国哲学方法是直观的,他认为中国哲学“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
【注8】认为中国哲学方法是直观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贬低中国哲学方法,因为中国哲学方法追求的是把握事物的宏观,靠直观是无法胜任的,是无法达到中国哲学方法把握宏观的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愈是追求经验实在,对形而上的大道本体的存在也就愈是不能理解,愈是把它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凡此都忘记了哲学的一条根本法则,那就是抽象,在抽象中寻求宇宙万物普遍法则的存在。”【注9】哲学方法摆脱了直观的内涵,才也才可说真正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整体观方法论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方法,它要求从宏观上去把握和认识事物,早已脱离了直观的束缚。在这点上,黑格尔不承认中国哲学方法中有直观的成份是对的。
    把握宏观的方法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哲学方法中主要的内涵,所以,古人非常喜爱这样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尤其在先秦诸子中更显示出他们对它的偏爱。几乎无人不谈道,无道不成书。那种认为古人是简单的、愚笨的,古代的东西只是些经验实在的,毫无哲学可言的论调,至今仍在许多学者和国人中起着误导作用。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智慧是个哲学方法的问题,不是头脑聪明不聪明的问题。古人认识到的许多事物,就是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没有被超过,并且还在应用,如中医学,物候学、古天文学。加上诸子及历代学者对道的论述即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论述,以及古代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均证明着古人不但不是愚笨的,尤其在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上是超前走在今人前面的。
    古人的高明正说明他们对哲学方法的重视和这套哲学方法给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为我们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疑古学派总是怀疑中国文明史,总认为古代文字记载是不可靠的。总认为古代人类是愚蠢、无知,而不相信他们会有那么高深的文化知识,不相信他们在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会超过我们,不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高明,孰不知古代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及所达到的思辨境界至今是现代人相形见绌、望尘莫及的。”
【注10】今人不理解古人,主要是教育的西化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哲学方法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故在教育上注重教授古代人类思想的精华,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及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代代相传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
    现今全盘西化的结果,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失落,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已近无人知晓的境地。如果中华民族的大智慧真的失落,中华民族真的该成为魂不附体的民族了。我们要大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大讲中华民族独特的、给人以智慧的哲学方法,是必要的。
    智慧与知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而在今天这二者被偷换了内涵,许多人不明白知识与智慧的区别,“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以经验实在之道代替形而上之道,所追求的只是知识而不是智慧,只是物的实在而不是它的文化哲学意义。”
【注11】由此而知,知识只是属于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经验实在,而智慧则是脱离了具体事物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只有中国哲学方法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在今天,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教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全盘西化,中华民族这个智慧源泉有断流的危险,现在,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被重新挖掘出来,需要对它们重新认识,可以说泉眼已被找到,剩下的是造渠开河的大工程了。这个大工程就是要进行以教育为主的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
    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实际指的是中国哲学方法,它与一般的知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哲学方法与具体知识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或注重知识而忽视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当今社会的时髦,我们现在经常被西方学者的观点所左右,西方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本身就带有偏激的成份,它忽视了哲学方法的力量,将哲学方法排斥在知识之外,造成了人们只注重知识而忽视哲学方法。司马云杰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写道:“给‘道’剃个光头,也就没有哲学意义可讲了。而且老实说,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桌子就是桌子,板凳就是板凳,算不得哲学,它只是一种知识。因此,它愈是清除道的形而上学,也就愈不是哲学,或者说也就愈不是富于哲学意义。知识愈发达,而智慧也就愈下降,遇到非经验实在的真理性,它也就没法解决了。人只会追求物的经验实在,只会追求具体事物的是是非非,不能从宇宙法则秩序中领悟到人生之理和价值准则,不能把复杂纷纭万象的存在会通大道,也就只会追求物质实在而变得畏畏缩缩,没有道德精神了。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机械唯物论、实用主义哲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汇合在一起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也就把中国大道运行、周行不息的文化价值哲学精神淹没在赤裸裸的物质实在之中了。大道哲学的精神丧失了,人也就只会停留于经验实在和物欲满足了。”
【注12】所以,在学习与掌握中国哲学方法时,一定要摆正智慧与知识的关系,有了智慧,也就是掌握了哲学方法,那么才会有不断的创造性和对具体事物的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时所获得的知识,就比忽视了哲学方法的独立知识要高明的多,它是智慧与知识的结合,这才是最有力量的。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关键就在于有思想或抽象思维能力,一个正确的符合宇宙规律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根,只一味强调对物的直观的知识而忽视和小看哲学方法这个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实际上是在倒退,人类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主宰,就在于有了哲学方法这个法宝。所以,真正有力量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象征人类智慧的哲学方法。当然,真正去研究哲学方法的只是少数人,而多数人是不去专门研究和学习哲学方法的,但是,不研究和不学习哲学方法的人并不是就不用它,因为文化的关系,在汉字中就载带着中国哲学方法的内涵,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古代传说中、寓言故事中获得这套哲学方法,去指导日常的工作、学习或者称为谋生,但这只是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的。《易经》中对此有一精辟的概括,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意指大多数人在用这套哲学方法却不知道,这也表明古人对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太清楚不过了。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国古代为什么首创性与原理性的发明与发现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是因为百姓都会用这套方法。许多发明看似简单,而且是普通百姓创造的,如果没有哲学方法潜移默化的指导,是难以获得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要有载道和贯道的内涵,是因为这样能使受这文化影响的人无形中获得这套哲学方法,因而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发明既多又广,显示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
    由于宏观包容了万物,因此在宏观中是分不清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的区别的,这是宏观的本质特征。所以,古人又将道喻为一,一切均在一之中,只承认阴阳互根、阴阳相合、和为贵,而不承认阴阳对立斗争。从整个宇宙来看,也同样如此,斗争是暂时的,合和是永恒的,因为阴阳均在一之中,从宏观上看,它们是合为一体的。过去讲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均是在排斥一的前提下论述的,一分为二,即是一分为两个,这个一就不存在了;和二为一,即是两个又合在一起成为一,二又不存在了。这样就把宏观的一降为微观的一、具体的一了。抽掉了宏观去讲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过类似的辩论,谁也无法说服谁,于是便斗起来了。如果将它们置于一这个宏观之下再来看分与合,就不会有斗争的内涵了,而只是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待关系了,这是对二元论中只强调对立斗争概念的否定。
    因为在二元论中,对立斗争是作为永恒的真理对待的,而在中国哲学方法中,则讲究和为贵,其意是指万物均是在一这个宏观之中,是合和的,虽有斗争,但是相对的。古人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注13】认识到在宏观下不同事物本身就是共生在一个时空中的,只有不同事物的和才有新意、才有发展、才有继承、才有延续、才有相互作用、才有相互促进,而同一的或同性的事物在一起,则只能是数量上的增加,却不会有新事物产生而无法延续,故不继。异性相吸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把这种法则称之为对立斗争是可笑的。在中国哲学方法中之所以不分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是依据自然法则而来的,如果将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分开对立起来,在中国哲学方法中就是走到了极端,实际上是将宏观给丢掉了。
    在人类的认识中,是无法将灵与肉、唯物与唯心截然分开的,从把握宏观这个方法说,它必须要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握到,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具体的物,因而就被一些学者斥为是唯心的,如有学者认为“道是非物质性的东西,自然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注14】,即凡是属于形而上内涵的均可以给戴上唯心的帽子,甚是容易而不费脑筋。并且,在对待道即宏观上,许多学者也像上述学者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竟然可以忽而给道戴上唯心的帽子,忽而又给道戴上唯物的桂冠,这就是在对待老子学说的令人茫然的举动,也说明他们无法认定道倒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证明了中国哲学方法是不去区分唯物和唯心、灵与肉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是顺其自然的。将道分来分去,连这些学者看来也给分糊涂了,对道进行唯物与唯心的划分完全是根据这些学者主观的意志为准,那么这种主观意志属于唯物呢还是唯心呢?一言以弊之,凡是将事物分成唯物与唯心、灵与肉的,均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潭,这是一种貌似严谨实质混乱的带有诡辩性质的方法,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何事物妄加评论,并可以按己所爱及所恨施与唯物与唯心的帽子。
    例如,在《中国哲学史》
【注15】一书中,对老子的道的论述就是如上一样随心所欲的,其中第四章有关老子的论述,在不同版本则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一版中,标题为“老子唯物主义体系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在其后的一版中改为“老子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其第三节标题也将“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道”改为“唯心主义体系的核心--道”。为了清楚起见,各从其中摘取一段以示读者对比。“老子反对天道有为的神秘主义思想,提出‘天道自然无为’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此给老子的道戴上了唯物的帽子;“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构成了他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核心。‘道’本来是人走的道路,经过引申而具有规律的意思。如‘天道’一词,在春秋时期已是指天象运行的规律,也有时包括人生吉凶祸福的规律的意思。老子吸取了‘道’的这些涵义,加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使之神秘化,把它说成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和最后源泉。”在此又给老子的道戴上了唯心的帽子。同是一个作者,同样是对道的论述,就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二元论的本质,可以忽左忽右,而无一肯定的结论;在另一本有关中国哲学的专著中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也是对老子的道忽而认为是唯心的忽而又改为是唯物的,书中这样写道:“也有一些论点,我自己的见解前后有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关于老子宇宙观的本质的问题。在本书中,我把老子所谓‘道’解释为最高的理,也就是把老子的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解放以后,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老子学说的本质应该以其反对宗教观念这一方面来考察,而老子所谓‘道’应该理解为原始的混然不分的物质存在的总体即混然一气。所以老子的宇宙观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注16】这些现象说明我们的学者受二元论方法的影响是深刻的,不可救药了。
    在此,还要对宏观与微观、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内涵解释一下,以免读者对中国哲学方法中的一些概念发生混乱的认识。宏观是指能概括一切事物的最高的、无形无体的形而上内涵,属于形而上范畴;宏观又是分层次的,物物均有宏观,但层次是不同的,俗话说,大道理管小道理,不同层次的宏观可被它上一层次的宏观包容,最高的宏观则包容各个层次的宏观。这各个层次的宏观,对大宏观来说,就是微观,它是被大宏观包容的。微观也属形而上的范畴,在此不要忽略。现今对一元论与二元论的认识均是来自西方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应该属于一元论的,但是它与西方哲学方法中的一元论有相当大的区别,所以在论述中回避了对它的论述,免得发生混乱。一元论应该是不分灵与肉、物质与精神、唯心与唯物的,但在西方哲学方法中则不是这样,它的一元只是指一个因素,如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均属于一元论,因为物质或精神在此均代表一个因素,故实质上这种一元论是二元论的翻版;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是由物质与精神共同组成的,但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而整体观方法论所说的一元论,则是以宏观包容了所谓的物质与精神,在宏观下是分不清物质与精神的,也是不用去分的,这样的一元论与西方哲学方法的一元论在本质上根本不同,如果对中国哲学方法也用一元论来概括,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所以干脆不用倒比用好。对中国哲学方法的概括还是以中国哲学方法自身的概念来概括为好,故叫它太极论最为恰当。
    总之,整体观方法论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为核心,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治学治国须臾不能离开的内容了。古人是以道来表示宏观的,道执一而驭万。由于用道来表示宏观,具有形象化内涵,当对古人对形象化方法的应用和习惯的教育方法弃之不用后,这种用形象化来表述宏观的方法也就随之一同被丢弃,使今人无法弄懂道的涵义。现在,形象化方法已被认清,给道一个符合它真正的内涵--宏观,再去看道,蒙在道上面的面纱被揭去,古人对道的论述和道的概念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哲学方法因而可以成为广大中国人或关心它的人学习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高潮也就会早日到来。

注释:
    1。《中国文化概论》第180页,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类经图翼》明。张介宾著。
    3。《大道运行论》第5页,司马云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管子·心术》。
    5。同3,第41页。
    6。同3,第39页。
    7。《中国文化概论》第314页,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哲学讲演录》第32页,黑格尔著。
    9。同3,第262页。
    10。同3,第110页。
    11。同3,第56页。
    12。同3,第57页。
    13。《国语?郑语》。
    14。《中国传统哲学》第65页,周桂钿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
    16。《中国哲学大纲》第8页,张岱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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