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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乔:“中国”一词的起源 
作者:[子乔] 来源:[] 2006-06-09
                            (一)
 
「中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名称,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最初却不是作为国家名称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国」的本义。
 
「中」字见于殷墟卜辞,形状像有旒的旗子,这是它的本义。商王有事,常立「中」以召集士众,众人围绕在「中」的周围听命,故「中」又引申为中间的「中」。「国」字本作「或」,最早见于西周初的金文,后孳乳为「国」「或」字,《说文》解为:「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地也。」这个解释长期以来没有异议,但现代古文字学大师于省吾先生、陈梦家先生都不从此说,认为「或」字初文为「〔回弋〕」,「回」是「邑」的初文)。于省吾先生进一步认为,「﹝回弋﹞」字讹变为「或」的过程是:「回」的左右两竖被省略,而「部的横划向右延长,以为戈字中部的横划」(按:见于省吾《释中国》,为网上阅读方便,注释均在文中进行,下同)。不管哪种解释,「或」字的本义是邑、城,「国(或)」就是「中央之邑」。我们可以推断,它最初是对首都的称呼,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后来才逐渐被赋予地理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词使用,从实物看,最早见于周成王五年──也即周公旦摄政五年、公元前1038年──所造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引用周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或,自之□民」。该器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从文献看,则最早见于《尚书》、《诗经》等古籍。《尚书.梓材》云:「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其内容也处于周公旦摄政时代。《诗经.大雅.荡》云:「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裼谥泄 苍挂晕 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于中国,覃及鬼方。」据说是周厉王时代(前877年─前841年)的召穆公所作。《诗经.大雅.民劳》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者据说也是召穆公。这些文献的具体形成时间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一般认为确实是西周的作品。其中《梓材》似乎最早,所依据的很可能是原始记录,据顾颉刚先生考,它和《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一样,思想和文字都是可信的。(按:何尊的出土时间,杨宽《西周史》等作1963年,许倬云《西周史》等作1965年,白寿彝《中国通史》作1956年,实令人费解,盖展转引用所致。诸书取1963年者较多,故从之。周成王五年为公元前1038年,是由「夏商周年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表》算出,本文凡涉及年代问题,均从此表。)
 
可见,「中国」一词至少在周武王时代就有了,这是有实物证据的。而从上引《诗经.大雅.荡》中文王的话来看,似乎还可追溯到文王时代甚至更早些,这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对于一种事物,有其称谓往往比见诸文字要早一段时期。但是,我们在同时期的殷墟卜辞中还没有发现公认的「」字,更无连用的「或」一词。所以「国」应是周人的说法,而非商人的说法。不过商代已然有了明确的「」的概念,用以与四方、四土相对。只是这个「中」,更多表现为行政区划上的概念,卜辞中有「商」一称,据陈梦家先生考,正在当时的首都殷(河南安阳)。而商周之际的周人所言之「中国」,其地理意义则十分明显了。下面让我们从《何尊铭》以及相关文献来分析一下,当时周人心目中的「国」是指哪里。
 
(二)
 
我们先看看《何尊铭》中的「中国」。《何尊铭》共122字,全文如下(无法输入的字,用两字拼接或通用字代替,以[]表示。)
 
以后世通用字表示则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于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
 
铭文大意是:王初次亲政,来到成周(洛邑)居住,并在天室祭祀武王,祈求赐福。在四月丙戌日,王在宗庙的大室里告诫同宗的年轻人说:「你们已经去世的父亲当初能够辅佐文王,于是文王承受了灭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后,就在庙庭告祭上天,说道:『我将居住在这天下之中,从此治理人民。』你们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见识,但你们要效法父亲,像他们那样有大功于上天。你们要通晓我的命令I恭敬地祭献你们的父亲吧!」王有礼有德,顺从天意,开导了我的愚钝。这是王的全部诰词。何被王赐予贝三十朋,用来作了祭祀庾公的贵重礼器。祭祀的时间是王的第五年。(按:据杨宽《西周史》、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何尊铭》的释读向来有歧义,主要集中在第四个字上。这里采用杨宽先生的说法,训为「升登」,即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登王位亲政。何即成王训诰的「宗小子」,庾公当是何的父亲。)
 
这里的「中或」何指?从铭文的背景看,当是指成周洛邑。成王诰诫宗小子时引用武王的话,旨在表明目前在洛邑营建新都是禀承了武王的遗志。武王克商之后,为了统治商人,就有了在东方建都的想法,他在返回周都丰的途中,在洛邑作了一翻考察,决定在此营建新都,并托付给弟弟周公姬旦。《逸周书.度邑》云:「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征厥献民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曰:『呜呼,旦!......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雒□延于伊□,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其大意是说,武王因为还没有建成能够得到上天保佑的新国都,忧虑得彻夜不眠,他对弟弟姬旦说:想要平定这些殷人,只有依赖天室,而洛邑风水很好,离天室近,适合建都。「室」是祭天的场所,这里特指嵩山(嵩山很高,是祭天的最佳场所)。又《逸周书.作雒》云:「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些记载和「余其宅兹中或,自之治民」是相合的。因此,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中国)当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转引自周书灿《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P14);上古史专家杨宽先生说:「谓『中国』就是四方的中心,即指洛邑」(《西周史》P507);金文专家王文耀先生也认为:「中国」指西周时以成周洛邑为中心的区域。」(《简明金文词典》P53)
 
但是,称「中国」指洛邑,似乎还不够明确。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仅仅指洛邑,至多包括其附近区域(下以「洛邑一带」称之),而不包括其它地方;也可以理解为:洛邑一带属于「中国」,而「中国」却不仅限于此。显然,《何尊铭》并不支持第一种理解,它只反映了洛邑一带属于「中国」,而并不能划定「中国」的全部范围,而第二种理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商周之际,周人心目中的「国」并非仅限于洛邑一带,而应该包括从安阳到伊洛流域的广大区域,即今河南北部黄河沿岸以及邻接的山西东南端、河北南端、山东西南端这一区域,也就是此前商人的势力范围(商王的直辖区)。也不限于牧野之战前商的王畿,因为此时的商畿在周的挤压下已然缩小了许多,比如沁阳一带曾经是商王的狩猎区,而在文王时已然为周人控制。这一点在文献中多有反映。《尚书.梓材》云:「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其)疆土于先王(指武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个「中国」显然不限于洛邑一带,而是指文王、武王两代人伐商及其属国所征服的地区──文王在世时,已然攻克了商畿周围的黎(山西长治)、 (河南沁阳)、崇(河南嵩县)等战略要地──这正与我们上面划定的区域相吻合。《诗经.大雅.荡》云:「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慆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于中国,覃及鬼方。」这个「中国」,小而言之,是指当时商的首都,大而言之,即是指商人的整个势力范围。《左传.昭公九年》云:「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周大夫詹桓伯的话。其中,魏在今山西芮城,骀在今陕西武功,芮在今陕西大荔,歧在今陕西扶风,毕在今西安附近,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商奄在今山东曲阜,巴在今重庆,濮在今湖北、重庆、湖南、贵州交接地区,楚在今湖北秭归,邓在今河南邓州,燕在今北京,亳在今河北中部的易水流域。这些东西南北四土所围成的「中土」即「中国」,也正与我们上面划定的区域相吻合。可见若仅以洛邑一带为「中国」或「中土」,那也显得周人的眼界太狭小了。(按:其中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大致范围可信。如肃慎远在东北,而周人将其纳入北土,就是出于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态。《国语.鲁语下》引用孔子的话说:「昔武王克商,信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 甘 e,其长尺有咫。」《书序》云:「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这些恐怕就是周人将肃慎纳入北土的依据,但是这些进贡、道贺的行为不足为凭的。)
 
(三)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回头讨论一下武王「廷告于天」的问题。显然,武王「廷告于天」的地点是在「国」范围内的。这个地点在哪里呢?是在洛邑一带呢?还是在其它地方?说它就在洛邑一带,是一种有根据的解释,与《何尊铭》的背景相合。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解释与《何尊铭》中「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句话不十分相合。这句话表明,「廷告于天」是在「大邑商」之后不久进行的。而且,所谓「告」不是普通的宣告、告诉,而是一种祭祀活动,叫「告祭」,殷墟卜辞有「酉卜,召方来,告于父丁」,「廷」也不是普通的廷堂,而是祭祀场所,「廷告于天」就是告祭上天的盛事。我们似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武王在克商后不久,曾到洛邑一带进行祭祀。
 
有学者引《利簋铭》、《天亡簋铭》试图证明,武王在克商后的第十二天曾到洛邑附近的嵩山举行祭祀,并认为即是《何尊铭》「廷告于天」所指。「利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知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铭文32字,记录了武王克商的史实:「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易(赐)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檀]公宝尊彝。」(据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亡簋」又名大丰簋,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歧山,铭文78字,压韵,记述了武王在「天室」祭祀文王和上帝的情形:「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 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 )上帝。文王见(监)才(在)上,不(丕)显王乍(作)相,不(丕)肆(勤)王乍(作)唐(赓),不(丕)克气(讫)衣(殷)王祀!丁丑,王乡(飨),大宜,王降亡勋爵复囊。隹(唯)朕又(有)庆,每(敏)扬王休于尊白(簋)。」(据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P58)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下编第三篇(宋镇豪执笔)中认为:「武王在商都没有逗留多久,大概戊辰立政之后即班师西归。《利簋》铭记有三日后『辛未,王在阑师』。其地据说在郑州管城一带,已属西归途中。在过四日后乙亥,回师进入伊洛地区。《天亡簋》铭云;『乙亥,王有大,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二日后『丁丑,王飨大宜。』天室在今河南登封县北的嵩山,一名太室山,位于洛阳东南70公里处。......《何尊》铭......所记一事。」(P528)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认为:「王时期的天亡簋正好可证明周武王曾登天室山进行过祭祀......因为此句下正好有一『降』字,记述了祭祀天室山之后的下山情况。若把『天室』当宗周太室讲,这一『降』便不好理解。」(P69)以上说法窃以为值得商榷。
 
「天室」并不是嵩山的专称,其本义是用于祭上帝天神的宫室如明堂(另说祖庙中央之室,两说无大异,周人常以祖先与上帝同祭,称「配」),上古「天」、「大」通,故又称「大室」,而「」是「大」的后起分化字,故「太室」亦即「室」、「室」。《君夫簋铭》云:「王在康宫大室。」《尚书.洛诰》云:「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裸。」《礼记.月令》云:「子居大庙大室」《□梁传.文公十三年》云:「大室屋坏者,有坏道也,讥不修也。大室,犹世室也。周公,曰大庙;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宫。」《左传.昭公十三年》云:「(楚)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这些「大室」、「太室」显然都不是指嵩山。而嵩山主峰之所以有「室」、「室」之名,是因为这里很高,经常用于祭天,是一种特殊的「室」。故单凭「室」二字,并不足以确定是指嵩山(上引《度邑》中的「室」,据上下文可知是嵩山)。而《利簋铭》与《天亡簋铭》所反映出的时间顺序,我认为不能排除是巧合的可能,武王在克商后四年才去世,「乙亥,王有大丰。」不一定就是在克商后的第十二天。另外,我们从武王克商后的日程来分析,他在克商后第十二天到嵩山祭祀的可能性并不大,如下(甲子日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01甲子:克商,命太公望伐方来。(据《利簋铭》及《逸周书.世俘》)
02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纣宫。(据《逸周书.克殷》,社祭当在此后两三日内进行。)
03丙寅
04丁卯:太公望告捷。(据《逸周书.世俘》)
05戊辰:祭祀上天和文王,颁布政令。命吕他伐越戏方、侯来伐陈、百□伐卫。(均见《逸周书.世俘》)
06己巳
07庚午
08辛未:在郑州附近。(据《利簋铭》)
09壬申:吕他归来告捷(据《逸周书.世俘》)
10癸酉
11甲戌
12乙亥:到嵩山举行祭祀?(据《天亡簋铭》,存疑)
13丙子
14丁丑:举行犒赏仪式?(据《天亡簋铭》,存疑)
15戊寅
16己卯
17庚辰
18辛巳:侯来归来告捷。(据《逸周书.世俘》)
19壬午
20癸未
21甲申:百□归来告捷。(据《逸周书.世俘》)
 
可以看出,武王在戊辰日立政之时,发动了对商朝余部及其属国的征讨,到甲申日才告一段落,其所伐诸地,越戏方在今河南巩县,陈在今河南淮阳,卫即韦,在今河南滑县。显然,《利簋铭》中的「未,王在阑师。」并非说明武王已在西归的途中,因为此时战事还未结束。「阑」字据于省吾先生考,是「管」字的初文,在今郑州附近,正是上述所伐三地的中间,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王克商之役,采取了集中精锐,攻其一点,出其不意,速战速决。虽然很快占领了商都,但商朝及其属国在首都南、北、东三方的兵力仍然很强大,一旦吕他、侯来两路兵败,敌人反击,占领了阑地,势必切断武王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敌。因此武王才从商都来到阑地,亲自扼守这个战略重镇,同时也便于策应各方(「师」就是阑地的驻军)。在这种局势下,武王会在乙亥日跑到嵩山去进行祭祀吗?这是颇值得怀疑的。至于对《天亡簋铭》中后一个「降」字的理解,关键在于「勋」字的隶定。「勋」字有人隶定为「得」,断句作「王降。亡得爵」(「亡」即天亡,人名),这样,「降」似乎就是下山的意思。可是从铭文原字从贝从力这点看(见图),还是应隶定为「勋」,连读为「王降亡勋爵」,「降」即赐予也。《叔向簋铭》:「降余多福。」《尚书.金滕》:「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等同此。
 
闻一多先生曾以《天亡簋铭》「有大丰,王凡三方。」与《麦尊铭》「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比较,认为前者之「」通「泛」(又作「? ,谓武王泛舟于辟雍的池中。其说未必无据。《史记.封禅书》云:「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是《天亡簋铭》所记「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 )上帝。」(以殷礼祭祀武王光明正大的父亲文王,同时祭祀上帝)又《大戴礼记.明堂》云:「堂者,古有之也。......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文王之庙也。」可见,《天亡簋铭》所记很可能与嵩山无关,其「天室」当指宗周明堂一类的祭祀场所。即使「天室」是指嵩山,「亥」也不大可能是克商后第十二天的乙亥日,与《何尊铭》所记「廷告于天」不是同一件事。所以,说武王「廷告于天」的地点就在洛邑一带(嵩山),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根据的可能,并不能成为定论。
 
那么,武王「廷告于天」的地点有没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呢?从《何尊铭》「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句看,窃以为不能排除在「大邑商」之内的可能。「大邑商」一称见于殷墟卜辞,其地望众说纷纭,陈梦家先生认为在今河南沁阳附近,而董作宾先生等认为在今河南商丘附近。其实,「大邑商」很可能并非确指一地,而是某几个商人的重要据点──或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或祭祀中心──都可称「大邑商」。而《何尊铭》中的「大邑商」,大而言之,是指武王伐纣时商朝的王畿,包括首都殷(今河南安阳)、别都牧(今河南淇县),以及这周围的汤阴、内黄、邢台一带的商人重镇,小而言之,很可能就是指别都牧邑。牧又称[土母]、□、妹,春秋以后称朝歌,是商自帝乙以来的别都。牧野之战前夕,纣王正居住于此。牧野即牧邑之野(按:「牧」字有些书印作「沫」,误)。殷墟卜辞中又有「大邑商」一称,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商人的祭祀中心,在汤阴附近,是否「大邑商」之讹,还有争议。河?甲时代的首都相,在内黄附近。祖乙时代的首都刑,则在邢台附近。这些都是商人的根据地、当时商王的直辖区(属于我们前面划定的「中国」范围内)。文献中记载了不少武王克商后在商畿内举行的告捷、祭祀和表明自己天下之主身份的活动:
 
 
《逸周书.克殷》云:「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王。散宜生、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这是说,在克商后第二天,武王开始建造祭祀土地神的场所、修复商的王宫。到了选定的日子,武王举行社祭,宣告「革殷」是出于天命。(此段亦被《史记.周本纪》引用,文字略有不同。)
《逸周书.世俘》云:「戊辰,王遂 ,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这是说,在克商后第五天,武王祭祀了上天和文王,颁布政令,派遣大将继续追剿商军残部、讨伐商的属国。,就是烧柴祭天。晋孔晁注:「日立王政,布天下。」
 
《逸周书.商誓》云:「王曰:『嗟!尔众!予言若敢顾天命?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今惟新诰命尔!......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肆小子发弗敢忘天命。......敬诸!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予则咸刘灭之。......其斯一话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乃敬之哉!」这是说武王在殷都告诫商的旧臣和贵族,大意为:纣王昏庸暴虐,我灭商是秉承天命。罪在纣王一人,与你们无关。你们都要听命于周,否则我将杀死你们。我虽然要回到西土,但如果你们不听话,我还会回来征讨你们。你们可要注意了!
 
如果我们把《何尊铭》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治民。』」这一句置于上述文献所体现的环境中,诚可谓上下通畅,天衣无缝。大概是武王攻克商畿后,有了在「中国」营建新都以治理殷民的想法(因为当时的周都丰在西方,距离太远),并在祭天时当众宣告。后来他返回周都途径洛邑时作了一翻考察,认为这里适合建都,就将此事托付给弟弟周公旦。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到了成王五年,在洛邑营建新都的计划付诸实施,实现了武王「宅兹中或,自之治民」的遗愿(「中国」并非确指一地,洛邑、商畿都在「中国」范围内。)
 
(四)
 
为什么周人会把今河南北部黄河沿岸以及邻接的山西东南端、河北南端、山东西南端这一区域看作「中国」呢?因为这一区域是历史上夏人和商人建国的地区,而周人自认为是夏人的后裔,同时又是商人的附庸。
 
夏末的国都正在伊洛地区。《逸周书.度邑》云:「雒□延于伊□,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今三川实震,......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三川」指周都镐京附近的泾水、渭水、北洛水──是陕西东部之洛水,不是河南西部之洛水)《史记.吴起世家》云:「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而周人与夏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国语.周语上》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宫,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是说周人的先祖曾世袭虞夏二朝的「农业部长」,到不 这一代,夏朝衰落(当是商人灭了夏),他就逃到了戎狄地区。可知商代的周人(周族)是中原夏族移民与西北戎狄部落融合的结果,所以周人有时也自称为「夏」。
 
(按:周人说「夏」有时是自称,有时是称呼商以前的夏朝,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如,同是《尚书.立政》:「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如《尚书.召诰》:「相古先民有夏,......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等等。这些「夏」明显是指商以前的夏朝。)
 
商人的活动范围也正在这一区域。汤灭夏前,居于今山东曹县,是为「北亳」;灭夏后,就把首都迁到夏都即伊洛地区的偃师,并把「亳」的名称也带过来,是为「西亳」。这些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所证实。二里头遗址分四期,第三、四期有显著的商文化特征,被认为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与三、四期有很大的区别,被认为是夏文化;第三期有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被认为是商汤灭夏并迁都于其地的反映。此后,商人又先后迁都于嚣、相、耿、庇、奄、殷等地,分别在今河南荥阳(另说郑州)、河南内黄、河北邢台(另说河南温县)、山东郓城、山东曲阜、河南安阳。自盘庚把国都迁到殷后,两百多年未再迁都,仅帝乙、帝辛(纣王)两代君主居于别都□(河南淇县)。以上地点,除曲阜稍远外,基本都在我们前面划定的「国」范围内(关于商人迁徙的地点,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有详细叙述,见第四章第四节、第六章第一节)。
 
克商前,周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水平都一直落后于商。杨宽先生说:「稷神话反映了周族的原始社会情况,那时正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位父系氏族制度,同时周族的经济生活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时正当商代前期,它比中原地区先进的夏、商等族,还是落后的,还是要被看作戎狄的。」(《西周史》P27)商代后期也是如此,《诗经.大雅.绵》云:「公覃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史记.周本纪》云:「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公覃父即文王的祖父,他在迁都歧山周原以前还像戎狄一样居住在洞穴里,到周原后才开始建造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又《尚书.无逸》云:「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可见文王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是一位氏族酋长,而商族早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在青铜器制造方面,周人的技术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王玉哲先生说:「们若把商末的青铜器和周初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典雅,后者的粗糙,周人借用和模仿商人文化的痕迹历历可ㄐC」(《中华远古史》P473)杨宽先生也认为:「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没有陶鼎,可知周人的铜鼎是从商文化中学来的,这种铜鼎正是商代的样式,与殷墟的铜鼎形制相同。《西周史》P53)(按:《史记》从《诗经》称「古公覃父」,并省称「古公」是不对的。「古」是「古时候」的意思,用于凑字,不是人名的组成部分。「公」是尊称,「父」是美称,「覃」才是本名,公刘、公非等同此,故应称「公覃父」才是。)
 
商王武丁在位的时候,以武力征服了周人,从此周人便依附于商,把商当作宗主国侍奉。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常见有关周的记载。其内容或令某族某侯伐周,如「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璞字训伐);或占卜周进贡的巫师和美女,如「贞:周氐巫」、「贞:周氐<女秦>」(氐字训致,<女秦>是美女);或给周下命令,如「令周从行止」;或占卜周有无灾祸,如「方弗其有祸?」。这反映了周从被征伐到被征服,再到与商建立起密切关系的过程。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时,周王季历替武乙征讨不顺从的鬼方,取得胜利并得到武乙的赏赐:「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文丁四年,季历被任命为「师」即诸侯之长,继续讨伐戎狄。后来季历的儿子文王又被商纣王册封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替纣王去征讨反叛的诸侯。《吕氏春秋.顺民》云:「文王处歧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这些都表明了商周之间是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
 
以上记载透出的情况是,虽然周族的领导阶层是中原夏族移民,而其族众却大都来源于戎狄部落,故习俗近于戎狄,称其是戎狄的一支,也未尝不可。周族虽然比其它戎狄部落先进(有文字),但比起中原的商族,还是落后的。周族自公?父起,从戎狄中分化出来,在与先进民族商族的交往过程中,文明程度遂不断提高。周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即使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仍然以商为「大邦」以自己为「小邦」,如《尚书.召诰》云:「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尚书.大诰》云:「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这反映了周人的一种复杂心理,他们一方面有受天命入主中原的自豪感,一方面却有长期寄人篱下的自卑感,而另一方面又想将这种自卑感转化为戡乱时的敌忾和建国时的动力。(按:周人克商前是否有文字,目前尚无定论。周原出土的文王时代的卜辞,有人认为是周人自己的,有人认为是周人克商后缴获的,还有人认为是叛逃的商朝卜官携带到周原的,等等。但是,从「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一句看,公?父时代的周人显然已掌握了刻辞占卜之法。不过这也应该是从商人处学来的,因为从田野考古上看,西部民族素无契龟占卜的习俗,而东部民族早就有了。在河南舞阳县贾湖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了随葬的龟甲,龟甲上刻有符号,风格与殷墟卜辞极其相似,该遗址的年代在距今8000年上下。除随葬的龟甲外,还发现墓主人手持獐牙,这与后世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一致,而不见于仰韶文化中。工艺的传播没有民族界限,而葬俗却不会主动向外族学习。所以,这个遗址的创造者很可能与后世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是前后承袭的同一民族,即古东夷民族。而商族的父系正是东夷部落,可见其契龟占卜的习俗是有悠久历史的。)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商周之际的周人,不论从他们的族源、他们的文化水平还是他们与商的隶属关系来考查,他们把前述夏人和商人的建国区域当作「中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其中商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本文开头已然提到,「中国」的本义是首都,它最初显然是指商的首都而非周的首都,并逐渐扩大到整个商人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周人一直将自己的本土歧、镐、丰一带称为「西土」,而从不以「中国」自居,如(按时间顺序):
 
《尚书.牧誓》云:「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野之战前夕)
《逸周书.商誓》云:「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攻克殷都后)
《逸周书.度邑》云:「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克商后返回周都途中)
《尚书.大诰》云:「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之初,周公东征前夕)
《尚书.康诰》云:「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周公东征胜利后)
《尚书.酒诰》云:「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周公东征胜利后)
至于《诗经.大雅.民劳》:「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国」取其本义(或言狭义),指首都,是行政区划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下文「此京师,以绥四国」可证,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周朝建立后,首都当然指镐京,而不是殷、牧一带了。
 
这样看来,那种认为「中国」最初是指丰镐一带的观点是错误的。如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说:「谓『中国』就是指京师。......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中国』。」事实与葛先生所言恰恰相反,在克商以前,周人心目中的首都即「中国」(本义)显然是指宗主国商的首都殷、牧一带;到克商以后,周人才可能将周王朝的首都丰、镐一带称为「中国」。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我们讨论的是商周之际的情形。随着西周政权的稳固和成周新都的建成,周人心目中「国」、「土」的方位大概也起了一些变化,即向统治中心丰镐(宗周)、洛邑(成周)这边移动了一些,这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如《尚书.康诰》云:「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尚书.蔡仲之命》云:「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这里分别称康叔的封地卫(原商代国都)和蔡仲的封地蔡(河南上蔡)为「东土」。但是,这也有另一种可能──「东土」是相对方位概念,而非绝对方位概念,也即,它是相对于「土」丰镐而言。这两种方位概念在当时都是存在的。如《尚书.洛诰》云:「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尚书.康诰》云:「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这里的「东土」、「东国」明显是指洛邑,「大相东土」就是周公在洛邑一带勘察地址。而同时期的《尚书.召诰》却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也说:「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这里又称洛邑为「土中」即「土」(国土之中),似乎是矛盾的,如周书灿先生就怀疑「国洛」是文字之讹(《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P77)。其实,称洛邑为「中土」,称丰镐为「西土」,是以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为基础划分的绝对方位概念;而又称洛邑为「东土」、「东国」则是相对于丰镐的相对方位概念,两者并无任何矛盾(这不能成为当时的周人以丰镐为天下之中的证据),周先生的说法毫无根据。故将本在「国」范围内的卫地称为「东土」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绝对方位概念。
 
(五)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讨论的结果。「中国」一词是商末周人的发明,从实物看,最早见于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所造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载有武王的话:「其宅兹中或,自之治民。」武王讲话的具体地点目前还不好确定。「中」的本义是有旒的旗子,后引申为中央的「中」,「国」本作「或」,本义是城、邑。「国」的本义就是「中央之邑」即首都。它最初是周人对自己宗主国商的首都的称呼,是行政区划概念;后来又扩大为对商朝直辖区域的称呼,发展为地理概念。但作为首都的本义仍然保留了下来。商周之际的周人,以今河南北部黄河沿岸以及邻接的山西东南端、河北南端、山东西南端这一区域为「中国」。周人的这种观念,主要由自己相对于商朝的落后地位(文化)和从属地位(政治)所决定,另外也可能与自己的祖先夏人曾经在这一区域内建国有关。西周政权逐步稳固、洛邑新都建成以后,周人心目中「中国」的方位有可能向统治中心丰镐、洛邑这边移动了一些。
 
***主要参考书目***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名春等整理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逸周书全译》张闻玉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雅颂选译》陈子展译注(原书残破,版本不详)
《释中国》(论文)于省吾作载于《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西周史》杨宽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增补本)》许倬云着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中华远古史》王玉哲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孙作云着中华书局1966年版
《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周书灿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简明金文词典》王文耀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张亚初编着中华书局2001年版
《殷墟甲骨文引论》马如森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
 
***其它参考书目***
 
《国语译注辨析》董立章着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春秋左传集解》 <晋>杜预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大戴礼记解诂》<清>王聘珍撰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史记三家注》<汉>司马迁着<南朝宋>裴 、<唐>司马贞、<唐>张守节注国学网电子版
《中国通史.第三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王宇信、王震中等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王晖着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统一与分裂》葛剑雄着亦凡公益图书馆电子版
《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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