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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血与土地(之二)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05-08-21

用西方传统的联盟组织原则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如同水中捞月,必将一无所得。在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从西方转向东方,用血与土地融合的原则取代联盟组织原则。中国5000年历史证明:那才是人类统一的正途

 

    北大一位学者曾经问我:一百五十年来,自由、民主、共和已经占据了数代中国青年的心灵,你抛弃了他们,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退步到野蛮时代!

 

 

这里我要反问:在中国没有自由、民主、共和这些政治概念以前,中国是一个野蛮文明吗?至少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不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是这样认为的!除了被工业时代的战火即将摧毁殆尽的西方文明,世界上还有另一类成熟的文明形式——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自由、民主、共和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和普遍福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以法家为基础的东方文明是实现人类长治久安的保证——它的政治逻辑是血和土地的统一。

 

如果我们硬是把西方文明的血液输入到东方文明的体内,就如同将马血输入到了缺血病人的体内,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决定着:我们必须抛弃自由、民主、共和这样的西方政治理念,回归血、土地、统一的东方文明逻辑;正如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所阐释的——只有抛弃了它们,才能得到它们!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种族主义

 

今天许多人片面地认为,种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纳粹的专利,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是种族主义的唯一形式。历史事实不是这样的,以种族形式将人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割裂是西方商业文明的核心,这种普遍的种族主义可以上溯到雅典时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的原因。西欧不同于东亚,在罗马帝国短暂的统一之后,那里从来就没有保证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统一政治形态。当然西欧也是极其落后的,直到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以暴力手段逐步将商业文明的种族主义扩展到全球。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贵族会议拥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最初是终身职。公元前594年,商人出身的梭伦代表新兴工商业有产者的利益实施的改革奠定了后来整个西方价值的基础,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及后来的西方法系。梭伦立法在确立有产者利益的同时,还按全年田产收入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为贫民。并规定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的民众法庭。

 

尽管梭伦同238年后商鞅变法一样废除了世袭贵族特权,但梭伦是把世袭特权转化为资产特权,而商鞅却建立了人人平等的国家功勋制——这一点后来成为东西方文明的分野,也是中华文明先进性的光辉象征!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世界体系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早就发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种族界线划分的跨国分工体系,这一体系不是平等的,而是垂直的等级结构,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民族-国家体系却并不能化约为这二者。现代世界在形成过程中其实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的交叉影响。”

 

如果你观察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按照种族主义实现全球分工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世界体系按照种族大致化分为三个板块,上面是以白种人为核心的资本/技术板块,他们从全球掠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这个板块中唯一黄色人种国家是日本,它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地缘战略需求;中间板块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廉价劳动力板块,这个板块在种族上不太纯洁,拉丁美洲国家曾一度进入这一板块,但现在它被剔除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出于战略的考量,中国也可能被剔除(尽管中国有经济学家主张我们要立志当孙子),下一步这个板块的中心可能移到南亚,要知道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比中国还便宜;最下端是资源板块国家,它的种族成份更为复杂,因为丰富的资源分布于世界不同种族的地区。

 

有许多人中国人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种族主义大惑不解,只有亲身经历才会体验到它是现实存在的,它服务于一个复杂世界体系。美藉华人胡红星博士是在1990年就加盟了通用汽车公司,后又回到中国任意大利马瑞利动力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曾讲过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去安徽奇瑞汽车公司访问。奇瑞的尹总托我从北京带份东西,这和公司业务一点关系没有。没想到,我刚把东西交给尹总,公司中国首代就把我叫到一边,阴沉着脸追问道:‘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让人刺心得疼!首代是个法国人,在中国混了好几年,会讲几句生硬的汉语,这在中国客户面前是很能让人开心的。但和他处久了,就明白了,他骨子里对中国人是小看的。在外企工作,一不留神就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在雅典和罗马,这两个国家都是以种族主义为界线实施世界统治的。雅典帝国对属国的统治极其残暴,收的贡税比波斯帝国还要重。而罗马帝国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其它种族掠夺和扩张基础之上的,当扩张停止,掠夺不成的时候,它的命运也就走到了终点。在罗马辉煌文明的废墟上,西方逐步进入了四分五裂的黑暗中世纪。直到今天,经历一次又一次战火的洗礼,西欧统一才被提上日程,而且遥遥无期。前不久,法国和荷兰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

 

——人类历史证明,不是不同族群的联盟,而是血与土地的融合才是政治统一的基础。

 

东方相对于西方的异质性

 

从中国接受西方文明那一刻起,东方文明的异质性的显露了出来。

 

麦孟华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重要成员,在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广智书局,1910)中,第二编收入了麦孟华《商君评传》,作者此时已经注意到了大量引入西方法律反而造成“无法”的严峻现实。在《商君评传·商君之大权政治》一章中,他写道:“近来我国之言政者,知无法不足以为治。法治主义之一语,已渐成为华士之常谈矣。虽然,欲举法治主义之宝,自有其根本之精神,非袭其名而即能收其效也。商君曰:‘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画策篇)呜呼,此一语尽之矣。我国前此非无法也。数十年来之法,更纷纶而下如牛毛也。其法之果良与否且勿论。要之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则无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于无法而已!”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商鞅给予高度评价的麦孟华竟然没有看到商鞅已经解决了的“使法必行之法”,仍然讲“故虽法治,然非其人,终无以为治也”,最后他最后感叹道:“吾读商君书而环以绳今日之政,吾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那么什么是“使法必行之法”呢?是全民监督制度。在《商君书·画策》中商鞅以军事为例说:“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需要指出的事,商鞅并不否定贤人政治,但法治是根本,贤人政治只会使国家治理更好,就是所谓的“重治”。但如果不英明的君主不讲法治,任用不贤德的人,那么社会就会越发动荡不安,所谓“重乱”。他说:“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商君书·画策)

 

话说回来,为什么西方法律政治制度在中国会产生文明排异反应呢? 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始终是一小撮官僚统治无数分散的小农这样的二元结构,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东西方的政治血统完全不同,让我们从语言学上证明这一点——考察两个文明交流初期“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很有趣味也极具启迪作用。

 

不仅是在古代西方世界,似乎直到十九世纪初“Democracy”还和今天“法西斯”这个词一样具有贬义,早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0bert Morrison17821834)在他的《字典》(1822)里,由于找不到对应的中文词,将“Democracy”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另一位稍后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在《英汉字典》(1847)里,将之解释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中国“民主”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是君主的意思,那里引用西周政治家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迟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democracy”而来的中文“民主”一词的意思才有了比较准确的介绍,但之后还有人将“民主”理解为国家元首,189011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

 

 “共和”这两个字的命运更是奇怪,先是中国人误解了它的意思,然后西方人又继承了这个错误。很少有人想到,错误始作俑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记载,周厉王行暴政,公元前841年国人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故号“共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如果在此意义上翻译英文“Republic”还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分享管理公共事物的权利这一理念。问题是“共和”是一个强有力的诸候,曾篡位当了天子。《古本竹书纪年》载:“共伯和干王位。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

 

至于英文“liberty”,在汉语中从来不是一个政治词汇,古乐府《孔雀东南飞》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马礼逊《字典》中“Liberty”被译为“自主之理”。

 

今天,当“自由”、“民主”、“共和”这些词已经成为某些人口头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根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块土地上存在着另一种文明逻辑,那才是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走出哈耶克梦境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逻辑前进的。数千年来,二者都看到不同民族的政治统一是和类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保证,但在实现路径或者说方法上,东西方的历史选择却截然不同——东方选择了血与土地融合的形式,而西方选择了民族“联盟”的形式。

 

西方世界把各个国家统一为一些大的联邦制集团组织,最终形成单一的联邦,实现世界和平的想法由来已久,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二战结束前将之推到了顶峰。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末尾他按照自由主义逻辑详细论述了自己梦想中能够减少战争冲突的国际组织,因为他认为“创立一个使得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一切战事都成为不可能的永久性组织”是不可能的,“有限范围的成功”就够了。不幸的是,后来冷战的残酷历史将哈耶克这个“小小的梦想”也击得粉碎!

 

在《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五章“国际秩序的展望”中哈耶克回顾了“世界联邦的梦想史”,他写道:“值得回忆的是,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从常被引用的坦尼森的“空战”幻想开始,接下来是人民在最后一场大战以后组成联邦的幻想。一直到18世纪的末叶,这种联邦组织,的最后成功还仍然只是一种人们对于文明进展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所抱的不断重复出现的希望。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可能还不充分意识到,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邦组织对于他们的原则来说是一个何等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不曾表示过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面对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失败(在1936年至1940年期间,共有包括日本、德国在内的12个国家宣布与国联断绝关系),哈耶克是怎样超越“现实政治”的呢?首先哈耶克认为当时即将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会“诚心诚意的”准备接受那些为了共同利益有必要施之于他国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我们所需要和能够希望实现的,并不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手里,而是相反赋予它一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应能制衡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并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正是它自己不参与经济角逐而能够真正保持公平。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他说。

 

今天我们知道,胜利的大国并不愿意让渡国家主权,用联盟组织原则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如同水中捞月,必将一无所得。在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从西方转向东方,用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取代联盟组织原则。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证明:那才是建立人类统一有机体的唯一道路。

 

中国5000年历史就是东亚大陆上无数政治分立的部族血与土地融合的历史。《汉书》上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吕氏春秋·用民》上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另据《史记》武王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会的有八百国,直至秦始皇,东亚才大致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打下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基业。

 

从无数相互争伐的政治实体走向统一,血与土地的融合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土地统一后,通过不同族群的互相移民、通婚和文化交流实现政治统一,这是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就有的政治传统。让我们以周朝为例说明这一点。

 

周人建立新政权后,并没有像西方人常作的那样把商人变为奴隶关起来,而是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利于种族融合。1976年,陕西扶风出土了一百零三件青铜器,是微史家族历代所传之各种礼器,时代由周初亘延到西周末年。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于共王时的史墙盘,该盘铭文上面说,史墙的高祖原居於微,在武王伐殷之后,微史烈祖始来归顺武王,武王命令周公把他们安置於周人本土。乙祖仕周为心腹大臣。第三代亚祖祖辛教育子孙成材,子孙也多昌盛。史墙的父亲乙公努力经营农业,为人孝友。史墙自己也持守福泽,长受庇佑;有学者指出,史墙祖先中三位用乙辛为名号,与殷商风俗相同,微史家族当为殷人之后。

 

到了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了“夷夏一家”这个概念,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东亚政治有机体不断扩大的精神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延绵不绝的原动力之一。

 

不是民族联盟,而是血与土地的融合才是人类统一的正途。让我们从“哈耶克梦境”中解脱出来吧,回归东方!血与土地的统一要求完全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战略——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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