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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 
作者:[赵凌云]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5-09

一、中国古代经济理论史上的“李约瑟之谜”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于1954年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说:

“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俐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呢?”

1969年,李约瑟又用更精炼的语言重述了这个“谜”:

“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与命运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着惊人的类似。

李约瑟是基于中国古代科学、科学思想、技术及医学的发展提出这个“谜”的。我想,如果他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他会将经济思想涵盖在这个“谜”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辉煌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足以构成近代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元素。但这些理论成果最终处在“前科学”的形态,而未能发展成具有“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这个“谜”的提出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说明并解开这个“谜”需要回答下述三个问题:

1.光秦诸子百家是否形成了与大约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的经济思想相媲美的经济思想?

2.中国古代是否产生过足以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元素?

3.中国古代经济理论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科学”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二、与古希腊学者类似的经济思想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给予肯定的回答。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仅举几例:

公元前645年以前,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而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则鄙视手工业和商业。

范蠡提出了谷贱伤农的概念,表明他已认识到价格机制对生产者的激励作用。他创立了一个经济循环学说,在《计然》中,他根据天文学成就,将“天道循环”引起的年岁丰歉现象与整个社会经济情况联系起来。

李悝与色诺芬大约同时代。他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这一观点与色诺芬观点类似,但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而色诺芬只是认识到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等等.

可见,与古希腊学者同时代,甚至更早的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的,有些且具有超前性。


三、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_”经济思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沦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难怪日本学者桑田幸三在他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发出感叹:“司马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进一步说,熊彼特的思想,他的动态论、发展理论的内容,在《货殖列传》中已经有了。司马迁确是一位仰之弥高的伟人。”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是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求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篇批评《老子》中的所谓“小国寡民论”。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建立在寡欲、节欲基础上的理想社会的空想图景。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本能经济欲望。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率直地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做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致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做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做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

司马迁20岁南游长江、淮水,访会稽山、沅水、湘水,北渡汶水、泗水,游学于齐、鲁,见闻了孔子的遗风,行乡射之礼,经彭城、梁、楚而归。经过实地考察,他对当时物产的自然地域格局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在他看来,这种自然地域格局给农、虞、工、商的分工与发展带来好处。而且,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继而,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至少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1)社会分工是自然发生的。司马迁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而亚当.斯密则将社会分工当成人类一种“自然倾向”的结果。他写道:“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源和才能。”

(2)社会分工受市场上经济规律的自然调节。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互通有无的市场交易行为“若水之趋下”,这“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特别是“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然的经济规律将因为分工而分化的人群整合起来,并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系统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其要旨则在于。人性中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为了利己,必须同时利他,人们因此受一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看不见的手”,正是市场上人们逐利与利己、利己与利他内在必然联系的体现。

(3)社会分工的深化与拓展将增加社会财富。在司马迁看来,在社会分工中,人们为了“得所欲”,必然“任其能.竭其力”。分工必然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则使人的能力和适应性得以发挥和发展,大大提高劳动效率。无独有偶,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分工看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分工导致专业化,而专业化则使每个人各自发挥自己的天赋和资质。“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正是社会分工及专业化拓展和发挥了人们的才能,并最终增加社会财富。

值得指出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社会分工拘泥于农、虞、工、商这四民,他观察到汉代众多都市的兴起,都市中地少人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农、工、商、虞等常业以外,必然衍生出诸多其他新兴产业和职业。从司马迁的论述来看,至少出现了饮食业、运输业、金融业、医疗,他其至观察到妇女提供专业性家务劳动的现象。他写道:“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有意思的是,这些新出现的行业和职业中,许多属于今天所谓第三产业的范畴。很显然,如果没有一种发展的社会分工眼光,看不到社会分工动态演变的趋势,司马迁不可能正视这些新兴行业和职业的存在和价值。

(4)农、虞、工、商是富国富民的源泉。在司马迁看来,农、虞、工、商是国民衣食源泉,是富国富民的原动力。全国各地生产的“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才能变成最终社会财富。如果把统治阶段及士和吏的活动看成是非生产性活动。那么,农、虞、工、商等民的活动就是生产性劳动,是富国富民的源泉。因此,他不仅津津乐道于齐之太公望和管仲、越之范蠡和计然的“富国”之策,而且对陶朱公、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寡妇清等人的“富家”之术大加赞赏。

这种对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肯定与先秦思想家孟子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大相径庭。《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劳动划分成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他错误地将“劳心”、“大人”及食于人结合在一起,又将“劳力”、“小人”及“食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看法。这样一来,孟子就不可能看到在当时。体力劳动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政策,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要旨相通。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对经济生活的“国家干预说”和“市场调节说”的争论。《孟子》描绘的井田制构想是“国家干预说”的集中代表。孟子的井田制构想集中勾画了一个朴素、强调国家干预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制模式。

孟子的井田制轮廓大体如下:

(1)农民的生活以村落共同体“乡”为中心来进行。无论是出入于村落田间,还是村落的保卫,或者是对付疾病,都发挥“乡”内部的合作互助作用。所谓“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2)农地以l里4方=900亩(约1.7公顷)为井田单位,将其纵横各三分之即呈“井”字形的九等分,其中央的一块作为公田,其余土地由八户农民各占有100亩。公田共同去耕种,其收获物作为贡纳。余夫,即农民家中16岁以上未婚男子,给予25亩土地。

(3)作为宅地每户分给五亩地,种桑养蚕以充衣料,饲养鸡猪以供肉食。这就基本上保证了衣食丰足.

(4)政府把稳定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首先,为了公正地分配耕地,要正确地确定其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其次,要减轻人民租税负担。“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孟子的井田制构想的目的在于通过保证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把人民从饥寒交迫中解救出来,以巩固王道统治的基础。从表面上看,孟子并未强调政府对农民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相反,他对政府干预行为的主张。如提供勘定土地经界等公共制度,减轻税赋,通过禁止在池沼中使用过密鱼网和在山林过度砍伐来保护自然资源等,与现代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思想有极大的相似性。

但是,孟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强调国家干预的,是强调计划的。井田制的直接目的,是将农民人为地固定在土地上。孟子非常清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城市的发达,货币经济渗透到农村,农民很快会意识到货殖之道在于工、商业,不断会有人抛弃田圃,走向都市,兴办工商业。在他看来,要实现圣王之治。必须以民为贵,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碍乎丘民而为天子”。以民为贵,得乎丘民的办法是使人民丰衣足食,为此,必须拨给农民耕地和宅地,并将他们约束在耕地上,促使专心、勤恳地耕种土地,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否则,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出现私有制的发展,弱肉强食的竞争,进而产生贫富悬殊,这会影响圣王的统治基础。孟子的这一思想在井田制构想得到充分体现。井田制构想实际上贯穿着下述三个理念:一是农民生活集体化,保证最低生活;二是共同体(公社)具有多重目的,并维持最优规模;三是共同体内生产资料公有,经济有计划地运作。

管仲则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主张经济依其自然规律运行,政府的职能只是依据市场变化规律和其内在运行机制,权衡轻重,运用轻重之策,积极地调节经济生活。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如前所述,他在理论上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亚当·斯密的所有经济观点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自由放任思想。萨缪尔森说过:“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抓住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亚当·斯密所传达的福音是:他认为,通过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你可以帮助经济制度运转。……利己的润滑油会使齿轮奇迹般地正常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亚当·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亚当·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又是多么相近!


四、是英雄所见还是剽窃

出生于爱尔兰、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经济学家L·杨格在题为《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的文章中(刊《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l卷第2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剽窃与抄袭之作,他盗用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即人们的趋利行为,“若水之趋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乃“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 l0年后才出版的。这一观点据说在香港经济学界已引起轰动。杨格认为:尽管多年来人们总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隐喻价格机制,但这种隐喻仅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共五册书的第四册中谈到自由贸易时才出现一次,且在全书中仅此一次,他指出:“看不见的手”只是简单隐喻个人自利行为能带来社会期望结果这一原理,亚当.斯密并未充分阐述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而这种阐述只是由后来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及奥地利学派完成。他认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的阐述上远比亚当·斯密详尽和充分。因此,亚当·斯密与司马迁从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出发,然后达到一个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干预经济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这种共同的哲学基础就是——自发的自然秩序。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在思想上还可能直接从杜尔阁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贡献,因为两位中国人于1766年应耶稣会之邀访问巴黎并作客于杜尔阁家时,正值亚当·斯密也在访问巴黎。

在他看来,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其中也包括中国经济思想传人欧洲。他指出魁奈的思想已经证明中国秦朝的农耕文化启发了当时欧洲的重农主义思想形成。同时,中国哲学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甚大。作为中国哲学根基的一般性自发秩序原理不仅被道家所遵循,而且也为儒家所接受。杨格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选官制度的平民意识是与欧洲皇权贵族思想根本对立的,而这种平民意识来自“自发自然秩序”。他指出,中国哲学的自发自然秩序观念及与之相应的平民意识启蒙了法兰西人权宣言及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天赋”或“自然上帝”的思想。

杨格的结论是:第一,中国的“自然秩序”概念很早就传到了欧洲;第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第三,根据“自然秩序”概念产生了自由放任思想。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概念在近2000年前就使司马迁产生了同样的思想.而且司马迁明确将“看不见的手”表述为价格机制。

其实,在国外学术界,上述观点早就有了。如前述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早就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的如出一辙的观点。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永吉认为以孔子、孟子、管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先于西方近2000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他们从心理学、宇宙学、技术等领域借来一系列概念,如“人性”、“利”、“市”、“轻”、“重”、“衡”等,确立了一个自主的经济学,设置了一个可由国家干预的经济领域。这个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运动,与17、18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过程,颇为相似。

我们无法肯定亚当.斯密是否在杜尔阁那里与中国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有直接接触,是否在创立他“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时受到过司马迁理论的启发。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

其一.亚当·斯密发展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依据他自己思想的发展逻辑。从我们前面有关亚当。斯密思想形成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受爱尔维修利己主义哲学的直接影响,基于此,他将人类本性归结为自私自利,并进而提出“经济人”的假设,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构建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以前就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同时,他对价格机制的论述也在他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出现。因此,不能说亚当,斯密从杜尔阁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尽管“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仅在他的五卷本的第四卷中才出现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价格机制的认识模糊,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真理是具体的”。亚当·斯密在前几卷中的大量具体论述已经充分表述了价格机制思想,只是到了第四卷才明确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加以总结罢了。

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思想早在《蜜蜂的寓言》中就由曼德维尔提出来了,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念书时就已经知道。他当时所写的读书笔记中就已经产生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的基本思想,而该笔记写于1762年至1763年间,早于其巴黎之行.因此,如果说亚当.斯密与司马迁在不同时代都提出了类似的思想,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其二,司马迁的理论从人们自利动机出发,主张“货殖”,主张政府对人们的谋利行为顺乎自然.对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过多干预。但是,司马迁毕竟没有建立一个像亚当.斯密那样的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


五、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首先,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因此,他们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

其次,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

这些特性包括:

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而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缺乏理论创新。中国的地理环境、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以及专制政体,共同造就中国社会的闭塞状态。中国长时期相对于周边“夷狄”政治经济的优势,礼乐文明的发达……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培养了中国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势,具有罕见的顽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机制。它严重缺乏一种在西方经济学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经济观念向近代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变,结果它无影无踪地逝去了。

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

概念内涵模糊。概念或范畴是理论的基本元素.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了概念本身的分析力,而且标志着理论抽象的程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则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这些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同时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不是概念更新以适应涌现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纳入旧概念。例如,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末”,把投资纳入“奢”,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奇巧淫技”,然后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尚朴”等教条,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落后的小生产经营方式。这些模糊性很大的经济概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如兴利除弊、子母相权等,初看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完全是对的。但正是在这些口号下,却隐藏着许多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因为它可以任意解释。著名学者萧功秦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概念思维的不可离析性和板块性。这些模糊的经济术语所构成的经济思想,也必然是模糊的,更糟糕的是,依据模糊经济思想制定经济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意会性,从而为各级行政官员曲解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是论证过程的模糊性。中国历代思想家,尤其是观念偏激的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逐渐偷换概念的办法把立论与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块。它的基本格式是“如此……则……则……如此”。仿佛治理国家就只要按他所开列的只有一味药的药方就够了。一般来说,论证过程的模糊性,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概念在转换过程中逐渐扩大,舍弃其他原因影响。如正名、抑末等主张;一是概念在转换过程中逐渐缩少,舍弃其他可能结果。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衰落了。严复译《国富论》出版后,西方经济思想开始传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传人中国。50年代以后,处于正统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也登上了中国经济学大雅之堂。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上述断裂仍未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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