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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 
作者:[林治波]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5-06

           

(一)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我们中国老百姓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常常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小小的日本为什么会欺负一个比它大得多的中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日本和中国两方面来分析。

  先说日本。说到日本侵略,大家首先会想到日本强大,强大了才会侵略,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不止日本一家,为什么美国、英国没有发动日本这样的侵略战争?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一直很强大,也没有像日本这样侵略别国呢?

  可见,解释日本的对外扩张不能光从日本强大这一点上来解释。

  日本并不是因为强盛才侵略的,它早在强盛之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骚扰。

大家想不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不是始于甲午战争,也不是始于更早的1874年侵略台湾,而是始于400多年前,也就是我国明朝明神宗时,并不强大的日本就拟好了灭亡中国的计划。早在1578年,日本还在进行着内战之时,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就扬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完成统一后的1591年,丰臣的野心更大了,他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 就在这一年,丰臣秀吉在给关白秀次(首相)的《二十五条觉书》中祥述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先打朝鲜,再打明朝,在打下明朝之后,恭请天皇于后年(1592)迁都北京,把明朝疆土纳为天皇的领地。

2.灭掉明朝之后,日本诸公卿(贵族)都将获得采邑,其中下位者比在日本国内要增加10倍,居上位者增加得更多。(在战争中得实惠者都是贵族,下层士兵只替他们卖命)。

3.以后朝鲜全境将由丰臣秀吉家族统治。(这算是给他这个大功臣的报酬)。

4.以后全中国由日本统治,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居宁波。(由他坐镇当时最大的港口指挥一切)。

按照这个计划,1592年丰臣秀吉领兵21万,攻打朝鲜,开始时一帆风顺,势如破竹,但与明朝正规军对垒时就遇上了劲敌。明军帮助朝鲜军队收复了大片失地。就在两军胶着之时,丰臣秀吉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日军无心恋战,迅速撤退,明朝与朝鲜的联军紧紧追击,把他们统统打下海去,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计划也就成了一场春梦。

 

  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野心,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事实。

  可见,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并不单单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军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又和日本的武士道、天皇制密切相关。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凶悍尚武的特点和动辄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

    与军国主义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统一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总之,军国主义传统使日本野心勃勃,而明治维新的成功则使日本具备了恃野心的能力。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顺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明显超过中国。比如,当时日本能够自行建造性能与英美相当的重型坦克、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和航空母舰。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中国来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由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便于日本用兵;中国与欧美相距遥远,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日本,使它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国防薄弱,综合国力不强,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另外,与日本相比,中国文化自古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中华民族在整体上缺乏尚武精神,这也是我们遭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负的一个原因。

     总之,那时的日本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虽小却先进而且野心勃勃,一个虽大却落后而且软弱可欺,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答案也就存在于这个反差当中。

  隔着浩瀚的大海,硬要去侵略哺育了自己的文化母国,道理上怎么说得通呢?

  侵略者总能给自己找到理由。

  日本给自己的侵略扩张寻找的理由是自己的地盘太小,无法生存。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就说,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即使土地有多大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远东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扩大帝国空间,“使后世史家赞叹这是黄种人的罗马帝国”。这与德国法西斯的生存空间论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日本军国之父”、首相山县有朋把对外侵略扩张解释为“自卫”。他说:“盖国家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 他所谓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和中国。

  中国领导人曾有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说法。日本军阀也早就认识到了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从娃娃抓起的不是足球,而是侵略意识。

  有的日本教师对着地图,向孩子们作出这样的解释:日本列岛的形状就像一条蚕,支那的形状呢,就像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的,不吃桑叶蚕怎么活呢?还有的老师拿着从中国运回的苹果分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老师就不失时机地问孩子们说:“苹果好吃吗?”孩子们齐声回答:“好吃!”老师又问:“知道苹果是哪来的吗?”孩子们回答:“不知道!”老师说:“苹果是从支那运来的。支那的苹果世界上最好。要吃到这种苹果,长大了就要去支那!”这种灌输,使日本的许多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意识,占领中国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中国抗战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从没有停止过,但是没有一次获得真正的胜利。就连在战场上打胜的中法战争,也是以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这场胜利的取得,显然不是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获得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优势,只有劣势。那么我们是靠什么取得了胜利的?

具体原因很多,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战略、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思想等等。今天,不谈这些具体的原因,而谈一个总的背景,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列强之一。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1905年,刚刚成为列强的日本又将另一个列强沙俄放倒在地,成为列强中的列强,成为强中之强。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不但可以制造全系列步兵武器,还可以自行制造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大型战列舰。中国作为一个百年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独自抗击如狼似虎的现代化日本军队,胜算几率有多少,显然令人怀疑。日本军阀扬言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灭亡全中国,或者只要一个师团加三艘巡洋舰,就可以拿下全中国;当时的欧美舆论预测,中国海军只能抵挡一周,中国空军只能消耗一个月,中国陆军至多坚持六个月。国内的一些亡国论者组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也认为中国抗战必败,断无胜利的可能,于是许多人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但是,中国的爱国者和有识之士如毛泽东、蒋百里、李宗仁、冯友兰等人,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们认为虽然敌强我弱,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就像一口大缸,日本人想用半桶水就把大缸填满,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乐观与自信来自哪里?来自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一百年间,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开始承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虽然中华儿女拯救祖国的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但这些可歌可泣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打击下,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一次次在中国人民心头燃起的希望之火,又一次次熄灭了,民族精神在令人难熬的黑暗中遭受着沉重的压抑。

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依然艰难地前行。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国政治日益进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先后诞生并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这正是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的集中体现,又成为进一步推动民族觉醒、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因素。特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种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经被民族觉醒和有效的政治动员所取代。这种表面不起眼而实际影响深远的变化,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组织全民族抵抗成为可能,这就有效地弱化了不利于我的“敌强我弱”的一面,而强化了有利于我的“敌小我大”的一面。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他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了。这种由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而累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射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并凝聚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力量。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之所以能够形成决死的战争,就在于那时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了,那时中国的政治组织力提高了,觉醒而被组织起来的中华民族有勇气有力量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决死的战争。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和以往不同的精神面貌,都和这个重大因素有关。当时的一篇文献里有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正展开着抵抗暴日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数百万的将士和武装民众置身炮火,视死如归;千万的难民流离道路,无所怨咒;数万万的后方人民,忍受一切痛苦,支持抗战;带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一致听命中央政府,共赴国难;历来反对政府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凡诸事实,莫不证明全国上下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争取民族生存的热望,确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与进步,正是抗战精神得以产生的深刻背景和深厚源泉。也正是中华民族能够结束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屈辱局面,夺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深刻背景和原因之所在。

清人袁枚有云:“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爱因斯坦也说:“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他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笨拙的工具。”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两个真理性的论断。一个人,一个民族,他首先要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才有可能自立于社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从抗战胜利中收获了什么?

  

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5万多人,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抗外敌入侵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成为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我国成为联合国发起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初步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并为平等的中日关系和中外关系开辟了道路;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酝酿和促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转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消除了威胁世界和平的法西斯邪恶势力,壮大了世界进步力量,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抗战胜利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这些耀眼的成果,还有更加深刻而内在的收获,那就是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鼓舞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出了屈辱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了自尊与自信。这种久违了的自尊与自信,不是在抗战胜利的一刹那间突然获得的,而是随着抗战胜利的进程逐渐积累而成。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就乐观地断言:“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的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他还意味深长地将抗战期间所写论著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谓“贞元”,即指唐朝的贞观、开元时期,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年代。冯先生解释说:“抗战时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历史的进程确如冯先生所料:“南渡”的人活着回来了,而横行一时的侵略者却败着回去了。

谈到抗日战争,毛泽东说,这场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抗战胜利后学者贺麟先生的一段话里找到答案,他说:“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最伟大也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时期内,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受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贺麟先生的细致感受或许正是抗日战争与以往的反侵略战争根本不同的地方。因为,这场伟大战争中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追求独立自由的历史主动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内部一直深深地蕴藏着的一股异常顽强而深厚的生命力量。它说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古老民族,并不畏惧战斗和牺牲,她有决心有能力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救祖国于危亡,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并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迈向伟大的复兴。

  我们如果把抗战的进程与意义概要地梳理一下,大致的脉络就是:民族的觉醒促成了抗战的胜利,抗战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不再甘于忍受任何列强的欺侮与凌辱,并获得了足够的自信去重新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从此以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再像近代列强那样把中国视为一个衰弱的国家而加以觊觎和侵犯,中华民族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今天,我们如此隆重地纪念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原因,正在于此。

  

  (四)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哪些长处?

  

  抗日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最丑恶的劣根性,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最显著的优点和长处。在内部矛盾不断,汉奸如此之多的情况下,仍然苦撑八年,取得了最后胜利,这说明中华民族的确具有非凡的长处。

    ①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格的韧性

中国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它的消极因素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极大的弱点,这种弱点使中国屡遭侵扰,饱经外患,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危亡和衰乱,中华民族为此遭受了数不尽的苦难。另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悠久、博大、深邃、精细。中国文化有一个根本的支柱,这就是忠和孝。孝,是对家庭的忠诚,忠则是对国家的孝道,忠是孝的延伸,是孝的扩大化和社会化。忠和孝是中国人最根本的伦理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中华民族就从根本上有了国和家的凝聚力。任何外力都同化不了它,动摇不了它,这就使得中华民族有了一个虽然无形但却是很有力的联结纽带,任何外力包括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虽然能够侵占我们的大片国土,奴役我们的人民,甚至能够诱迫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去为它服务,但它使尽浑身解数也不能完全瓦解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中华民族从文化上根本就不认同日本侵略者,这个问题是日本人用枪炮解决不了。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道理:武力势强,但是短促;文化势弱,但是长久。所以说,文化具有韧性,中国文化尤其具有韧性。中国能够顶住日本的强大暴力,并最后熬到胜利,这其中文化功不可没。

从民族性格上看,中华民族特别的吃苦耐劳,别人吃不了的苦,我们能吃;别人受不了的罪,我们能受;别人忍受不了的环境,我们能适应。因为我们的落后和敌人的强大,抗战的艰苦超乎常人的想象。没有枪炮,就用大刀;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没有衣服,就赤膊上阵……阵地,得而复失;战斗,往来拉锯;战局,时好时坏,……但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无论怎样的艰苦卓绝,都不能动摇抗战军民的战斗意志。他们知道,在一个凶残野蛮的侵略者面前,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他们深信,只要坚持战斗,百折不挠,“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敌后抗战的艰难更是到了极点,根据地缩小,人口下降,部队减员,广大军民缺衣少食,行军没有鞋袜,宿营没有被盖……毛泽东把边区负责人找来,对他们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华民族就这样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民族,能够在逆境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坚持下来。

    ②聪明、灵敏、勤劳

    从民族特性上看,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之所以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懒惰,那是大锅饭使然,是特例中国的农民去俄罗斯第二年就大丰收,让俄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聪明、灵敏,所以能创造性找到与日本军队周旋的巧妙的办法。又因为勤劳能够把这些办法一一地加以落实。抗战中普遍使用的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村落战、车轮战、村落战、蜂窝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只有聪明灵敏的中国人才能发明并灵活运用。以华北原的地道战为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没有力量与敌人正面对抗,但聪明、灵敏和勤劳的中国人,用巧的办法与强敌周旋。仅仅冀中的地道就有25000里!这简直是旷世奇迹!红军的二万五千长征是走出来的,被称之为举世无双的奇迹,而冀中的老百姓是挖出来的二万五千里,要说奇迹的话,这是更大的奇迹。这种地道不是简单的藏身,而是能藏、能走、能打,能防水、能防毒,能居住、能转移,上下两三层的高级工事。

  在聪明与勤劳上,日本人丝毫不在中国人之下;但灵敏则不及。这可能是日本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德国的结果。西洋人重科学,重实力,因为重科学,所以较真,因为力量大,所以不取巧。经过长时期的学习,日本把德国的这些特点也学到了手。表现在军事上,日本重正面进攻,轻侧翼迂回,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战术不变。日本虽然很重视《孙子兵法》,但也有不少人批评孙子兵法,说它体现了中国人畏惧强者,躲避强者的特点。这个观点有些道理,却不完全对,中国人固然畏惧强者,但即使不畏惧,也倾向于以谋以巧取胜,而不会纯然以力取胜。这是中国人的不好战和灵敏性格使然。

  ③有宽阔长远的战略眼光

  抗战的胜利还得益于中国人的战略头脑。中国无论怎样衰弱落后,但中华民族从整体上看气魄宏大,中国的政治家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比如,蒋介石就是个不错的战略家,早在1935年就开始经营西南战略后方,从而使国民政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开始后,实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也卓有成效。再如毛泽东,他的战略更加出色。《论持久战》只有52000个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大视野,大思路。其预测基本上都实现了。日军士兵和田真一被八路军俘虏后,读到了《论持久战》,大为惊讶。他说:“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他举出日本军队的传统和军事技术、训练、士气、武器等方面的优点,指出这是日军现阶段的强大所在。关于它的弱点,他举出战争是侵略战争,国内有反对势力,人力和物力有限,士气和士兵的质量低下,我认为毛泽东 主席讲得确实正确,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位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日本的侵华战略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则是很拙劣的。日本人的长处是细。早在抗战之前,日本人就用各种手段,偷偷把中国的情况摸了个透。日军绘制的地图,精细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尤其是战略要点、矿藏分布。日崐本军队的侦查工作极为细致。日本的特务机关把中国军队的序列、主官,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谁跟谁是一波的,谁跟谁有矛盾等等都搞得很清楚。卢沟桥事变时,日军从宛平城外炮击宛平城,一打一个准,炮炮命中,原来人家借着到宛平城里谈判的机会特意步行把距离测量好了。甲午战争之前,日军派人到中国进行战略侦察,看到北洋舰队上晒着裤叉,断定日军必胜。

   但是,由于日本人过于注重细节,也使他们容易忽视大局;再者细节太多,太杂,全局反而看不清楚,也容易干扰战略上的决策,所以日本在战略上比较差。这类似于我们评价上海人的那句话:精明,不高明。日本在小事上特精明,大事上不高明。对中国了解得那么细,却忽视了中国最大的因素:中国进步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晚清和北洋时期的中国了。日本人硬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总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吹牛1个师团3艘巡洋舰,用一个星期就可以灭亡中国,后来又扬言一个月,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些狂妄无知的计划被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碾得粉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各自为战,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所以战略上配合不好,中国军队的台儿庄大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取得的。1941年,日本没有解决对华战争就匆忙南下对英美开战,极不明智。从围棋的中日对抗上,也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人的不同。日本棋手的细棋较好。现代围棋的大部分手筋是日本人发明的,很厉害;尽管如此,在围棋的布局上,在大局观上,中国棋手还是强于日本。新中国的围棋在国际上最大的一个贡献是陈祖德的中国流,这恰恰是一个布局的招法,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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