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新法家研究
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二)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4-06-05

先贤认为,天地自然产生了万物,其中人为万物之灵长。但民众自己不能实现治理,所以选择那些智慧聪明的人作为领导者,如同生养万物的天地一样抚育百姓。周武王伐纣前的一段誓辞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观念,《古文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亶,dǎn,诚然——笔者注)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武王的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能做天子,天子就是百姓的父母。

“亶聪明,作元后”,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哲学王观念很相似,都认为政治是一门需要道德和能力(贤能)的专业,具有医生般的专业性,不是靠抽签或选票所能产生的——这是中国数千年坚守尚贤制,未走向西式民主制的深层原因。钱穆先生将之称为“从贤”和“从众”之别。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他写道:“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用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却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1】

周初人的观念影响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贤能政治因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1、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学术价值长期被低估了。《墨子》谈到政治组织及政府官员产生的原因时指出,远古的时候,人类没有政治教化,也没有刑法政治,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各异,缺乏基本价值认同。一人就有一种观念(义),两人就有两种观念,十人就有十种观念。人越多不同的观念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正确,别人不对,因此相互攻击,兄弟相互怨恨,家庭不睦。百姓想办法相互残害,结果有余力的人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者宁愿让它腐烂也不帮助别人,好的经验也不能互相学习。天下因此大乱,人们活得如禽兽一样。明白了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没有行政官员,所以人们选择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之后,认为其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天子、三公已立,又认为天下太大,不能有效治理,政令教化不能传达到远方,于是又把天下划分为众多诸侯国,最后诸侯国君选择贤能的人作各级行政官员。《墨子·尚同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墨子·尚同中》作:“未有正长之时。”——笔者注),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墨子·尚同中》写作:“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笔者注),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从最基层管理二十五家的里长,到管理一万二千五百户的乡长,到诸侯国君,再到天子,都由贤能、仁人担任。百姓以各级官员为师,以官员的言行为榜样,去恶从善,天下当然就能实现大治。我们仅以“国”这一层面的治理为例。《墨子·尚同中》:“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有,读为“又”——笔者注)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比,结党营私——笔者注)。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尚同,统一全体民众的思想、实现最大程度的价值认同,墨子将之作为政务的根本和治国的关键。《墨子·尚同下》:“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因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多五花八门、高度碎片化的西方学术,其与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统一思想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为了国家的最根本的安全——文化安全,我们必须早日实现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那是一种基本价值认同之上的百家争鸣,和而不同!

不仅墨家,法家和儒家都有相似的政治组织形成观念,强调贤能、圣君在确立社会秩序、社会职分中的关键作用。法家经典《商君书》认为,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十分混乱。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上下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又分别设置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士五官。人民众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制止奸邪。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这些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盛行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商君书·君臣》:“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

《商君书》更明确指出,国家大约产生于黄帝时代。诸侯盟主神农氏死后,天下秩序大乱,黄帝不得不以武力统一天下。这当有其史实背景,考古学资料显示,4600多年前东亚大陆上古国林立,国家形态已经产生。《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刀锯,指刑具——笔者注),外用甲兵。”

荀子从礼义角度论述了政治组织的形成和元首的作用。他说,生活不能没有社会群体,但结合成社会群体而没有职分秩序就会发生争夺,发生争夺就会产生动乱,产生动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职分秩序是大灾难;有职分秩序,是天下的根本利益。国家元首则是掌管职分秩序的枢纽。《荀子·富国》:“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建立政治组织是为消除天下混乱,设置政府官员是为了民众的福祉,为人民服务。《荀子·大略》将之概括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六韬·武韬·发启》也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进一步解释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上志,犹言古代的记载——笔者注),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一言以蔽之,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孔子认为,禹、汤、文王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能与天地不朽,是因为他们“奉三无私以劳天下”,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礼记·孔子闲居》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2、中国没有实施军事民主制的条件

周武王伐纣前的誓师大会上说:“元后作民父母。”(《古文尚书·泰誓上》)不是说天子有统治人民的家长式绝对权力,而是说天子有抚养教化人民的无限责任。同时,武王还在誓师大会上历数了商纣王背叛人民的诸多罪恶。

孔子将包括尧、舜两朝在内的五帝时代称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主要特征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民安居乐业,弱势群体得到基本保障。它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典范,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影响至今。孔子指出,所谓“大同”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抚养,鳏寡孤独及身体残疾者全都得到照顾,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都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藏于身边,能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偷窃财物、犯上作乱的事无人去做,出门也可以外户不闭。《礼记·礼运》引孔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好地阐明了政治民本观念。人民为本,国家的代表天子为末,如果天子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可以如土谷之神社稷不护佑人民,众封建诸侯危害国家一样,被罢免改立。孟子说,百姓最重要,土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就更轻些。所以得到众多百姓的拥护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祭祀用的牲畜很肥,谷物也清洁,又按时祭祀,然而还有干旱水涝,那就要改立土谷之神了。《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丘民,众民,人民——笔者注)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的观点不仅是儒家一派的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的共同主张,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横家案例集《战国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年在位)派使者去问候摄政的赵惠文王妻赵威后,齐王的信还没被打开,威后就问:“今年贵国年成好吗?老百姓好吗?齐王好吗?”齐国使者听了不高兴,说:“臣奉齐王使命出使,现在您不问候齐王,反而先问年成和百姓,岂不是把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说:“不是这样。若没有收成哪里有百姓?没有百姓哪里有国君?难道能不问根本而问末节的吗?”从中我们能看到战国时代民为邦本的观念得到广泛重视。《战国策·齐策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无恙邪?’使者不说(说,通‘悦’,高兴的意思——笔者注),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墨子对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更为详尽的阐发。他指出,设置行政官员的目的不是获得政权、役使人民,从而自身得以享受高爵厚禄,过富贵淫佚的生活。政府官员的职责是让人民过上富足生活,为百姓兴利除害。因此,居上位者不能将政权委托给亲信,要选贤任能。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门专业,不是亲信就能胜任的。他还引用古代经典《相年》中的话说:“建国设都,立天子诸侯,不是让他骄奢淫佚的;政府设置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而是让他们分授职责,公平地治理天下百姓。”《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轻,当作‘卿’——笔者注)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辩,通‘辨’,意为授予职位——笔者注)使治天均(天均,犹言天地自然的公平之道——笔者注)。’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错,通‘措’,设置——笔者注)之也。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

先贤民为邦本,执政为民的思想与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观念有很大不同。二者都强调人民的至上地位,但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强调人民不能自治的特点,需要贤能发挥领导作用,服务人民。这是过去数千年历史演化的自然结果。

秦统一六国以前,天子只是天下众多诸侯的盟主,天子之国本身也是一个国。要得到天下诸侯的拥戴,不可能如古希腊人一样,靠军事殖民和武力征服,通过奴役外族,以海盗分赃的民主方式维系政权。中国古代天子必须与天下贤能一道,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造福广大民众,从而得到天下人的拥戴,实现《尚书·虞夏书·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各个邦国团结协作,亲如一家,天下万民和睦相处。

谈到中国国家组织的产生,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夏代前后是关键阶段,当时的天子“夏后”不是专制的王,更不可能如古希腊文明一样建立在侵略和压迫的基础上。他写道:“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是,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当然,这种工作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2】

不仅夏商周三代政治上不是专制,秦以后统一于郡县,其贤能政治的本质仍未改变。【3】20世纪初,学人将中国本土政治定义为与西方民主制相对立的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本土政治的本来面目。

而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不是这样。它是4000年前印欧语族(欧洲19世纪文献称之为“雅利安人')从中亚向南方扩张的产物。这些雅利安人是战斗部落,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希腊半岛,他们依靠包括马拉战车在内的先进武器征服了爱琴海沿岸诸多民族,建立起诸多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实际是征服民族建立的堡垒,征服者和他们的奴隶居住在城内,城外则是被征服的土著族群。城邦公民即战斗部落的战士,他们按军事民主制组织起来。这种政治形态成为西方民主制的起源,并随着欧洲文明的军事殖民而不断扩张,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其巨大的历史惯性。

从古希腊民主到21世纪的西方民主,都与对他人的战争和掠夺高度相关,而与人权并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世人习惯于将民主和人权并称。许倬云写道:“‘军事民主制’乃是战斗部落发展出来的选举领袖的机制。在亚洲大草原上,东奔西突的战斗部落群,早到印欧民族武装移民的战斗部落,晚到蒙古人遴选大汗的聚会,都由战士们推举出最能干的领袖,带领他们作战。这一机制的本质乃是战士们共同决定战斗部落的事务,其中并没有深文大义,也谈不上尊重人权。希腊城邦里,有投票权的公民人数不多,奴隶和被征服的土著佩拉斯吉人没有参政的权利。这些城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理想的民主政治体,而是战斗部落的战士们组织成的具备有效攻击力、共享掠夺成果的族群而已。”【4】

东西方国家组织的生成路径不同,其选举方式也不同。夏商周三代的统治阶层不是外来的战斗部落,而是本土来自不同部族的贤能之士。他们没有实施军事民主制的现实条件,这是中国古典政治没有走上西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它决定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贤能政治文化基因。

注释: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2】《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3】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4页。

【4】《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相关文章:
·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四)
·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三)
·翟玉忠:魏晋人近乎没有伪造《古文尚书》的可能性
·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二)
·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一)
大六经工程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