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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大学》“德本财末”思想的时代意义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4-04-01

《礼记·大学》论“平天下在治其国”这部分,用了大量篇幅谈经济问题。据《朱子语类·卷十六》,早在宋代这就引发许多学人的困惑。

当然,一平天下的关键还是践行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它迥异于近代西方以邻为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古典外事思想的根本原则——在先贤看来,没有绝对的他者,外事政策是国内政策的自然延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在论及治国平天下的“絜矩之道”时,为何如此重视经济问题呢?因为经济是德政的重要基础,没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不能惠民,失去民心,国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强大。《管子·七法》论治国平天下的诸要素,第一条即:“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大学》的“生财大道”总原则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并引用鲁国贤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有采地的人家,就不要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的家臣。所以说一个国家不应以财货为利,而应该以仁义为利。以仁义为利,其实就是将造福百姓作为最高利益。做国君却一心想着聚敛财货,国家治理必定为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那样即使国君想行善,因为任用小人处理国事,结果只会天灾人祸一齐降临。文中说:“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1、“德本财末”不等于“出利则入义”

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经典文献对“聚敛之臣”的批判,就会发现孟献子的本义是:为政者要尽其本职、行德政,养民爱民,不能不顾百姓死活横征暴敛,那样会导致亡国亡家。而不是说国家不再讲理财,执政者不再搞经济。

《荀子·王制》排比了四种执政者:修礼者,为政者,取民者,聚敛者。认为能够遵守礼法制度的会成就王业,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会强大,能够取得民心的社会安定,而那些只知搜刮民财者定会灭亡,这类人的典型是卫国的两位国君成侯、嗣公;管仲则是善于理财理政的榜样。战国末年嗣君时,其爵位被贬为君,卫国治下只有濮阳一地了。在荀子看来,这是因为成侯和嗣公是搜刮百姓、斤斤计较的君主,不得民心;子产能够得到民心,但不能管理好政事;管仲能够管理好政事,但不能修行礼义。所以能够修行礼义的人可以称王天下,能够管理好政事的国家就富强,能够得民心的国家就安定,搜刮民财者只会灭亡。所以说称王天下 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自己富足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它离灭亡就不远了。搜刮民财,实际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了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明君不会这样做。文中说:“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 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 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国语·楚语下》中有“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一事,能让我们深入理解大学“德本财末”的意义。德,就等于是德政,只有行德政,让人民丰衣足食,壮大综合国力,执政者才能安享太平。若不体恤百姓疾苦,只知一味聚敛财富,就会招致民怨。这样财货聚敛得越多,所蓄积的民怨也越多,结果只会自取灭亡。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楚国主持国政的令尹子常遇到大夫斗且,却询问后者如何积聚财货和马匹。而当时社会一片混乱,百姓已经到了路有饿死骨的地步。子常不仅不想着去救济民众,还满脑子想着如何聚敛财富,涸泽而渔,所以斗且预言楚国将会灭亡,指出积累财富要合乎礼法,不能超过限度。文中说:“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不是过也……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殣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放,这里意为依靠——笔者注)。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斗且的预言成了现实。一年后(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楚大败于吴,子常逃到了郑国,楚昭王逃到了随国。

不幸的是,《大学》“德本财末”的思想被后学异化了。宋明理学家将德与财、义与利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只要心性修习好了,财富就会“自然”到来。至于具体经济诸事务,则不是儒者所关心的。这种误读是导致宋以后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德行与德政是内圣外王的两个方面,具有造福民众的愿力、能力为德行,能够通过具体行政措施造福民众为德政。宋儒抹杀了德政,将“德”内圣化、玄学化了。

表面看来,宋儒关心经济建设,比如建立义仓就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创新。而这些制度创新多局限于宗族层面,比如范仲淹发达后,就在故乡设置族田义庄;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办社仓。具体运作是这样的:青黄不接时给乡民贷米,乡民在冬天连本带息20%归还。小歉时利息减半,大饥时利息全免。此举相当成功,至淳熙八年(1181年),社仓已积有米3100石。

但这些只是宗族或个别地方福利救济措施,不仅不能实现为国家理财,也不能有效调节市场。事实上在朱熹时代,学者已不知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为何物了。管仲、桑弘羊这些伟大的理财家施行的国家专卖政策,在朱熹那里都是与民争利,都成了“反絜矩之道”,桑弘羊只是投汉武帝所好。朱熹说:“如桑弘羊聚许多财,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许多财物,必是侵过著民底,满著我好,民必恶。言财用者,盖如自家在一乡之间,却专其利,便是侵过著他底,便是不絜矩【1】。”

宋儒大言“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将义与利、德与财对立的结果是:诸多理学家专讲道德性命,不务实际,极端者束书游谈,几近狂禅。黄宗羲总结明亡的教训时,痛感书生空谈误国:“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2】。”清代学者纪昀指出:““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3】。”    

尽管有清一代学人多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却未能复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深陷“儒术独尊”的泥潭不能自拔。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出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以及西方文化的全面垄断,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道路依旧漫长艰辛。

2、防止资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资本化

在实践层面,先贤是如何施行“德本财末”思想的呢?关键就是在德与财、政与商、义与利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边界——反对“商贾在朝”,以节制资本;坚持“不与民争业”,以节制权力,防止资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资本化——政商旋转门的出现。这不仅对于古代中国有重大意义,对于21世纪资本主导一切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经典《管子》多处论及商人掌握政权,权钱交易,资本控制社会的灾难性后果。《管子·权修第三》:“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犹言贿赂公行——笔者注);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严明;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牺牲赴死,这是办不到的。

《管子·七法第六》:“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徒(官徒,犹言官事——笔者注)毁。”《管子·立政第四》:“金玉货材之说胜,则爵服(爵服,爵位及其相应服饰,是古代社会身份的象征——笔者注)下流。”《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国家元首喜好金玉财货,就会想办法得到它们,但又必须拿东西去交换。用什么来换?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者就要在上面掌权了。如此则贤者不肯甘为属下,智者不肯献策,诚实的人不肯按约办事,勇敢者不会效死。这等于整个国家都舍弃不要了。文中说:“人君唯无(无,此处为语气词,是肯定的意思——笔者注)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韩诗外传·卷三》以疾病比喻政治,其中的逆症,作者认为就是由“财货上流”引起的。文中说:“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

西汉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官员不参与商业活动(“不动于末”)、“不与民争业”。要知道,今天国家仍不断强调“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指出,古代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享受着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权势去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能和他们竞争呢?所以一些人不断增加他们的奴婢、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宅、产业,扩充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不知收手,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恐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着急困苦。穷人着急困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不能禁止的原因啊。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只食俸禄就好了,不应当和百姓商业竞争谋利,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天理,古代的正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力行。《汉书·董仲舒传》:“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朘,juān,缩小,减少——笔者注),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对董仲舒节制权力,节制资本,共同富裕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44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他盛赞两千多年中国人的德本财末,以义制利思想,认为这是我国固有文化高于近代欧美社会之处。他写道:“《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俦,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跂及,企及——笔者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4】。”    

《大学》“德本财末”的生财大道今天仍不过时。只需看看过去四十年来,普通美国人收入的停滞以及中产阶级的萎缩。与之相伴的是贫富鸿沟的不断加大,以及整个社会的严重分裂——其分裂程度已经到了威胁美国民主制度的程度。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使商业精英利用金钱获取政治影响力,再以这些政治影响力干预市场规则的制定,从而进一步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如此形成正反馈,将整个社会推向分裂。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写道:“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5】。”

对于商业精英不成比例地影响政策,导致社会权力失衡的严峻现实,赖克呼吁重建二战以后社会的均衡。我们不知道美国大型垄断资本的狂奔会持续多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想重建抗衡商业精英的社会力量,使整个国家不致跌入社会分裂的深渊,美国国策必须改弦更张,走上节制资本的正道,让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再次成为主导——这也是《大学》“德本财末”思想的本质。

注释:

【1】《朱子语类·卷十六》。    

【2】《徐瘦庵墓志铭》,《南雷文约》卷四。

【3】纪昀:《泺阳续录》三,《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

【4】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5】罗伯特· 赖克:《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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