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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以刑去刑,建立一个太平清静世界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3-07-19

信奉黄老之学的汉文帝继承了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韩星教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文帝在‘除诽谤,去肉刑’(《汉书·刑法志》)的同时,又主持通过了对刑法的新修订,正如班固后来所批评的,‘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同上)加笞与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亦不可为人,以致景帝又一次下诏减笞数。”(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45页。)

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是为了建立一个太平清静世界。清代学者陈兰甫指出:“韩非之意,以为先用严刑,使天下莫敢犯,然后可以清净为治。”(转引自《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商君书》完整地提出了以刑去刑的思想,作者认为,在刑事政策上,对轻罪实行重罚,不仅有惩治罪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还有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使那些想犯罪的人不敢再越雷池。反之,如果对重罪实行轻罚,或对轻罪实行轻罚、重罪实行重罚,结果只会导致犯罪的不断发生。《商君书•勒令第十三》云:“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说民第五》也有类似和观点:“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韩非子•内储说上》从学理上详细地解释了《商君书》的“去刑”思想,作者认为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会使人们改掉容易犯的小错,不去触犯重刑,这样就可以实现“无罪”。“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内储说上》还有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阐发“去刑”思想。据说商朝法令规定,在街上倒灰的人就要处以刑罚(一说断其手),子贡认为这样刑罚太重了,而孔子则认为严惩倒灰这样的小过,会减少更大的社会矛盾,让人们做不倒灰这样容易办到的事情,而不去触犯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灰到处飞扬扑面盖人--笔者注),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

《管子》的作者也主张“以刑去刑”。《管子》更明确指出,刑事政策重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但在“民躁行僻”的社会环境下,必须用重刑,如果用轻刑,犯罪分子不畏惧法律制裁,结果只能是以刑致刑,犯罪不断发生,“邪人不止”。《管子•正世第四十七》云:“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

在人民贪利而性情急躁的社会环境中,当政者本着仁人之心用轻刑,使罪犯不得举发,结果不是“爱人”,反而是“伤人”。《正世第四十七》接下来继续论证说:“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汉以后,法家“去刑”思想被儒家异化了。西汉的儒生不再如战国辩士一样仅仅咒骂秦国是虎狼之国(《战国策》上这样的条目极多),他们开始在理论上攻击法家,将秦二世而亡归之于严刑峻法,将周八百年基业归因于仁爱之德。晋葛洪将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周得天下并不是单纯依靠仁德,秦失天下也不是严刑所致,后者一朝土崩的主要原因是财政上开支过大。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用刑卷第十四》:“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内。白起王翦之伦,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邻,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龙变虎视,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降及杪季(末年--笔者注),骄於得意,穷奢极泰,加之以威虐,筑城万里,离宫千余,锺鼓女乐,不徒而具。骊山之役,太半之赋,闾左之戍,坑儒之酷,北击猃狁,南征百越,暴兵百万,动数十年。天下有生离之哀,家户怀怨旷之叹。白骨成山,虚祭布野。徐福出而重号淘之雠(令人号啕大哭的仇恨——笔者注),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岂由严刑?此为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

葛洪可贵的一点是,他注意到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是治未病的“全民之术”,还同魏时的许多人一样(如陈群、钟繇)主张恢复“肉刑”。

法家的“去刑”思想是治本之策,而西学“重重而轻轻”的“公正”思想则是乱国之策--是我们恢复刑事原则的时候了!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大争之世,只有实行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才会造就一个清静世界。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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