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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法家为民请命的大公无私精神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3-04-13

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避权贵,为民请命,是法家精神的内核。

宋以后儒家独尊,几乎所有法家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被矮化、丑化。以法治国、勤政的秦始皇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被说成“惨礉少恩”(惨酷苛刻缺少恩义)。秦二世而亡被说成历史对法家的报应。

是我们为中华民族脊梁正名的时候了。法家精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峰巅,表现在--

1. 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进取精神

法家始终强调打击侵蚀人民整体利益(社稷)的官僚特权阶层,所以必然遭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此时,精英集团的改革意志变得尤其宝贵,改革的原动力直接来源于法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2300 年前,面对秦国世袭贵族集团的诘难,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

目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自毁长城。

今日之中国是古今中外思想风起云涌、相互激荡的大变局时代,西学、新儒家、新法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可谓洋洋大观!

如何辨别学说的优劣呢?要用实践作为标准去检验。就是韩非所说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音gòu,的彀,目标)者也。”(《韩非子·问辩》)

韩非形象地比喻:新磨出来的利箭,张开弓弩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头也没有不射中细微东西的,但不能再射到原来的地方,这当然不能算是会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直径为五寸大的箭靶,后退十步,不是后羿、逄蒙那样的神箭手不一定能完全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有标准就难办,没有标准就容易做。有固定的靶子,后羿、逄蒙认为射中五寸大的靶子是手艺高超;没有固定的靶子就是乱射,虽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笨拙。因此没有标准来衡量言论,善辩的人长篇大论,设立了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聪明人也怕失言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用标准衡量,却喜欢巧辩;不用实际去衡量,赞扬他们的行为却不依照标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上说:“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

韩非认为,对于一种理论,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是欺骗!“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

今天中国有太多逻辑上自恰、自圆其说的“巧辩”了,可那些东西一放到功用的阳光下就融化了。韩非讥笑这种理论家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在选择关乎国运的治国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谨慎啊!

2. 为民请命的大公无私精神

法家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其主张必然会触动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韩非指出,正是由于法家剥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才使得他们的处境常常变得十分危险,特别是在没有代表国家整体的最高首脑强力支持的情况下。他说:“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法家人物反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贪鄙之为”,有义无反顾为民请命,舍身为国的伟大气慨。诚如刘向《新序论》对商鞅的评价:“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

《韩非子·问田》中记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从中能看到韩非子伟大的人格精神。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认为会给您带来生命危险。为何?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不能排除。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冒险,为您着想,我认为这不可取。”韩非回答:“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很不容易施行。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认定:立法术、设规章有利于广大民众。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明哲保身,看不到广大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实际却又大大伤害了我。”《韩非子·问田》记载:“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子最终没有逃脱“死亡之害”,却以“仁智之行”,为自己、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韩非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珠!

法家,正是凭着韩非、商君那样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曾经主导华夏民族的成长史--她亦将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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