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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命所归--兼以此文纪念刘海波先生 
作者:[新法家] 来源:[] 2023-03-06


中国百年身份掉价,方位迷失,导致一众“时尚人物”篡改中国的努力看似符合“国际范”,但却因忽略了构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历史因缘和生发密码,是故常有域外教条和种种“著相”之学而不知所云,这不仅无法改善中国,巩固中国的历史荣耀和精神高度,反而把一茬茬“知道分子”弄得丧魂落魄、捶胸顿足,反认他乡是故乡。

是的,娑婆世界肉身沉重,世事纠缠无非执于名利,占取一切好处,现在叫经济理性或GDP救赎,最难处就在“我们是谁”?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指向何处?倘是把人仅仅当作不仁不义的灵长类种属打理,吃喝玩乐了却一生,即使如何降格讨好,如何持斋念佛,乃至翻了墙、信了教,在中国之外搞社会批判,甚至落草“自由世界”,交了投名状反噬生养之国,也很难脱胎换骨给幸福加码增值,并为自己寻一个可以慰藉灵魂的精神家园,给生命情感以妥贴安顿。

观中国社会人文体验和价值认证,多数人所秉持的教理学说不外乎儒、释、道三位一体,所想所行,一切因应人事处境各有权重。无非临机权变,取其经世用度而有所偏好,但却总是断不了精神的源头活水与本乡本土的人情世故。所以,即便列朝都不乏逆势而行,与时风“脱轨”的避世隐者、逍遥浪人,但多数人总还是记挂着“家国命运”和苍生冷热,念叨着尘缘悲欢。因此即便是领受了迁流劫难,也总是没完没了,难忘世道臧否,历史评说的切切初心!

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表明中国人无论修身正性,齐家治国,其用力方向始终绕着现世圆成而对六合之外不太上心。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基于个人经验的江湖忧患,抑或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庙堂关切,其文化功能都离不开上求闻达,下念苍生,务求虚实相因相济而后参验荣辱得失,才能给自己能把握的现世人生,做一个有情有义,有牵挂的体面交待。

既如是,则其文化策略就少不了犹犹豫豫,既卸不去肩上的重轭!也无法在进退之间作一个了断!古训也一再劝化世人不沉空、不守寂,举凡立身处世务求广学多闻才能自识本心,不生恶趣方能达诸究竟。

缘乎此,即便是躲不开业债苦厄,多数人所学所想也断不会止于概念范畴,或迷恋因信称义,独自享用超验的神学启示,而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缘此展开的入世、出世心法,当然就不会拧住微观小我斤斤计较,而是立足于道性高维,俯仰天地而后会通人间,以求立身处世能取中道,所以更愿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把资本支配社会人生的教条悬置起来,回到不昧因果,如实观照的活性中国,回到孟子设定的去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倘如此,“中国天命所归必须转向自证光荣,重建文明主体本位,否则,不单是价值虚无和精神颓废,即使经济增长,发了财也还是心智游离,神经兮兮而无所依傍,拜他人神庙必成迷途羔羊”(已故学者刘海波语),被人“降维”耍了、废了,还自以为思想独立,“普世前卫”。

对上世紀而言,反省或批判传统,要救亡图存,改天换地闹革命,就必须寻求道德的正当性,故文化策略上选择批判、“否定”乃至改造旧中国并无不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讲也有必要性。近世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辱或许不乏国运沉沦碾压的历史悲情,但更多是不明究理拿中国文化撒气。

从现在来看,国人喜欢公私混搭也并非都是坏事。首先,内部人蚕食公产,损公肥私肯定无可避免,在法理层面当然是违约行为而且必受惩罚,但却无碍文明优劣论,反倒有利于在中国滋养人情练达,内圣外王,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

中国“三才”参验的统一性关照,虽然疏远了恶性资本扩张和逐利冒险,但却培育出擅长应境变通,有容乃大的处世心法。就政教文明而言,“以德配天、各正性命”的东方道统不仅激活了社会向心力,促成万邦归化,经史互证的中国精神,更在伦理和风教上塑造了大国中央旋涡式(哲学家赵汀阳语)的天下胸怀,从而将马克思、自由主义和老中国“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如当年的”引佛入禅“类似,将当下急火攻心的“多元论”内化为安抚广土众民的知识点和方法论,如法、释、儒、墨、兵、农、阴阳和杂家,尤其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场境中风起云涌,纵横捭合的宏大叙事,更是综合了古老的人文理想和墨家式的献身精神,它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浴火涅槃。

是的,中国人确实不讲民主而更关注民生,在乎的是为政者心怀天下,体恤苍生。自周公之后就只信人,认定只要见贤思齐,好好学习就能做君子圣贤,肉身成道。诚意正心,周济万民就能修成正果,为政为大。

看看中国人文遗产和现代工程不都是都江堰、长城、大运河、三峡大坝、特高压输电、南水北调和高铁之类事关百姓福祉的民生“造作”。稍懂历史都知道,在中国,民间态度历来都不待见斗兽场、私家城堡、阿房宫和大观园之类供私家取乐享用的“玩物”,一旦有机会肯定一把火烧掉!只可惜今人舶来一拨拨洋教条、洋话头,用来评职称作报告、挣好处,或学院文人小圈子写文章撑脸面,当“社交货币”尚可,倘是跟着嚷嚷弄实务,奉其教义谈婚论嫁、养家活口办公司,或结党分权搞政治,定制社会政策肯定是一地鸡毛,无非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即便坊间热衷的“各种主义”老生长谈,也多是形而上概念或唯心论闲扯,属于不明究理,不动脑筋的“拿来主义”,既套不上中国问题,也无助于知书明理和学业养成。今人跟着嚷嚷脱实向虚而不解中国风情,对一向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中国人而言,其价值关怀和社会功课在乎的是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家道兴旺、儿孙满堂和历史上留个人人称道的好名声。何来愤世嫉俗、慌腔走板的多元主义?何来“上帝死了”之后无家可归说法?(注:一神教子民的意义和价值根基就是神,神没了!人就没了安身立命的着落,故只剩下争取夺利,发财致富)。是的学器物方略之术没错,论道统、说人文,还真得慎终追远,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返本才能开新。      

温铁军教授说,中国之繁荣断不是什么“国际社会”意外开恩,突发慈悲而让中国交了好运,而是老几辈人吃苦受累,排出万难,大公无私做奉献垫了底,攒下家当才换来与“国际大户”做买卖、搞贸易的筹码。所以,有鉴于,当今国际关系礼崩乐坏,大争之世以实力论高下的利己主义现实,中国目前应当克服的是:政治上的投机和市侩,经济上的马太效应和文化犬儒主义。从愿景规划上讲,中国社会应当鼓励积极向外,内修文德、外练武功以来远人,而不是纵容发迹者在内部啃食民利,分肥邀宠,或动辄拉帮结伙、轮流坐庄,自家人整自家人。

(汉心,文化学者,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和通社·《亚洲经济导刊》社会评论主笔,专栏作家。中国文化复兴基金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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