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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马克思比他的追随者较少偏激之见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赐] 2022-07-05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群体,信仰是其精神支柱。除了对于最高本体的终极信仰以外,人们还可以有多种较低层次的信仰,如哲学信仰、伦理道德信仰、意识形态信仰、学术信仰、对杰出人物的个人崇拜等等。本文及后续数文将从终极大道的高度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作一番审视。

在马克思所处的环境和时代,随着物质生产之工业化、科技化、社会化、商品化、资本霸权化,随着社会生产规模之空前扩大、生产效率之空前提高、和生产关系之空前复杂,随之而来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其规模、严酷性、隐蔽/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方面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比之于较原始的、赤裸裸的对奴隶、农奴的人身占有)。因此,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花大力气,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称王称霸这一新历史现象入手,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即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的学说中很多合理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学界——笔者记得1986年作为交换学者刚到美国,在旧金山一所天主教会主办的大学听课时所用的教科书“关于美国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USA)课本中,就插有整页篇幅、用大号字体刊印着马克思著作的引语,笔者当时还感到非常惊奇。此课本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批判美国汽车大王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地阻止城市公交系统的发展。因此,至今像洛杉矶那样的大城市,如果没有私家车代步,想出门就根本寸步难行。

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起到了最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本上不可能改良的最深层矛盾得以进一步暴露,从而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进程。这说明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了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还体现在一系列关键性重大理论问题上比他的国际追随者们较少偏激之见,至少可以举出如下三例(在中国都有存在):

例1:关于资本家管理企业是否属于劳动范畴:

第一,马克思认为从事生产劳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又译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 就够了。这就是说,生产劳动者的范围不是仅仅局限于在第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第二,在马克思那里,从事经营管理的经理和从事科技工作的工程师等脑力劳动者,都是生产劳动者,都参与了价值创造。马克思的原文说:在总体劳动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生产劳动,又是一种剥削的劳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和指挥,是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这种劳动就其积极作用的方面而言,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性企业中,资本家的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在不存在领取这种工资的经理的地方)。

例2:关于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马克思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年版,第63-64页)。但是,《联共党史》对生产力的僵化理解,仅仅将其理解为物质性和技术性因素。因此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机械地分立开来。

例3:关于宗教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本质判断。

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参见潘岳《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对世界各国的宗教,包括对《道德经》都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宗教的评价是中肯的。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和潘岳先生的对比解析中,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由解读的偏差所形成的理论误区带来的损失何等巨大!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政治理论篇,第三章第一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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