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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还我文化山河——我们的学术历史使命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2-01-17

编者按:2022年1月15日上午,“新法家网站暨大《六经》工程2022年第一次编辑例会”在线上举行。翟玉忠先生在会上作了主旨讲演。以下是讲演全文——

    大《六经》工程简体,繁体和英文版已正式上线,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基本文献的录入,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大《六经》的现代阐释工作。

    大《六经》工程意味着我们将以孔子所传四科之学为基础,全面彻底地展开对原生中华文化的整理工作——这是孔子删述六经以来,从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回想2001年2月自己辞去稳定的工作,离开家乡来北京寻找宇宙人生大道,迄今已经21年。这21年是一次备尝艰辛而激动人心的学术远征!

  我和同道者们翻越了三座大山,最后抵达了2500年前轴心时代中华原文明的高峰,看到了中华文化智慧、安乐、德行三位一体,内养外用不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普世大道,并以“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的形式,奉献全世界!

    翻越近代西学、宋明理学、两汉经学的大山太难了,我们披荆斩棘,历尽磨难,遍体鳞伤地走了过来。中途我们看到太多的学者,游魂般生活在西学、理学、经学的阴冷森林里,一生都不能出来。

    借这个机会,汇报一下我们翻越上述三座学术大山的经历,不仅是给历史一个交待,也希望那些游魂听到,不畏牺牲、勇敢地走向光芒万丈的中华文化!

    第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近代西方学术,具体地说是大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学术。我们从孩童时代入学到大学毕业,乃至读博士成博导,必须进入这座大山。近代学术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面对中国这类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主导思想是“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结果现代学人只会讲西学意义中的世界,而不能讲清楚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比如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中国”还是“人”,受过现代教育的国人都是从西方意义上理解的。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人则理解为宇宙中渺小的灵长类动物,信仰了基督教的,还会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传统上我们将“中国”理解为以普世文化(人伦礼义)为标准的天下,“人”则理解为与天地并列、参与天地运行变化的最高存在。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被“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的西学逻辑屏蔽。我们讲的“中国人”,实际是在说西方的“Chinese”。

    从民主观念到人性善恶,我们的全部意义世界都是西方的,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字——这就是中国话语权旁落,软实力疲弱的根本原因,用西方的“名”,解释迥异的中国之“实”,名实怎能不混乱!

    早在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就建议,不要用希腊拉丁词根来描述中国,而最好使用“中国形式”。包括中国学界在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回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我也不喜欢把‘自治的’一词应用于(中国)乡村社区,因为我认为它只是在非常确定的界限内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急需发展一些全新的专业名词。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社会状况是鲜为西方人所知的,而在创造这些新的专业词汇时,我建议最好使用中国形式,不要继续坚持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来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1】

    李约瑟博士不会想到,以西方概念解析中国文化和现实,竟会在中国成为基本学术范式。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意义世界,以及基于此意义之上的话语体系。否则,中国学人一生困在西方学术的庐山之中,永远不会认识中国以及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今日中国学界之蒙昧,可以套用唐代高僧黄檗希运禅师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中国学者:“终日言说,未曾吐一句中国话!”

    我们是如何翻越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这座大山的?关键是坚持“中体中用,中西互济”这条学术路线不动摇,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全盘托出,彻底打碎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只有思想碎片,没有系统学术理论的判断。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体系,且整体上更为完备。因为诸子百家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内圣智慧和外在事功合一,而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则长期处于巨大张力之中——西学各学科不断分化、细化,呈碎片化趋势。

    第二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宋明理学。两千年前佛教进入中国沿两条路线演进:一是佛教自身的中国化。二是中国文化的佛教化,催生了宋明理学。

    表面上宋明理学激烈反对佛教,本质上它是佛教化的儒学,用佛教的个人启示取代了中国内外兼修,积善成德的生活方式。难怪清代大儒颜元批评朱熹:“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2】

    宋明理学如何将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呢?首先是学习佛教判教将诸子之学异端化,结果“先王经世之术”【3】百家之学,包括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被丢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学独尊”,理学家成为道统化身!然后通过“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方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其桥梁中国化的禅宗。

    从二程和朱熹开始,理学家就特别看重《大学》《中庸》,认为二者是圣人口耳相传的大法,初学者掌握真理的门径。朱熹《大学章句》认为,只有《大学》告诉学人修行的次第:“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正是在修行次第上,宋明理学家颠倒了本末。大学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成了本,“止于至善”成了末。因为按照禅宗理论,认得妄心,识得本心是基础。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4】

    所以朱熹也在中国文化中“制造”出妄心和本心,即人欲和明德,有时也称人心或道心。《大学章句》解释“明德”时,彻底背离了“明明德(行)于天下”的《大学》本义,将平天下的实际事功转化为个人修养,“明德”成为本心,“本体之明”。文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对于《中庸》,朱熹背离古人“心是谓中”的观念,将“中”解释为行为上的不偏不倚,混淆了内外。

   “中庸”的意思如黄老之心术,讲用心之道,心之用。《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进一步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简直是时空穿越的小说,因为子思死时,孟子尚末出生!

    过去几年来,我和付金才老师合作,写了大量文章,欲正本末、明内外,将宋明理学“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错误修正过来。特别是正在出版的《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一书,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今天学人一言中国文化就是理学化、佛学化的儒学。不仅普通百姓不能区分理学、儒学、孔学、经学的关系,一般学者也不能区分——这是宋明理学家、明末耶稣会士、清末民初中国学者、解放后港台新儒家和改革开放后大陆新儒家用以突出中国性,否定中国文化普世性的共同“制造”。【5】

    这种用以指称中国文化的“儒学”在学理上排斥诸子,排斥外在事功,是宋以后国运衰弱的思想根源,这不是小问题,是关系国运的大问题——这座大山不跨过去,会有亡国的危险!

    第三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两汉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件事如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一样,影响长达两千年之久。贬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国家指导思想,锚定了中华文明的性格,塑造着国家政治、个人伦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到民国初年。蒙文通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论经学遗稿三篇》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6】

    汉武帝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亦有沉重代价。一是“表彰六经”,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后,经学迅速僵化、繁琐化和玄学化。两汉儒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儒学不断方士化的过程,董仲舒已将阴阳五行同灾异感应之说联系起来,到东汉,谶纬之学大兴,搞得经学乌烟瘴气。经学成为仕进一途后,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地盘,经学家株守家法、师法,包括西汉末年反对古文经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东汉王充不禁感叹:“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指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笔者注),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即根荄,犹言根本——笔者注)。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7】

    二是“罢黜百家”导致经学与子学的有机联系断裂。西汉东平思王刘宇(?~公元前21年)上书朝廷,请求诸子百家图书。大将军王凤对皇帝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8】反对将这类书给东平思王,可见时人已将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

    经学失去子学之流,必成为一潭死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比如儒者多言禅让制,而不知禅让制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后来发展为秦汉发达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因为那是法家的主张,所以儒家要反对。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功勋制角度理解禅让制,那么禅让制只能作为神话存在,更别谈用它来解释21世纪中国选举制度了!

    可以说,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埋下了经学僵化,后来成为僵尸的祸根!

    当代学人所做的,就是用西方专科学术埋葬这具“僵尸”。名曰“整理国故”,结果今人已经连经学的面目都不识了。因为“经学僵尸”已成尸块。经学就是经学,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举制度同时决定了中国人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哪能将经学进一步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字学之类。蒙文通先生大声呼吁:“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9】

    我们搞大《六经》工程,不能追随五花八门的“新儒家”,罢黜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独尊理学或儒术,而是要“会通经子,表彰六经”,回归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大经大法——那是中华魂,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亡经学就是亡文化、亡天下!

    还我文化山河,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翻越阻碍中国文化返本开新、守正出新的三座大山!

  过去20年来,我们过五关斩六将,降魔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才胜利登上了轴心时代中华原生文明的峰巅——以“孔门四科”为纲领的中华文化!

    诸位,这次我们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与周代面临社会大失序(礼崩乐坏)的孔子不同。首先,孔子是以西周王官学诗、书、礼、乐四术为核心整理中华文化的,我们则 以“孔门四科”为核心。

    不过孔子并不是以“孔门四科”教学生,它还是以西周王官学传统的“四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礼记·王制》说:“乐正(大司乐,相当于古代大学校长——笔者注)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是从诗、书、礼、乐中,孔子教出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这四类特长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异能之士”),后来演化为诸子百家。所以我们按“孔门四科”整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中国文化,才能做到“纲举目张”!

    其次,孔子有明确的理想标杆,他说:“周监(通“鉴”,借鉴——笔者注)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周代度集夏、商两代之大成,所以孔子尊周礼。孔子上下求索,周游列国,力图恢复周朝那样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礼义王道),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他极伟大之处。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东方,要在不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开放地学习西方,择善而从,所以关键是“明东西”。融入世界,世界才会认可中国文化内在的普世性——光返本而不能开新,如同闭门造车!

    也因此,孔子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整理方针。但我们不同,面对西方系统化专科学术,我们必须“既述又作”。比如经学,在民智大开的时代,必须牢牢抓住经学作为“先王经世之迹”【11】本具的大众性、实用性、世界性特征,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重新阐释。经学是古帝王的治国档案,如同今天的政府公文,怎会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经学是小众的无用之学?它面对当时的大众和天下,必有其实用价值。经学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榜样、模板,解释过去指导未来——经学是中国文化的DNA,中国历史和现实不过是经学的复制和表达。我们忽视甚至否定经学,实际上是剪断了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脐带!

    再比如位列“孔门四科”言语科的名学,今天主要保存在墨家和名家中,要想使中国“专科”学术更为系统化,就不能不作,打破古人以书分类的诸子界线,将二科中相关内容合而为一。

    事实上,孔子是“述中有作”的,否则,西周王官学四术,如何增加了《春秋》和《易经》,变成了新王官学六经?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春秋》是一部亦子亦史的经,也可以说是一部亦经亦史之子。”【12】这很有见地。《春秋》亦经亦子,《易经》也是亦经亦子——那些将经子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

    会通经子、会通诸经、会通诸子,以“孔门四科”为中心,增续六经、再造中学,让中国文化成为完璧,奉献21世纪急需新思想资源的中国与世界,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它注定成为人类史上最富传奇的学术远征之一。

    我们已经坚持了20年,未来之路仍依旧漫长而艰辛,但没人能阻止内圣外王一贯的普世大道升起在21世纪东方地平线上!

  在世俗性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这一古老而崭新的文明范式必将照耀全世界!


注释:

【1】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徐汝庄译,载《自然杂志》1990年12期。

【2】颜元:《朱子语类评》。

【3】《史微·卷一·百家》。

【4】《坛经·行由品第一》。

【5】参阅詹启华(Lionel M. Jensen):《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7】《论衡·正说篇》。

【8】《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9】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0】《论语·八佾篇》。

【11】《史微·卷一·百家》。

【12】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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