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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宋儒错改《大学》“亲民”为“新民”及其危害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1-10-20

宋儒任意改写经典、师心自用解释经典,以《礼记·大学》为甚。
对《大学》的误读,以颠倒《大学》“三纲”本末,错改《大学》“亲民”为“新民”为甚。
《大学》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但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经典《五行》,我们才确定宋儒颠倒了《大学》“三纲”本末。
“三纲”是《大学》的总纲,包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南宋朱熹误读《大学》,除了以“明德为本,至善为末”,以至抹杀至善外,更严重的是错改《大学》原文,采纳北宋程颐的意见,将“亲民”改为“新民”。他不知道,在思孟学派的概念体系中,德是包括善的,善指仁、义、礼、智相和,而德指仁、义、礼、智圣相和。显然,德是末,善是本。《五行》篇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大学》”三纲“的本义:成就大学之道要先明明德;明明德先亲民、亲民先止于至善——后者是前者的起点和根本。
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世俗性社会里,善为本,德为末,积善成德——实践人道之善成就天地之德,是人生修养的不二法门。
朱熹颠倒三纲本末,以“明德为本”。问题是“明德”之后,就要起用,结果不得不将地“亲民”改为“新民”,从个人修养一步跨入社会改造,大失《大学》成就“大人之学”的本义。朱子《大学章句》解释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更为麻烦的是,三纲以“明德为本”,就必然以“止于至善”为末,朱子《大学章句》也是这样解释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问题是,“止于至善”之后,马上是“知止六步”,“止于至善”显然是本。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朱熹干脆将“三纲”变成了“二纲”,即“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这样才理顺了本末、终始关系——而对“止于至善”的理解,则前后矛盾。 
一、“新民”不是解释“亲民”,而是解释“盛德”。 
   为了证明“亲民”即“新民”,朱熹割裂《大学》原文,硬是给“三纲”加了传。这些传本在《大学》“诚意章”。为了全面认识它们的本义,我们将原文抄录如下: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朱子《大学章句》将第二段“汤之《盘铭》”之前,作为“明明德”的解释,将“汤之《盘铭》”之后,作为“新民”的解释。同时将第一段放在第三段“与国人交,止于信”后边,作为“止于至善”的解释。 
因为对“亲民”的解释中屡见“新”字,且《康诰》有:“作新民。”则“亲民”自然成为“新民”。 
如果我们细读“诚意章”原文,就知道这三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后两段是对第一段的中心思想“盛德至善”的解释。第二段解释如何日新其德,成就“盛德”。第三段则解释如何达到“至善”。之所以没有解释“亲民”,是因为后面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都是“亲民”的学问! 
第二段中的“新”,指日日增新其德行,不是指日日革新其“民”。君子当日三省吾身,参赞天地生生之大德。《易经•系辞上》明确指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隋唐间学者王凯冲注:“物无不备,故曰‘富有’;变化不息,故曰‘日新’。”《易经•大畜•彖》也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大学》中的“德”也应如《五行》中强调的那样,是一种发于内心的“德行”。古人认为:“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地官·师氏》郑玄注)有时也用“德”字代表德行,所以西汉贾谊的《贾子·道术》说:“施行得理谓之德。” 
朱子将“德”理解为类似佛性的德性显然是错误的。《大学章句》解释“明德”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如果“止于至善”为本,只有“亲民”,方能“明明德”,则德必然指德行。这涉及我们对“亲民”的理解。
二、“亲民”即“仁民”——孔子的“大学之道”
一个人,如何超越个人之小我,成就宇宙天地之大我,关键是超越个人之爱,实现对天下苍生的大爱,这就是仁。亲爱家人,是仁的起点。《中庸》引孔子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五行》的论述更为详细,作者认为心中充满喜悦会感染到兄弟,兄弟们会更易接近。互相接近且诚于待人,就会亲近。亲近笃信,就是兄弟之爱。首先爱父亲,随后再推及他人,这就叫仁。文中说:“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 
所以说,“亲民”的意思,实际是“仁民”,就是将对亲人的爱扩展到整个社会。《贾子·道术》一言以蔽之:“心兼爱人谓之仁。” 
透过《论语》我们看到,尽管仁的基础是爱人,但成就仁德实际很难。孔子从不轻易许人以仁。 
在孔子眼里,只有那些能舍身奉公,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为民立命的人,才称得上仁者。 
据《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孔子,他的三个重要弟子子路、冉求、公西赤是否做到了仁,孔子一一承认其专长,却否认他们做到了仁:“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的弟子曾问德行高尚的令尹子文和陈文子是否做到了仁,孔子认为二人忠实、高洁,尽管到了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仍没能做到仁。 
令尹子文几次做楚国宰相,都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几次被免职,都没有显出怨恨的样了。而且每次被免职,他一定把政事全部告诉继任的新宰相;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其君主齐庄公,陈国大夫陈文子家有四十匹马都舍弃不要离开了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他看到那里的执政者和崔子差不多,就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儿的执政者也和崔子差不多,又离开了。文中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我们再看被孔子称仁的人。孔子说“殷有三仁”,分别是纣王的同母兄弟微子,纣王的叔父箕子和比干。三人以不同方式对抗暴政和强权。微子明智地离开了商纣王,箕子装疯成了奴隶,比干因强谏被杀。《论语·微子》上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孔子也感叹管子是仁人。要知道孔子一生欲复兴周礼,但对于“不知礼”的管子(《论语·八佾》孔子云:“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他却反对弟子们称其“不仁”,孔子认为管仲曾辅佐齐桓公维持天下秩序,维系中华文明,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如何实践仁呢?孔子的答案就是“大学之道”,从日常人伦之善开始,走亲民路线,要积极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不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仁,后来成为中国人人文精神的精髓。但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从自身的“亲民”,为大众服务,到“推以及人”的“新民”。在好为人师造就“新民”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坚实起点。宋明理学最后沦为“袖心谈心性”,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其危害极大!南怀瑾谈到宋儒擅自将“在亲民”改为“在新民”时指出:“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1 
抛弃文明规范,乱解经典,大造“新民”,无论动员多少资源,不是成为灾难,就是流为闹剧——这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释:
 
1】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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