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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华文明的脊梁——经学及经学的现代转化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1-10-12

 

内容提要:

中国拥有世界上极为发达的经学传统,是先民万年积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中华文明的脊梁!说它发达,因为其突破了人类文明普遍以神话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四五千年绵延不绝。

不是依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不是依靠孟德斯鸠与洛克,不是依靠奥尔森和罗尔斯,只有透过自己的经典,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拔开文献和历史的迷雾,将经学永恒的灵魂,不朽的生命基因提取出来——这是恢复经学活力的起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恢复经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请回经学,不能简单地回到清末。笔者建议回归西周经学属大学教育的本来面目,先从大学教育开始,从上至下地恢复经学教育。因为对于成人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国来说,经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只有成人,能更深入理解经学的微言大义。

【以下为正文】

过去一百多年,世界上多少古老帝国尽成废墟。 

日出东方,改革开放以来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凤凰涅槃般地崛起,让太多人目瞪口呆。 

从文明型国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到超越西方特殊利益集团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外学人绞尽脑汁,试图根据东西方某些不同点,堆砌西学概念解释这一现象。 

那些理论能解释一些现实,也容易获得“政治正确”,占领各类讲坛和报纸版面。却不能向世人说清楚:中国为何不是一个充满异教徒的国家?中国政治体制为何不是威权专制?诸多中国特色源自哪里?内涵又是什么? 

最后,许多理论沦为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甚至成为宣传鸡汤——毛泽东说得对:“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1】不能找到问题的大本大源,何以动天下之心! 

说到底,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罢黜经学、独尊西学”的恶果。 

现实是历史文化的因革损益,历史文化是现实的演化基因。脱离历史文化的主根经学,我们必将在精神文化上空壳化。 

今天,有必要将经学——这一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绘制出来,展现给全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21世纪的中国现实,以及诸多中国特色的根源。 

佛教西来东去两千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表明:印欧文明西来学术在中国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成功的中国化,而不是一味以西代中,拆了故宫建白宫——大乘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天下为公的中华大道,才在其本土势危之时,在东方重获新生!

这里,必须首先认清承载中华大道经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一、经史传统与科学实证

中华经史传统实质是经学传统。

太史公司马迁以前,无独立史学,史学依附于春秋学。后代史家注重正统,著二十四史阐明大一统的春秋大义。可惜,近代人不理解这一点,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极力抨击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他忘了,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文明如此强调家国天下!  

不仅有文字的族群有经学传统,没有文字的狩猎采集部落也有口头流传的“经”,那是数万年文化演进的集体智慧结晶——包括神话、信仰、习俗、禁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老经学传统与现代科学实证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源自祖辈们集体的历史实践和坚定信念,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适应改造的结果。后果来自个体的直觉和经验,是个人理性思考的产物。 

经学传统并不遵从严格的因果律,作为一种文化适应,人们只知道那样做是对的、好的。常常在经过现代科学实证后,人们才明了一些习俗所具有的科学原理,以及违背某些信仰习俗的恶果。 

对于“经”中智慧的非凡价值,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写道:“文化演进往往比人类更加聪明。在漫长的岁月中,处在社会中的个体无意识地学习更成功、更有声望以及更加健康的社会成员,通过这样的演化过程激发出文化适应。虽然这些设计精良的复杂技术很好地回应了当地的挑战,但这并非个体在应用因果模型、理性思维或成本效益分析后的产物。一般来说,虽然大部分人或所有人都对这种自适应练习很熟练,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其运作原理,甚至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这样‘做’而已。这种复杂的适应行为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自然选择倾向于那些经常将信仰与文化遗产——从祖辈的实践与信念里衍生出的事物暗含的积累的智慧——强加于个人直觉与个人经验的人。在许多关键的情况下,个人直觉与个人经验往往会导致其误入迷途。”【3】

约瑟夫·亨里奇在书中举了主要农作物木薯的解毒技术。木薯在南美和南太平洋地区十分常见,由于没有经过磨碎、清洗、煮、放置等步骤处理的木薯释放出氰化物,会导致食用者慢性中毒,引发神经系统、肌肉、免疫系统的严重疾病。 

南美亚马逊丛林里的土著并不知道木薯解毒技术的科学原理(如下图),但他们却年复一年地重复煮熟这样的习俗。不幸的是,17世纪早期,葡萄牙殖民者将木薯从南美洲带到了非洲西部,却没有带去木薯加工习俗。结果,西非广泛种植的木薯在当地成为严重的健康问题。一些非洲族群也发展出了有效的除氰化物技术,但这类文化并没有广泛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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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亚马逊流域图卡诺安人木薯加工技术中每个主要步骤的效果。氰化物百分比是对于块茎而言;图片来源:约瑟夫·亨里奇:《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20页。 

中国拥有世界上极为发达的经学传统,是先民万年积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中华文明的脊梁!说它发达,因为其突破了人类文明普遍以神话(是否可以改为神道)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四五千年绵延不绝。 

然而,世界上极少有族群如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所做的一样,主动放弃自己的经学传统。民国初年,为建立所谓“合乎共和政体”的学制,废除了清末学制改革中小学一直存在的经学一科。1915年,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撰文,为其积极推动的废除读经大唱赞歌。他说:“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4】 

事实上,蔡元培自1912年1月4日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到袁世凯上台辞职,总共任职不到7个月。但就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出台了影响巨大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其中第8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从体制上将经学排除在教育之外,由此开始。

很快,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中的经学教育被删除。由于西化教育的改革者不能,也没有勇气完全否定经学的价值,他们干脆野蛮地肢解了它,使之成为西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此种恶行持续到今。根据1912~1913年间民国政府制定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实业教育,都不再专设经学独立分科。高等教育阶段比照西学分科办法,整合到哲学、文学与史学三门中:《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划归到哲学门下中国哲学,《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划归为文学门下国文学,《尚书》、《春秋左传》则划归为历史学门下中国史,《周礼》则划为历史学门下法制史。【5】 

自断慧根。废除经学留下的伦理道德和治国理念真空,西学一直无法填补。历史证明:所谓以美学、科学代替德育,不过是民国知识分子天真且愚蠢的幻想。 

——对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时代来说,这尽乎是灾难性的!

今天,我们必须尽快恢复经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回归我们的道德和治道家园。如西方人对待基督教《圣经》一样,重视经学及经学教育。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完成经学的现代性转化。 

二、经学的变与不变 

恢复经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请回经学,不能简单地回到清末。笔者建议回归西周经学属大学教育的本来面目,先从大学教育开始,从上至下地恢复经学教育。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六艺”有大、小学之别。“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6】事实上,儿童读经,也从宋明以后,科举制盛行后才流行起来的,是为利禄之门铺路。 

因为对于成人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国来说,经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只有成人,能深入理解经学的微言大义。 

近年来,在“国学热”中出现了新的神秘主义思潮。这些人似乎深受工业时代自动化观念的影响,认为一个人少年读经,长大后“自动”会读通经典;社会总体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自动”会治理好;经典不需要随时代变化再行阐释,其“自动”是普遍真理。 

这些认识是荒诞的。以笔者个人为例,研读经子二十多年,参访了诸多大德、写了多部专著,感觉自己对经典的理解仍多不安之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何来“自动”读通?若社会总体道德水平提高了就能治理好,那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只需要上帝,不需要凯撒了——连开车、游泳这些事都需要专门学习,何况社会治理这么复杂的事!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认为经典是长久的真理,不可改易的伟大的教导。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其永恒的生命力。但大家不要忘了孔子的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公至道要传下去,非有人去做不可,否则就是死的文字。由于数千年时代环境语言的变化,经典中某些部分也会过时,比如《仪礼》这类书,在周代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可或缺,但在秦汉以后,其重要性就逐步让位于《礼记》了。 

为何,因为“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礼仪规范是一个族群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千古不变的是礼仪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礼义。所以重礼义的《礼记》三国时期已升格为经。南北朝时,三礼中能通《周礼》、《仪礼》的学者已经很少。清代焦循在《礼记补疏序》中一语道破了这种现象的实质:“《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甚至连孔子的孙子,注重德行的修持的《中庸》作者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都不再遵守其祖父周游列国时见诸侯的礼仪。这引起了孔子高足,子思的老师曾子的不满。因为曾子目睹过孔子如何行人臣礼,而子思见诸侯时,则完全不管这一套。“述圣”子思为何不守孔子之礼,这是因为时移世变。在“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的战国时代,布衣驰骛,大争于天下,哪里还有功夫讲习西周复杂的旧礼。子思辩解说,舜禹因禅让而得到天下,汤武靠用兵而获得政权,并非这些人本来互相矛盾,而是由时世不同决定的。《孔丛子·居卫第七》记载: 

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凶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也,乃各时也。”

这就涉及经典的变与不变,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变与不变。 

以《尚书·洪范》为例。它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法,开头有个引子讲此篇的来源。 

早期周人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界地带,政治经济都不发达,这从周文化的发祥地、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原考古遗址中也能看出来。 

缺乏大国治理经验的周灭商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治理这样一个领土广袤国家——这是生死问题! 

所以周武王在灭商后立刻请教商朝遗老,纣王的叔父和大臣箕子。《尚书·洪范》中,箕子向武王陈述了传自夏禹的治国大法九条(九畴),它们按洛书顺序排列,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年)在洛书河图于北宋年间问世后,制成了“九畴本洛书数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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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畴本洛书数图”有个缺点,没有标出中间最重要的第五“皇极”。我们知道,以图文的形式表达治国方法,是先秦相当普遍的做法。除了《尚书·洪范》,《管子·幼官第八》等篇也保存着这样的形式,只是图已遗失。《管子·幼官第八》诸篇与历法联系在一起、开月令之先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第一章“河图、洛书图说考”。【7】

《洪范》九条大法中,如洛书一样,相邻两条都是阴阳相对应的。其中第一条“五行”及第二条“五事”、第五条“皇极”及第六条“三德”,可以说是经典是变与不变的极好例证。 

开篇箕子说禹的父亲鲧治水不成功,打乱了五行(“汩陈其五行”),引起上帝震怒,所以没有赐给鲧《洪范》,鲧也被杀死。禹德行合乎常道,治水大功告成,上帝才将洪范九畴赐给禹。 

这里的“五行”,是五行家天人感应观念中的“五行”。五行家认为,人,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会引发自然界的灾异。《汉书·艺文志》总论数术中的五行家说:“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从《汉书·五行志》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具体的“汩陈其五行”事例。 

千百年来,诸多注家都对《洪范》中的五行观念感到困惑,因为五行家早已不为学人所熟知。今天我们研究它,不是要复兴五行家,而是要研究五行观念的演变。因为上古五行观念是后世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源头,长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孟五行学派也源于此。只有理解了从数术五行到儒家五行的演变,我们才能清楚宋以后儒家如何照抄禅宗,颠倒了中华大道的本末。 

正是在新出土的思孟学派核心经典《五行》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德”包含“善”,达到“德之圣”,才能达到圆融无碍的智慧境界。《大学》修行次第当从“止于至善”始,终于“明明德”,而非如宋明理学家认识的那样,从“明明德”开始,终于“止于至善”。《五行》上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根据上下文,这段话意思是说,德行有仁、义、礼、智、圣五类,五者和谐称为德。仁、义、礼、智四者和谐叫做善。善属于人道,德属于天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8】 

进而言之,对于经典是变的部分,甚至失传的学问,我们重点要研究其流变,这种流变会深深影响今人对经典的理解。 

《尚书·洪范》第五条“皇极”及第六条“三德”分别论述政治组织原则和政治德行原则,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后21世纪,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们都为中国历代政治家所遵奉,这是经典不变的典型——从中能看到经典四五千年持续的生命力! 

理解以“皇极”,大中之道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原则,才能理解中国政体、国体,及它同以地方自治的基础西方政治体系的本质区别。 

顾颉刚、刘起釪写道:“《汉书》、《后汉书》及汉人著作都释‘皇’爲‘大’、‘极’爲‘中’,释‘皇极’爲‘大中’或‘大中之道’……《汉书•五行志》释云:‘皇, 君也。’马融、郑玄以下至蔡沈遂都用此训。”【9】学术史上,“皇极”从最初释为“大中之道”到释为“君王进行统治的准则”,掩盖了中华政教基础的中道义——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皇极”是大同思想在政治中的具体体现。《礼记 ·礼运》引孔子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极”、“中”,即“公”,目的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党争,建立一个下级服从上级,政教统一、贤能参与国家管理的强大中央政府。 

《尚书·洪范》强调:“无偏无陂(音pō,不平坦——笔者注), 遵王之义;无有作好(好指私好,偏好——笔者注),尊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宽广的样子——笔者注);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邪僻,世人应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只顾私人爱好,当遵循君王所指的大道前进。不要为非作恶,要遵循君王开辟的正路。不要有偏私,不要结朋党,王道是宽广的。不要结朋党,不要有偏私,王道是平坦的。不要背离法度,王道是正直的呀!大家要团结在中央政府之下,坚持大中之道。 

大中之道强调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用以保障民生及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上面说:“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据下文,“五福”包括长寿、富贵、健康平安、修行美德做好人、长寿善终五个方面。 

重民生,重百姓福祉,成为诸子百家的基本治国理念。《管子·牧民第一》开篇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据说孟子曾问子思,“牧民何先?”子思回答:“先利之。”(《孔丛子·杂训第六》) 

实现大中之道,政教大一统是关键。 

教化的统一指人们要对中央政府有基本的价值认同,同时君王要包容所有人。庶民都不得结成邪党,人们不能朋比为奸,都应遵循大中之道。上面说:“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 

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公平对待贵族和平民,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选贤与能,依法赏罚。文中说:“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羞,通“修”——笔者注)其行,而邦其昌。” 

与西方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政治去道德化趋势不同,中国先贤主张一种务实主义的政治德行(“三德”),软硬兼失,牢牢掌握赏罚“二柄”,防止大权旁落,破坏大中之道,直接威胁国家稳定。具体内容包括:对平正康宁的人,要以正直方式对待;对倔强不亲附的人,要以强硬方式对待;对和顺可亲的人,要以温和方式对待。对下面群众,要以强硬方式统治;对显要贵族,要以温和方式拉拢。只有君王才有权赏赐给人们幸福,只有君王才有权给予人们惩罚,只有君王才有权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臣下无权赐人以幸福、予人以惩罚及不按礼制消费。假如臣下擅权,就会最终倾覆国家。文中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我们要真正理解过去四千年生生不息,中国政府的政治组织原则和政治德行原则,必须了解黄老道家以及归本于黄老道家的法家。比如说法家经典《韩非子》一书,就在《主道》、《二柄》等篇中,将《洪范》三德思想以挥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 

千百年来,学人视《韩非子》政治德行(术)为阴谋权术,现代人甚至说其《五蠹》、《显学》等篇章“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10】这显然是不通经子的原故! 

不是依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不是依靠孟德斯鸠与洛克,不是依靠奥尔森和罗尔斯,只有透过自己的经典,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三、超越汉宋、得意忘言 

经学与子学是源与流、母与子的关系。如果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1.0版,子学则是经学的进一步演化,是中国文化的2.0版。 

《汉书·艺文志》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近人章太炎先生指出:“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何谓“究宣其义”,吕思勉先生解释说:“究宣其义者?遭直世变。本其所学,以求其病原,拟立方剂。见闻既较前人为恢廓,心思自较前人为发皇(发达兴盛,发展提高——笔者注)。故其所据之原理虽同,而其旁通发挥,则非前人所能望见也。”【11】 

无经学,则子学成无源之水;无子学,则经学成一潭死水。汉武帝为实现政教统一,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注意:不是妄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经学博士、断子学利禄之途——结果经子断裂,经学迅速经院哲学化、玄学化、僵化。 

两汉经学沦为繁琐哲学、神秘的谶纬之学大行,经目(中央政府所尊“经书”的范围)在利禄之途上固化。这些都与汉武帝割裂经子的前因分不开! 

直至清代,考据之学兴盛,学人始以子证经,再离经而治子,子学于清末民初大盛。但也昙花一现——随着新儒学的崛起,今天子学又衰矣。其学术水平、学术气象,远不及上个世纪前半叶。 

经学与子学是母子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损。何以故?经学核心思想为百家的传承。所不同之处,儒、墨、道、法各有侧重而已,其中黄老道家与法家的界线尤其模糊。《管子》《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隋书·经藉志》才列入法家,而“管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与管仲并称,先秦已有之。 

经学为诸子百家的公共经典,它们基本的政治理念,无甚差别。上面提到的“皇极”大中之道,为百家所认同。顾颉刚、刘起釪在解释“皇极”论证说:“(皇极)实同于《墨子》‘尚同’的思想。《尚同上》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中》云:‘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显然就是这里的‘皇极’。《尚同中》又云:‘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又:‘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更就是本篇的‘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比德’之‘比’即‘下比’之‘比’,其渊源尤爲明显。《尚同下》云:‘若苟义不同者,有党。’则就是‘无偏无党’之‘党’……这种统一于君主的思想,法家完全接受了,而且更加以强调,加以发展。《韩非子•有度》云:‘贤者之为人臣……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可知建立君主统治之道的最高准则——‘皇极’的这一思想,由《洪范》的这种诗歌形式的鼓吹,墨家摩顶放踵地进行宣传,到法家加以批判继承,充类至尽。”【12】 

我们不仅需要以子证经,会通经子,通经致用,还需要以史证经。因为经,特别是《尚书》、《春秋》,是史官所记,有亦经亦史的特点。《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比如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其史学精神直接继承自春秋(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三代历史多直接用当时的语言改写《尚书》之文,通过《史记》相关篇目,我们可以知道西汉人如何理解《尚书》——这对今人大有裨益。 

由于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再加三代距今太远,所以解释经典,常常众说纷纭,聚讼千载不已。我们不能执着于史实或其他细枝末节不放。要在会通诸经、会通经子、会通经史的基础上,“得意忘言”。 

比如《尚书·尧典》,表面上叙述尧舜的功德,重头戏在禅让,尧禅位给舜。但禅让的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中华治道。最能体现尧大公无私的,是大臣放齐推举尧的儿子丹朱做官时,被尧一口否定,还批评丹朱言语虚妄,好争辩。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楚简《唐虞之道》,大力称赞尧舜的禅让,认为这是选举贤能的表现,足见中国成贤、选贤、从贤,内圣外王一贯的治道之悠久。这一深入国人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的选举制度,与西方追求个人自我实现、党派竞争、“从众”的民主制度迥异。《唐虞之道》写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13】 

尧舜都是中华治道的榜样,所以后世干脆用“尧天舜日”比喻天下太平,相信如尧舜一样不任人唯亲,不用坏人,选贤与能,以功取士,就会世界大同,天下太平。 

今天我们重视的考核、问责制度,也源于《尚书·尧典》。舜时,就有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和“五载一巡守”的考绩之法,根据功勋的大小对官员进行奖惩。因为此种精神与法家循名责实的用人之道相合,顾颉刚、刘起釪二先生就认为《尚书·尧典》必定晚出,甚至认为乃秦汉时书,这就颠倒了经子源与流、母与子的关系。【14】 

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事实出现在后世,就认为先前必无此一事实。也不能因为上古事实真伪难辩,就否定国人的千载实践。

三晋地区流传否定尧舜禅让的历史,《竹书纪年》记载,尧晚年德行衰弱,舜囚禁了尧,并为难丹朱,使丹朱不能见其父。“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记载,学人就否定选贤与能的中华治道!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拔开文献和历史的迷雾,将经学永恒的灵魂,不朽的生命基因提取出来——这是恢复经学活力的起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经学不朽!中华文明不朽!我们重新整理经学的事业不朽!

 

10月4日,春耕园第四届经学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本文是作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注释: 

【1】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转引自张太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网址: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18/0620/c85037-30067826.html,访问日期:2021年9月6日。

【2】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页。 

【3】约瑟夫·亨里奇:《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22页。 

【4】蔡元培:《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6】《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7】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8】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7页。

【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0页 

【10】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11】《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1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71~1172页。

【13】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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