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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中国传统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吗?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赐] 2021-09-22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在他的《新哲学讲演录》中写道:“中国传统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言下之意,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与此有关,而且道家思想也脱不了干系。为了确认此说能否成立,让我们先看一下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整体语境。他说:
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而应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初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三个发展阶段。两个层次:“人-世界”结构,“主体-客体”结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传统哲学,不包括“主体-客体”在内的“人-世界”合一,可称为“前主客关系的合一”;第二阶段,西方近代哲学,“主体-客体”结构;第三阶段,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扬弃(即包含而又超越)了“主体-客体”式的“人-世界”合一,可以称为“后主客关系的‘人-世界’合一”。张教授认为,中国传统不重视区分主体与客体,因而也不重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支配作用,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不是指技术,科学不同于技术),在思想根源上这是与“前主客关系的合一”思想占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中国应当从自己的哲学基础出发,批判地吸取中国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合理之处,把它同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模式结合起来,走一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之路。(《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7-40页。
    那么,这个三阶段论是否真有道理呢?笔者认为,张教授的这一概括和评论有其合理之处。虽然这个三阶段论是否准确地概括了世界哲学的发展历史、以及这样的“正反合”是否有其认识论上的逻辑必然性,这个问题有待斟酌,但他关于中国主流传统比较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点,笔者有同感。这一缺憾尤其明显反映在儒家身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道法家在内外兼修、经世济民、治国安邦方面的思想造诣,曾经成就了几个大朝代每次都接连数百年的辉煌、和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灿烂文明,可见他们对社会事务的认识水平和治理方法是非常出色的。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自觉和指引、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这个“客体”的 “科学”研究(即使没有使用 “客体”“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等术语),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达到的。这说明了道法家的“天人合一”信仰,并没有损害他们在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并没有使他们轻视或淡化对其所在的社会这个相对客体,作出科学式的、广泛深入的探究。这还说明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向外求索以满足物欲的科学是不是发达(传统上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的向外求索的物质欲望,但有着比西方人更自觉地提倡向内求索、提高精神境界、以求内圣外王的传统——从现在人类面临的危机看来,这不见得是缺点或弱点)。事实上,道家,尤其是以黄老为代表的积极主流派,不但世间世出、形上形下融会贯通,而且其形下学术和社会实践广泛涉及从道德伦理、到政治经济、到科学技术、医学养生等各个方面,是诸子百家广泛领域学术成就的综合集大成者。问题在于道法思想家们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和方法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主流,反而让偏于空洞的道德说教和抽象的理学思辨、但缺乏经世济民意识、不懂治国安邦方略,既不能把握全局、又拙于实际事务(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传人断断续续地干扰了两千年,或充当政治门面(所谓“儒表法里”),或排斥、打压真正的治国有方者(表里皆儒),造成历史上反复的治乱交替,直至近代尊儒之风越刮越凶,致使国家落后挨打、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也就是说,问题在于真正具有认识论、方法论自觉的黄老思想学派常敌不过没有这种自觉的儒生精英。要找落后挨打的关键原因必须从这里顺藤摸瓜地找下去。
    笔者寻找的结果是:造成道法不敌迂儒的根子并不在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观本身抑制了人的主体性,而在于中国主流传统的以君为“天”,所谓“天子”是也。且不说儒家,即使是法家,在这种传统的压力下也无力冲破昏君、庸君这块“天花板”而将合道之法贯彻到顶、贯彻久远。管子之能够成就其大业,从客观上来说,那是由于他的运气比较好,遇到的齐桓公不是一个自私昏庸的国君。中国历史上以君为天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倒是应该作为文化史家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以君为天”,实际上是将名义上的“天人合一”变成了“百姓合于天子”,或天子中心主义,这比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还要狭隘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像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那样,在概念上将“天人合一”结构与“主客关系”结构结合起来(实际上他们尚没有能够逾越主客的鸿沟达到天人合一的认识境界,所以也谈不上两层结构的结合),而是要像道法家所主张的“以民为天、民合于天”,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这就回到了张教授的三阶段论。笔者相信,如果是“以民为天、民合于天”的“天人合一”,那么在这个合一的大框架中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提高对认识论、方法论的自觉,不断增进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科学认识,使其真正为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福祉服务,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机械的三阶段论既不符合历史实际,对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也无必要。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哲学篇第二章第二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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