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最基础的自信。

文化安全是最基础的安全。

试观苏联解体迄今30年来信息化时代全球政治版图的变迁，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直在国与国竞争中居主导或主要地位。

试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乃国运之元气，文化强则国强，文化弱则国弱。汉唐文化强健豪迈，百家争流，布衣驰骛于天下，中国在东亚气吞万里如虎。宋以后文弱不武，理学独尊，士绅地主垄断基层，中国数度为外族入侵——蒙元！满清！日本！

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建立列宁主义的政党，肃清士绅地主——肃清了工业资本积累的根本障碍；通过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善政，中国大踏步走向全面工业化时代！

建筑坚不可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长城，必须恢复中华文化的常态，政教一统——以政统教，以教辅政。

血的事实证明：独尊西学，盲目学习西方政教分立的传统，让资本、让学者、让宗教主导文化权、教化社会的权力，是错误的——无论在边疆还是在内地都是这样。

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其超越宗教的世俗化特征决定着：党必须实现对社会教化的坚强统一领导。让党的信仰价值，春风化雨为全体人民的文化风尚！

这是文化安全之大本、政治安全之大本、国家安全之大体。

锚定中华民族政教模式的西汉治国者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西汉陆贾说:“教者，政之本也。”（《新语•大政下》）一代儒宗董仲舒说：“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

与西欧深陷领土碎片化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雄居东亚数千年，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重大。先贤认为，领土统一只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也是更为基础的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教化相统一。

《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认为，王在正月登基，政令教化开始施行于天下，所以称“王正月”：“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西汉王吉上宣帝书更明确指出：《春秋》崇尚大统一的政治秩序，就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都相同，政令法规贯通无阻。“《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吉传》）

1840年以后，面对东西列强的入侵，我们屡战屡败，无数爱国志士开始思考中国贫弱交加的原因：先是认为科技不如人，再认为政治制度不如人，再认为文化国民性不如人。由此我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引入西方各类知识。

由于西方学术自古希腊时代始就以私学为主，中国学术自西周始就以统一的官方学术（王官学）为主，所以引入西学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人异说的困局。表面上学术繁荣，学术自由，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存在一神教独大的社会，结果必然是思想理念混乱、价值认同消解。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学界没有很好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大法，根本指导思想，不是批判性地引入西方学术，而是囫囵吞枣地引入西方学术，加上边疆地区各种宗教、文化势力抬头，导致我们的文化版图散裂，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西方学术表面上百花齐放，实际由资本控制，即使是中国学者乐于引入的西方左派思想，若左翼学者触及西方私有制、“天下为私”的底线，也很难生存。进而言之，整体上西方学者的思想是经过“无害化”处理的。

若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待这类西方学术，结果只能是自毁长城、为虎添翼。不要幻想用邻居家的钥匙打开自己家的宝库——资本主义的学术解决不了社会主义中国问题！

笔者曾调查市场上大量翻译的世界史著作，竟无一本从正面描述社会主义制度。要知道，世界史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市面上卖的世界史若都是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安全又何从而来！

过去三千年，中国政教一统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周至秦，以法（礼）为教，以吏为师，秦的失败表明，这条路线在民智大开的时代行不通。史学家吕思勉指出：“（春秋以降）教育学术，皆自官守移于私家。世运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能逆。秦皇乃燔《诗》《书》，禁私学。令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欲尽复西周以前，政教合一之旧，无怪其卒不能行也。”（《先秦学术概论·先秦学术之源流及其派别》）

依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开创了政教一统的第二条路线。一方面实现思想统一，贬抑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高扬西周官方学术六经大旗，另一方面任用经学之士，为经学提供经济政治上的支撑。董仲舒上汉武帝“天人三策”总结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汉武帝的政教统一路线是成功的。今天，为了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上实现政教的一统，我们必须坚持“两化”，坚守“三点”。

“两化”即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批判性、选择性地引入西方学术；另一种印欧思想体系佛教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活力的保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如果说佛教的生命力在于其持续的世俗化、人间化，则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多维度的创新。特别是与中国古典哲学、政治学和价值理论的深度融合发展。

坚守“三点”指：坚守正确的文化政策，坚守正确的用人路线，坚守正确的资金导向。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和变革都要重置利益格局。我们必须不拘一格，提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才，集中力量突破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障碍、人事障碍。如果墨守科学范式变革的一般规律，等一代学人故去再进行改革，必将耽误经略文化的百年大计。

智者顺时而谋。

此次疫情对世人的冲击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广大民众猛醒：中国的文化、国民性并不比别人低，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比别人差，中国的科技工业实力在诸多领域已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大增。

民心可用，时不可失。

中国文化苦“西方”久矣！追根溯源，是百年屈辱文化自信的渐次沦丧，是西方挟“工业文明伟力”魅惑世界的必然结果。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无复病急乱投医，无复急功近利心，再以文明千年庚续不绝的长视距、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尺度，从容中道重整破碎文化山河，正当其时，时不我待！

中国文化未来百年，不仅需要完成自身的洗筋伐髓，更要擎起返本开新的文明火炬，担当起为世界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性任务，为人类命运之舟指明新航向。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