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青藏高原以西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早期印度河文明在青藏高原西部），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她惊人的连续性。这与其腹地背靠青藏高原、西北和北部又有戈壁、山脉将游牧民族隔开的地理位置有关。同时，这些戈壁和山脉有足够的孔道，连通陆地丝绸之路，渗入欧亚大陆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因子——中国文明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这一点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印度的语言、政治常常随着入侵者而改变。除了宗教文化，缺乏基本的连续性。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认为，正是青藏高原在近两三百万年的迅速隆起，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国文明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直到更新世晚期，约3万年前，中国北部地区西方的石叶工业、细石器工业才传入。他写道：“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恢复的阶段是晚更新世晚期，比较明显的事例是华北地区石叶与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但此时的交流也难于直接跨跃青藏高原与中亚沙漠的巨大屏障，而是当现代人已经出现，智力与技术都得以充分发展，绕经遥远寒冷的北方草原地带进入华北地区。不过到目前为止，在华南地区则还是没有发现西方同期文化的影响。”【7】

是什么时候开始，欧亚非旧大陆克服青藏高原的巨大屏障，开始大规模文化因子交流的呢？所有考古学证据都指向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即远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前经过草原和山谷的青铜之路。它将欧亚大陆西部次级产品革命的成果带到了东方——这场交流的规模如此巨大、剧烈，是近代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化在西方诸多文化因子的撞击下，进入了文明大发展时期。

过去40年来，由于新疆考古工作的进步，学者们能够根据考古遗迹，科学推断青铜之路的细节。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的新月地带，通过北方草原，或沿天山这座东西文化之桥东进，经甘青地区，最后一路向东，进入中原。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刘学堂写道：“中原文明的起源，追根溯源，是在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四面八方文明要素向这一区域汇流、撞冲、融合、创新的结果。其中有一些要素根植于西方，就目前所知，有冶金术、小麦的种植、牛羊家畜、马车等，外来文化同时或相继传入中原，引人注目，发人深思，这些都与青铜之路关系密切。夏代前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文化要素之间的频繁接触，使得中国获取了更多的与外部技术、思想、制度接触的机遇，促进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中原文明体的成熟。”【8】

不仅夏代，三代及其后的王朝，若不接受以青铜时代畜力能源重复使用为代表的次级产品革命，获得先进生产力，就不可能崛起。如军事上特别重要的马拉战车和后来机动性更强的骑兵，都需要良马，而中原和中国南方地区不适合养马。所以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必须获得北方草原地带生产的战马，否则，生存的机会几乎没有——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公元8世纪后半叶，吐蕃东进，河西走廊的传统马匹产区落入敌手，唐朝政府立刻陷入缺乏马匹的困境。公元804年，福建观察使在泉州设置牧场，但由于气候等原因，“经年无所生息”，只能作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的重心长期居于北方，夏、商、周三代都起源于北方戎狄之地的根本原因。

夏朝：《史记·六国年表序》载“禹兴于西羌”；《潜夫论·五德帝》有“戎禹”之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能与大禹龙兴有关——夏朝来自西北地区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教授专著《齐家华夏说》一书，对齐家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从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卜骨、玉器、青铜器等多维度论证了二者文化上的同质性。指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是商文化，齐家也可能是夏文化。【9】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李辉博士则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证明：大禹所属的西戎羌人与后来的汉人具有同源关系，他甚至说汉族就是氐羌民族，二者在夏建立前一千年左右才开始分化；古代氐族与羌族有密切关系，可能是羌人的一支，所以先秦史籍往往“氐羌”连用。李辉写道：“相对其他系统的民族，汉族与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更近，甚至可以说汉族就属于氐羌民族。语言学研究估计其间有六千年左右的分离，而遗传学分析他们的分化发生在约五千年前，相差无几。”【10】

商朝：据《国语·周语》所载《大誓》（即《尚书·泰誓》），有“戎商必克”一语，《尚书·康诰》有“戎殷”之称。在《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一书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在辨析了学界诸多关于商族起源的假说后，提出商族发源于河北燕山以南，今京津唐一带的观点。【11】后来对河南偃师商代人群的古DAN研究表明，其与二里头夏代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有一定延续性，并同时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人群融入的现象。大甸子遗址属于燕山南北早期青铜时代遗存，距今约3600年左右。【12】商人很可能起源于欧亚大草原极东部——燕山一带。

周朝：《诗经·大雅·民劳》周人自称为戎，“戎虽小子，而式弘大。”《世说新语·语言第二》记载：“文王生于西羌。”据《史记·周本纪》，周先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直到周文王祖父古公亶（dǎn）父，率领族人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后，才改变戎狄的游牧生活习惯，从事农业生产。

李零教授说“中国历史大有胡气”，此乃智者之言！【13】

次级产品革命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华文化影响的路径和程度，相关研究尚待展开……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6】【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7】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8】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引子，商务印书馆，2016年。

【9】易华：《齐家华夏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概要”第1页。

【10】李辉：《东亚人的遗传系统初识》，载《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台北）, 2002年第10期。

【11】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

【12】桓晨：《商代早期人群遗传结构分析及与其他人群的遗传关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

【13】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0页。此说是李零先生为下面一句话作的注：“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