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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华大道文化的“四大突破”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0-07-28


内容提要:中国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触发了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而中华大道的四大突破必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航向、新模式。“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道在帝先,超越了排他性一神教的神道设教,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内圣外王不二,天道人事不二,突破了西方科学割裂主客、还原的方法,如实探究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功外王的整体规律;建中立极,选贤与能找到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避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劫持政治权利;无为而治指的是避免私志碍公道,嗜欲枉正术,倡导以大公无私之心,积极有为,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1943年,中华民族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四大发明”一说,认为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创新。

 

今天,“四大发明”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尽管科技史告诉我们,“四大发明”技术的改进和传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对于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笔者认为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四大突破”更为重要。直到21世纪信息时代的今天,西方人还没有完成这种突破,他们以及中国西化的知识界也不能理解这种突破——别说应用了!

 

“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道在帝先,神不胜道

 

从四、五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开始,人类就有了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原始信仰多神,与先民所处的环境相关。世界各地古老的洞穴壁画表明,如同今天残存的萨满教一样,大型动物神在早期人类信仰中意义重大。

 

多神教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的信仰。随着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大型政治组织出现,多神教在凝聚社会认同上的弱点突显出来。

 

如何超越多神教的局限性,文明史上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排他性的普世一神教,二是超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前者指亚伯拉罕一神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加帝国和古埃及阿赫那吞太阳崇拜的路线,后者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路线。

 

三、四千年前,中国先贤就认为人的德行力量可以超越神。超越神不是否定神,而是认为神的后面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形而上形态——道。《老子·第四章》描述了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不知如何产生了道,但他在天(上)帝之前就存在。

 

据《史记·殷本纪》,帝太戊在位时,朝堂上不知怎得冒出桑树和楮树,一夜之间竟然疯长到双手合围那么粗,于是帝太戊问当时的宰相,伊尹的儿子伊陟。伊陟说,“妖不胜德”,只要施行善政,德行不亏,人的德行定会战胜任何神妖。所以后世就有了“神不胜道,妖不胜德”的说法。(《新序·卷第二·杂事二》)

 

道在帝先、神不胜道,先人事、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突破。应该看到,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广大地区,排他性一神教信仰仍居于人们生活的中心。

 

全球化时代如何超越排他性一神教的宗教边界,实现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性的、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超越宗教的宇宙人生大道,为我们展开了一条走向未来的新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大道观念使中国历史上没有陷入一神教世界残酷的宗教战争。在道的视野之下,不同宗教只是适应于不同族群心性特点的教化——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不可能建基于某种排他性宗教,只能建基于包容万有的大道!


 二、天人不二,内外不二

 

道与西方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隔离主体与客体,不是如西方科学一样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道描述的是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功外王的整体规律,

 

中华文化打通了内圣与外王的边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要知道,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几百年来,宗教和科学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张力。造成这种张力的原因,除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学理上的原因是宗教着重神圣的灵魂层面,与世俗生活无法很好地兼容,所以二者只能分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这种分立造成的紧张,导致目前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不断世俗化,以及自然、社会科学领域的去道德化。其弊端显而易见,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因为智慧是一切行为事功的基础,情感道德又是智慧安乐的基础。如果道德被强行剥离,那社会必将走向蒙昧化.

 

可悲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建制性宗教的国家,近代西式中国大学只教授西式学术,培养的都是纯粹理性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理性知识武装的工具”——事实上,中国的去道德化最为彻底,国人越来越以“有利无利”为标准思考问题,而不是道德观念上的对与错。

 

今日之中国大学已成为培养蒙昧主义的温床。

 

中国先贤所谓的“学”与中国大学学术迥异。

 

西汉学者扬雄《法言·学行》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学,是对性情、行为的修正、提升。


“建安七子”之一,东汉学者徐干《中论·治学》更明确地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在理性专业知识的培养,而是通过疏通涵养心神、情性,成圣成贤。教学内容德、行、艺“三教”,只有“艺”属实用技艺,但仍与德、行紧密相关,特别是其中的礼、乐、射。他写道:“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学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同“姻”,亲于外亲——笔者注)、任(指担当,敢于任事——笔者注)、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教备而人道毕矣。”

 

“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西方宗教不同,不脱离人事言天道,不重出离心,否定现世。它是从世俗人道之善入手(《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在人道中实践天道——天人不二,内外不二,这是它的伟大、高明、简易之处!

 

随着世俗化、市场化、全球化趋势加强,离世修行的现实条件削弱,中国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大道文化,必将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建中立极,选贤与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中,孔子这段话描述了王道政治“公天下”的根本特点。如何在现实层面实现“公”呢?就是《尚书·洪范》讲的建立“皇极”,“建中立极”,这里极的意思也是“中”,指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阶层精英贤能,组成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天下社稷)的强大执政中枢。《尚书·洪范》中称之为“王道”,上面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也只有存在“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相对于西方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中国古典社会公平机制更为稳固,也更符合宇宙自然的基本规律。我们周遭的世界,从小的原子到大的太阳系,之所以如此稳定,是因为原子和太阳系内部存在“中极”——原子核占原子质量的99.96%;太阳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

 

《老子·第四十二章》总结了生生大道,可持续发展原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中)气以为和。”只有超越阴阳对立的中(气)存在 ,才能实现公正与和谐。

 

社会治理层面,“建中立极”包括政教、政经、军政和社政的统一。职业化的执政集团是整个社会的大脑,一切教化、经济、军事和社会事务都统一于政治,这是过去数千年来,直到21世纪中国政治的不变特征。以司法权为例,尽管夏代就出现了独立的司法官员,但直到今天,行政与司法仍然紧密相关,基层(政权)调解仍是中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它高效而廉价。

 

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资本早已经垄断了权力,民主机制近乎失效。这从2020年美国人对新冠疫情失控的反应中可见一斑,人民不再将三权分立看成一个能够使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制衡机制。

 

2020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Michelle Goldberg女士的《美国的新冠噩梦还要持续多久》一文,这位评论家感叹:“然而我们居然听不到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人们似乎感到太过无助了。抗议者可以向州长和市长发出要求,尤其是那些民主党官员,因为在地方层面,广义上的民主问责还是存在的。全国层面上已经没有了这种担当:没人会指望总统恪尽职守,或因为渎职而遭到问责。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在疫情到来前就已经病了。”

 

无论Michelle  Goldberg女士的政治立场如何,她将美国疫情失控归因于“人祸”是有道理的。美国在疫情之前就病了,是说美国民主政治本身的病态!

 

国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相信均势理论。西方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均势只能维系战争间隙的存在,而不能建立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20世纪人类一战、二战、冷战的苦痛经历,就是均势理论破产的证明。

 

“建中立极”的王道政治不仅在国内,在不同政治中心(国家)之间也能维系长期的和平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建中”相联系,中国古典外事理论强调“先内而后外”,《管子·大匡》提出“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反对利用战争、殖民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相反,先贤重国际关系的厚往薄来,大国以谦下对待小国,大国以下小国”。(《老子·第六十一章》)

 

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存在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所谓自由、公正、民主的竞选中,人民失去了参政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已经普遍退化了金主政治——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现实!

 

未来人类如何和平共处,是以建中立极为中心的王道政治?还是以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重新选择——后者意味着金钱决定政治,霸权主义和霸凌政治!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将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图示如下。其中左边的方框代表“中”,两边的剑头代表内外各种力量;右边的三角形代表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示国际关系中不稳定的均势理论。



四、天下为公,积极有为

 

自汉代,就有人将《老子》“无为而治”误读为清静出世,什么也不做。所以《淮南子》专有《修务》一篇,讨论何谓“无为”。《淮南子·要略》论及《修务》的写作目的:世人对大道并不理解,精通,只会望文生义,反而将清静当成常态,恬淡当做根本。不再深入研学,只图舒适,放纵情志,苟且偷生,对真正的大道一窍不通。(原文:《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 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

 

什么是无为大道呢?简单说,就是以大公无私之心,按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因物而行。

 

《淮南子·修务》开篇否定了将无为理解为“活死人”,消极应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

 

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无为思想:“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立”下当有“功”字,这种用法在该书中多次出现——笔者注),权自然之势,而曲故(曲故,指奸巧——笔者注)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伐,夸耀——笔者注),功立而名弗有。”

 

事实上,老子在提及无为时,还常常提到“无不为”。比如《老子·第三十七章》就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原道》详细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无为”要求我们天下为公,积极有为——可惜,后世太多学人,只知无为,而忘记了“无不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大道难明久矣!

 

无为而治是天道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化,要求执政者抱法处势,循名责实,定分止争。制度设计上,主要包括基层中的四民分业理论和科层中的爵制,后者也称社会功勋制或功次制度,指从基层开始,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依法分配权力和资源。《韩非子·显学》 有句经典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四民分业理论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政治学的伟大突破。它有效防止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防火墙。看看西方社会合法公开的游说机制,以及政商旋转门导致的社会不公、资本垄断,我们就清楚这一制度多么伟大和超前!

 

《大学》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将道德放在第一位,主张“以义为利”,反对“聚敛之臣”,就是利用权力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悲剧的是,后世儒者将《大学》四民分业思想极端化,甚至主张儒者不言利,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轻重术长其无人问津,成为绝学。

 

“以义为利”,指站在国家整体,天下社稷的立场上,特别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政策上向弱者倾斜,通过重新分配等手段,努力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均衡。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老子·第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过去四十年,里根总统执政以来美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违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劫贫济富”。为了给“劫贫济富”的恶政辩护,里根政府抛出了著名的“涓滴效应”,认为政府在救济政策上“无为”,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蛋糕增大,财富自然会从富人口袋流向穷人口袋。

 

问题是,“涓滴效应”从来没有发生过。发生的,只是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这是导致其目前美国社会大分裂的经济基础。据统计,仅1980年~1984年,里根政府通过减税和改变预算支出比例,造成低收入人群23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同时为高收入家庭增加了350亿美元收入;1989年至2018年间,最底层50%的美国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贫富差距为50年来最高。

 

从生活方式到社会经济,人类不能背离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大道,否则,我们会受到天道的惩罚。

 

超越科学与宗教,对大道的阐发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潜在价值远远高于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

 

历史上,中国科技上曾经落后,但在人文领域,我们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有数千年社会知识财富的持续积累。这在其他文明中罕见!这一宝贵财富值得面对各式危机,陷入精神迷茫的现代人重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复兴的中国文化,给了人类新希望,新愿景!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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