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汉以后，儒家退化为地主阶级、士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导致中华王道政治体系全面崩溃，国家贫弱交加——秦汉盛世成为明日黄花！这在宋以后尤其明显。李晓鹏博士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中总结出明末东林党人的两大纲领，这种“小政府”主张，集中反映了后世儒家小农主义自由经济思想：

“第一条是代表文官集团的利益，向皇帝夺权的。道统高于法统嘛。道统就是儒家原则，法统就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的合法权威。文官集团拥有对道统的最终解释权。如果道统高于法统的话，那么皇帝的命令跟道统有冲突的，就得以道统为准。这就是分了皇帝的权。”

“第二条是代表大地主和大商业资本的利益的，就是尽量少收税，包括农业税和工商业税。打的旗号呢就是藏富于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鱼肉百姓。但国家打仗需要花钱、赈灾需要花钱、兴修水利等需要花钱怎么办？那不管，反正别找大地主大资本要钱，自己想办法去。”（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古今反王（大）道、反人民的的力量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削弱代表社会整体的中央政府力量，在政治经济上巩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是我们清醒认识宋明理学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本质的时刻了！

醒醒吧！世界上一切反对压迫和奴役的人们！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怎会被智慧的国人遗忘呢？究其原因是儒家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抵制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肢解。 

儒家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主张放任主义的小农经济，几乎对一切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都激烈反对。今天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已被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取代，成为学界主流。 

历史多么具有嘲弄性啊——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曾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启发，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断言，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深受魁奈“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而魁奈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于中国。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所征田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二，国用仍十分紧张，于是鲁哀公建议增加税收。孔子的弟子有若反驳说，只要老百姓富足，国家“自动”会富强。故事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原文：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是儒家放任主义小农思想的源头，到孟子，其具体主张已经相当成熟，且很有煸动性。孟子描绘了一幅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的人间天堂。

面对被四方欺凌、救亡图存的梁惠王，孟子指出“小政府”就能实现仁者无敌。“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这些来侍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侍奉尊长，他们拿着木棒就能打击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民众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就挨冻受饿，兄弟妻儿就离散。那些国家虐害自己的民众，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敌的。”（事见《孟子·梁惠王上》）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明确反对儒家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主张。《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指出，轻赋税会直接导致国家储备不足、社会动员能力的丧失以及国家的衰弱。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库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 

从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儒生的激烈争论，到公元226年生于江东儒学世族的陆逊给孙权的上书，从明末的经济到清末的经济，儒家自由主义小农经济思想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数灾难。由于政府过小，根本无法调节市场，更别说保家卫国。两千年的儒化导致中国贫弱相加。 

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率过低，经济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没有主动调节市场的能力，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饥民、饥兵一起将明朝推向灭亡的深渊。曾用大量数据深入研究明末财政经济状况的杜车别先生写道：“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清朝如何呢？清鼎盛时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惊呼大盐商江春一夜之间为自己营造扬州白塔之余，看到江春比自己还富，乾隆感叹：“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到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却连感叹的份儿都没有了。1835年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决心在虎门横档与武山之间铺设铁链木排，防止西方舰队通过，怎奈没有经费。直到三年后，横档海防工程才开工——清政府“太小了”，钱是广州大行商伍绍荣等捐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要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折合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国库存银不到700万两，可以说政府够小的了吧，可钱是要赔的，那剩下的770万两怎么办，由于儒家倒霉的“藏富于民”，道光皇帝就让更倒霉的商人出。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