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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用储备碾平各种市场经济周期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0-05-18

 

从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建立国家储备制度并执行与商品储备相联系的货币政策,到公元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年)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相似做法比西方商品储备货币理论早了三千年。

 

无法走出甲午战败的阴影,100多年来已对中华文化丧失自信心的人马上会断定这是“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的最陈腐的老生常谈!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牵强附会……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这本书的时侯谦逊地加了个副标题,以提示人们这一理论的中国起源: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正确的中文译法是:现代常平仓!

 

在西方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就将生态纳入了经济管理和国民核算体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旧迷信市场会“自动”带来均衡的时代,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早已经将百姓均平理论数理化;当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践这一理论数千年之久。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意义它出色地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均衡,以及通过储备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管子》开篇一语道破了今仍困扰西方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并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管子·牧民第一》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理论的文献是《管子》一书,主要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书中认为轻重理论发轫于中华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甘肃大地湾等处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们还处于胼足脂手、刀耕火种、开拓蛮荒的时代。

 

《管子·国准》记载,从周人开始(确切地说是从殷末开始)中国人开始用储备调节经济。据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才,集中储备各种物资。

 

作为一个族群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自然灾害常常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兴起的催化剂。《管子·山权数》记载,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汤都曾用发行货币的方法缓解危机,似乎夏朝和商初没有商品储备制度。

 

作者写道:“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致有出卖儿女的。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够吃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收成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使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劳作。这样即使天灾毁坏土地,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原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

 

在甲骨文中,我们发现了商王让自己的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己巳卜,贞:令吴省在南廪。”意思是说,商王命名吴之人省视在南地的仓廪,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级别的公共储备。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主要是救济节约和政府到市场买粮,措施包括:施舍用物以赈济穷困,国君亲自巡察各方灾情,卿大夫参与告籴,庶子协助运粮。开仓同吃,民不藏粮(原文: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民不藏粮)。按照《国语·鲁语》的说法:“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时代的确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因为除了《逸周书》,地下文献《竹书纪年》也作了记载,上面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大匡》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其中储备和金融手段变得极为重要:

 

“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联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仓廪分设各地,各地命令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否则市场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正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百姓财生食足,再征收赋税。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饭吃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出众人,赶着车子运粮,不分早晚地运送。”(原文: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灾,旁匡于众,无敢有违。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赡,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众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

 

为贯彻上述政策,周政府还发布文告,决心打击黑市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和市场的稳定,维护商人的利益。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商末周文王时代已经完成其理论基础。如果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比作一个人的成长,就会发现它大致可分为发育期(伏羲氏至周文王,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约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衰期(公元前1世纪开始,至今也没有实现复兴)。

 

经过管仲、李悝、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步成熟,其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范围有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稳定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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