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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独尊儒术导致中华原文明体系全面瓦解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2-20

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部分,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西周末年,日渐衰落的周王朝连自身都难保,哪里还养得起庞大的国家机器,随着行政机构诸多职能的丧失,学术散于野,直至春秋战国百家兴起。

 

《汉书·艺文志》上说,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政的时候。那时的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而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自己好的一面,用以游说各国君主,以取得诸侯王的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灭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周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原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班固将西周官员职位与诸子百家对应如下: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

        从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

 

对照流传至今的西周文献《周礼》和《逸周书》,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出百家确实出于王官。在《逸周书》中,不仅能找到法家、道家、兵家思想的源头,甚至能从中找到后来小说家的影子。比如《逸周书·殷祝解第六十六》有这样一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目的是陈古以刺今:商汤放桀以前,住在郊野之中。夏桀的士民百姓听说汤在郊野,纷纷丢弃财物,扶老携幼投奔他,夏都变得空虚无人。夏桀请求商汤说:“国之所以是国,因为有家;家之所以是家,因为有人。现今我国中无家,家中无人了。您有了人,让我把国交给您,归您所有!”(原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

 

西周政治制度和理念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原文明的基本形态。经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阐发、融汇,至西汉归于黄老,即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华文明经历了从王官学一家走向诸子百家,再从诸子百家走向黄老的过程。

 

司马谈(?~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比较了诸子百家的优缺点后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了儒墨两家之长,撮取了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按风俗行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原文: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西汉末年,儒家作为百家中的一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华原文明体系全面解体,诸子被斥为异端,儒家取代黄老思想——中华文明陷入停滞状态。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国家图书时,基本上还能保持中华原文明的全貌。刘歆时依据各种书籍的不同内容,按学术性质划分为《七略》,分别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是全书的绪论,阐述了全部目录的大略及各类书籍的学术思想源流,置于全书之首。

 

东汉班固保持了刘氏父子的风格,写《汉书·艺文志》时,还是将儒与诸子百家并列,认为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

 

到了魏晋时,中华原文明基础文献已经大量散失,儒家之外的子书日趋减少,某些学派的书籍已经难以独立分类。宋以后理学家将中华原文明政治经济学基础文献几乎全部斥为异端,任其泯灭。

 

刘仲华先生在《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从儒家定于一尊后,其他学派日趋消歇,研究子书的人也很少,比如墨学,几为淹没,除了晋人鲁胜,唐人乐台外,几无专门研究。对于子书的整理也非常少,以至于很多书籍断简脱讹,甚至《墨子》一类的书寄身于《道藏》才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自唐代柳宗元辨子书真伪以后,宋代高似孙撰《子略》,明人宋濂撰《诸子辨》。子书越辨,伪书越多。宋明理学时期,先秦诸子思想无一例外地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其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9页)

 

到清代,理学家熊赐履(1635~1709)还天真地坚信宇宙间惟儒,道家为洪水猛兽,称老子为“异端鼻祖”。他在《学统》中写道:“自开辟来,历羲、农以迄姬孔,宇宙间惟儒尔,老氏出而异学始作俑焉。杨朱、庄周、列御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数传而汗漶(音huàn,表示一摊水在一平面延伸、扩大——笔者注)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于吾儒也,或窜入其中,或驾出其上,或峙为三教,或混为一家,而老氏遂为万世异端之鼻祖矣。”(《学统》卷五十)

 

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失败后,痛感理学清谈之害的清儒为了找回“真正”的儒学,努力回归六经。出于“以子证经”的客观需要,开始大规模校勘整理子书。

 

歪打正着,清人复兴儒家的使命没有完成,却整理了大量中华原文明基础文献。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要知道,今天我们读到的诸子书多是清儒二百年艰辛劳作的结晶。

 

历史不会忘记,是清儒打下了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根桩!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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