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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看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2-08


在西方许多人鄙视中华文明之际,中国先贤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当代西方文明的缺陷,这足以让那些“皓首穷西方之经”的学人汗颜。

一是部门分权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认为这种体制最多不过是一时之计,不可能实现政治清明。《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指出,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以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是暂时的。(原文: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

并不是说商鞅学派否定西方的权力监督原则,他们反对的是“驺虞相监”,因为二者“利合而恶同”。认为众官员利益一致,只能让“事合而利异者”,即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互相监督才行。法家从人情论政治哲学出发,实行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连带责任基础上的互相监督(为区别于西方的部门监督,我们称之为“全民监督”),对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举报,是每个人的神圣法律义务,不举报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韩非子论述说,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同里有罪要连坐受罚。假定违法行为牵连到自己,他们就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人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赏,有奸不报的人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原文: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

另外,在刑事政策上,西方法律显得过于幼稚,上个世纪变来变去,二战前多讲报应刑主义,认为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主张罪刑均衡,犯什么罪就坐多少年牢,不讲犯罪人的个人特点,这种“轻轻重重”的刑事原则使二战前犯罪猖獗,于是说报应刑主义不好;有人曾提出目的刑思想、教育刑思想,要让罪犯重返社会,结果发现犯罪依然相当严重。于是又有人主张重新回到报应刑主义。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相对报应刑主义,就是对危险的人,再犯罪重判,而对第一次犯的轻罪,非常宽容。 

法家反对“轻轻重重”的量刑原则,也反对“厚诛薄罪”的暴法,主张“重其轻者”,“简令谨诛”、“赏罚当符”。那么“重其轻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严重的犯罪不复发生,而“轻轻重重”只能越来越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原文: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最后,历史上西方文明一直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早就将环境纳入了经济系统,强调自然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有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黄帝四经·果童》中记述了黄帝的一段话,从中我们能看出先民的自然主义经济观。他说,人民仰仗上天而得以生存,依赖大地得以有饭吃,人们因此把天地看作自己的父母。现在我要教化他们使之端正,斟酌衡量使之均平。(原文:夫民仰天而生,侍[]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

西方文明基因是反自然的,将人作为地球和万物的主人置于与地球、万物对立的位置。这种思想可以直接追溯到《旧约全书·创世纪》:“神说:我们要找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支配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球,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文艺复兴后,新的市民文化与古老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作自然主人、征服自然的观念更为明显。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他们应用于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20世纪工业文明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西方人的环境意识才开始觉醒。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自然原则讲“按时取物”,西方人讲“按时不取物”——季节休渔之类。中国有些人学西方“按时不取物”,也休起渔来,美其名曰“环境保护”。殊不知,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退化问题,只会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减轻!

先贤主张按自然本身的规律生产生活,为了维系大自然的生产能力,发展了完备的月令体系。最晚至秦代,中国就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有: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到七月才解除禁令。只有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才不受季节限制。(原文: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

当我们求索中华文明万年持续发展的奥秘时,有人称之偶然;当人们发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完善的环境保护法时,有人又将之与原始思维联系起来——难道这些人连炎黄子孙早已脱离原始社会的现实也要视而不见吗?

面对生生不息的中国,拔开层层历史乌云,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一座辉煌峰巅!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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