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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反封建之国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1-21


中国如何被扣上“封建专制”的大帽子?

 

答曰: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发源于西方,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被殖民化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殖民中国的梦想成了明日黄花,但学人思想的殖民化整体上越陷越深。

 

西方中心论者缺乏基本的理性判断,本应独立的人文精神变成了冠冕堂皇的人云亦云。他们总是努力在中华文明中找到与西方文明对应的要素,如果附和不上,就削足适履,就算大卸八块也在所不惜。比如中国哲学不讲二元对立,根本没有唯心、唯物的之别,而那些西化学者坚称荀子是唯物主义者。

 

西方中心论与西方文明共生。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第一眼看到金字塔时,他断言那是奴隶建造的,因为如果希腊人建造金字塔,肯定要逼迫奴隶终日劳作完成。现代考古学证明,金字塔的建造者不是戴着锁链的奴隶,而是可以享受假期的自由劳动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专制主义”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亚里士多德认为:“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开始“专制东方”指土耳其地区,后来扩大到波斯,然后是印度,最后是中国,如果另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正好出现在东方,那西方学者会将这个星球上的文明立刻定义为专制主义——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就是这样做的。

 

断言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中国为封建社会是西方中心论的特例,本来中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封建体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结束了。比如1904年,严复在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年)的《A History of Politics》时,就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处在宗法社会之中,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军国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仅把中国先秦称为“封建社会”,秦统一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他称之为“家产官僚制”(世袭君主下的官僚制)社会。

 

1922年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坚称现实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于是又有了五阶段论,欧洲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也要重新跟着走一回。这样,秦始皇之后的中国“重返”封建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改变中国文化“封建”一词的古义——封土建邦——将秦以后称封建社会时,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年)谈到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

 

历史事实是,周朝才更像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在西周,受封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子,诸侯在分封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设百官有司,组成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他们为卿大夫。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拥有多方面的自主权。

 

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制在周朝中叶以前是有效率的,当时地广人稀,就是在黄河流域也有大量土地没有开发。此种情势下,中央集权所需要的通讯和交通几乎不可能。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体制,这里不妨举例说明:

 

20031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组窖藏西周青铜器,出土铜器20多件,铭文3000字以上。这些青铜器属于周王朝显赫的单氏家族,其中逑盘(逑,音qiú,也有学者释为“逨”)记载了单氏的家族史,从中我们看到,单氏一直是西周显族,历代要么为王室征战四方,要么在宫廷担任要职。单氏八代的名号跟周王世系的对应关系如下:

 

1        单公-------文王武王

2        公叔---------成王

3        新室仲--------康王

4        惠仲猛父-----昭王穆王

5        零伯-------共王懿王

6        亚祖懿仲---――孝王夷王

7        皇考龚叔-------厉王

8        逑----------宣王

 

自从周立国初期单公被封在杨村一带,这个家族就世世为官,靠血缘世袭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直到东周礼乐崩坏,其特权才消失,代替封地的是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代替世袭贵族的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精英集团。就是说一个农民通过战争或辛勤劳作获得国家功勋后,也可以做杨村的地方首长——当然他不能将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不能再“子子孙孙永寳用享”(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常用语)。

 

就像历史前进都不会直线发展一样,中国封建与反封建的辩论一直持续到清末。辩论归辩论,当西方封建制成为常态时,封建制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一统时代,很早主张恢复封建制的是齐人淳于越,此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淳于越的主张引起了时任丞相的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意识到通过教育能使儒家达到封建复古的政治目标,建议国家收回教育主权(有如现代国家的做法)。他的方法是将其他国家的历史典册全部焚毁,诗、书、百家语除由博士官掌握的,民间的都要交公统一焚烧——现代国家可以用发布法令禁止某些法律的施行和书籍的流传。李斯的目标是没有错的,但“焚书”的行事方式却被儒家抓住了把柄。

 

西汉主张回到封建制的是郦食其。《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正酣,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包围,郦食其建议恢复分封制,以争取六国旧贵族的支持。这件事有些戏剧性,自称酒徒的儒生郦食其提完建议还没有走,张良碰巧进来,为刘邦辨明利害后,刘邦大骂郦食其是“竖儒”,并让人把刻的封印全部销毁。

 

多年后,有人给雇农出身、斗字不识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174333然后)读《汉书》,当读到郦食其建议恢复分封制以争取六国旧贵族支持时,石勒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有天下?”及至读到张良反对分封制,主张推行郡县制时,石勒评论说:“赖有此耳。”

 

不仅在秦汉,直到唐朝,李世民还曾想恢复分封制。据《贞观政要》,贞观十一年,李世民欲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但善于虚怀纳谏的李世民在李百药、马周等人上书反对后,改变了主意。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反封建之国。反封建铸就了国人的大一统意识,它告诉人们,只有统一才有持久的和平和真正的福祉。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它将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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