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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承认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存在,是复兴中华文明的起点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08-26

通过对中华文明原典的研究,我们不仅发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学术的学术体系,这种学术体系已在东亚大地上存在数千年,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首先,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生成背景不同,她出自王官学。

中国的学术皆出于官学,而西方学术则出于私学。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1884~1955年)言“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所以我们读中国的经典学术著作,千万不要以为《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作的,《商君书》就是商鞅作的,这些书是一代代中国知识精英学术成果层层累积的结晶。比如《商君书》是晋法家商鞅学派的代表作,其中应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许多商鞅弟子、后学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饰,书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后才发生的。

中国学术出于官学还能从《尚书》、《逸周书》、《周礼》这样的西周官方文献中看出来,《逸周书》可谓中国学术之母——政治、经济、兵学、小说……无所不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穷得没钱办丧事,各类职官就带着经典奔向各诸侯国,王官学同时下移至各地诸侯。

诸子百家实际只是官学的不同方面,大体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架构,我们能从西汉统一后诸子百家陆沉,黄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来。汉以后中华原生文明儒化,官学的这个特点变得模糊了。

西方学术不同,从古希腊时代起,学术就为有闲阶层私人垄断。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读《几何原本》,作者就是欧几里得,“知识产权”清晰。当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响过学术,但西方学术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官学。

中国学术著作的作者常弄不清究竟是谁,于是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学术都成了非学术,最多是“术”。比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吧,绝对不能叫经济学,最多叫理财之术,桑弘羊,陈云则为理财家。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术》并不比《几何原本》落后,《孙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战争理论媲美——中国学术是先人智慧层层累积的有机整体,是我们的国魂!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第二个不同点是他们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不同。

西方学术受柏拉图及其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的影响,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抽象概念并按照严格的逻辑寻求真理。年轻时欧几里得曾在柏拉图学园里攻读过几何,他的《几何原本》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的标准范式。

据说在柏拉图学园的大门口刻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个字,西方学术的泛数理化倾向也在那里形成。不是说柏拉图提倡数学教育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不依赖对天象的观察,主张凭借纯粹的数和图形来研究天体运动的学术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已经荒唐到了这样的地步,学完经济学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财务报表——历史事实是,数理化最初几乎仅限于经济应用领域,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中国学术不重视抽象概念的定义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她重视感知和意悟,对知识内容的直接阐发,而且常常用类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我们读《韩非子》、《墨子》,就知道它们不是用西方学术论文的体裁,而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语言极为优美,道理极为深刻。

比如中国学术中讲产权要公私相分,不是从什么“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假定开始推理,而是讲了一个“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们理解政治经济体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

中国学术重视感知和意悟,不是说它没有科学精神。同现代科学一样,中国学术认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具有真理性。韩非子称之为“参验”,他指出,对于一种理论来说,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作出判断,那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是欺骗!所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三个不同点是二者的治学目的不同。

如果说神话是人类学术的胚胎,那么东西方学术的分野最早可追溯到神话时代。在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话中,世界是他创的,神在他所创的世界体系之外,这是西方二元论的最初思维形态。

中国典型的神话则不是这样,世界是神自创的,神的躯体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如盘古创世传说,三国时吴国太常卿徐整在其著《五运历年纪》载:“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所以,受二元论浸淫的西方哲学家习惯于将可以感知的具体事物和理念分离开来,知识目的是寻求这种超越现实的真实理念。在柏拉图影响深远的“洞穴喻”里,人不过是感觉世界(洞穴)中被捆得死死的囚徒,看到真实世界就要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世界的本原。

中国哲学最典型的形态是道论。金文中已确认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与“首”两个部件组成,即道路之意。后来“道”字被中国哲学家引申开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在老子《道德经》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中国诸子百家所指的道是自我生成的,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的产物——他们寻求的是“现世”的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何星亮先生在《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ext.asp?lmdm=030102&wddm=0079&file=20038190301020079.htm)一文中将中西学术治学目的不同归纳为:一是“求知”与“求用”差异,二是“求法则”与“求事实”的差异,可谓精当——中国数学领先世界千载,但《九章算术》和《几何原理》的行文结构完全不同,前者的每一章都以实用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后者则建立了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构成的演绎逻辑体系。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生成背景、学术范式和治学目的不同,就说中国没有学术,或中国古代知识不是学术是不对的。理解中国学术特点,承认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存在,是我们研究中国学术,复兴中华文明的起点。

国魂兮——何时归来?!


(节选自翟玉忠先生《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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