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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中美不是“贸易战” 
作者:[​汉心] 来源:[作者惠赐] 2019-07-19

   一、面对中美和各国对冲突的各自理解,中国需要超越性的文明范式


实则更像是一场涵盖文明范式,如何理解国际关系伦理的世纪之争。从地缘政治和产业分布看,国家主权和资本跨界交错引发的利益冲撞肯定不少,问题很多。但从官方表述中可以看出,单凭法权教义应对不但吃力费劲,而且效果不彰。就有限的观察,中国政商人士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很“中国特色”,无非拘泥贸易承诺,在商言商,只关心账面收益孰多孰少,谁占了便宜等,很像过去的行会,只谈生意不及政治,仿佛一切都可寄望于会计算法讨价还价,磋商解决。反之,对手则更像是借商贸关系搞政治试探,进行“火力侦察”而后文武兼施,多管齐下。两相比较,各自起点、认知维度与“三观”不同,结果自然分叉。

是的,在民主化时代,务实的内政外交总会锚定经济主导一切,假设公众都是患得患失,目光短浅而无精神斗志的理性庸人。故此,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重民生,满足人民获得感,从而把自身事情办好不仅没错,援此处理阶段性国际争议也算正确。但若是主观甚于客观(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可是屡屡发生),意识决定物质。从而让国家、组织和个人行为脱出经济领域,演变为不讲实事求是而是讲路线,讲政治和思想斗争。或老调重弹,掀起文明冲突种族优劣论,诉诸唯心主义相互攻击,把资本、技术和贸易当筹码与政治挂帅,打包对抗,所谓贸易战就无涉经济而是政治事件,是关乎文明形态和国家发展,主权存废等大是大非问题。倘如此,则不仅和平相处很难,对等谈判或援引法律解决争端也几乎无望。一旦失控,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美国人斯金纳语)势必扩展到意识形态,进而引发全民道德厌恶,造成族群排异和体系化生理反弹!

尤其当前,基于资本私有化,个人和组织本位搭建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国际也好,内政亦然,其驱动力既无公认的价值引领(注:自由主义,普世人权仅仅是一种想法,而非有效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令人信服,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政府和公法规范,而是资本导向,各自追求利益无限,且不认为“占别人便宜,让自己伟大”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可(特朗普语)!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也只能立足地方本位,竭力捍卫其历史光荣,文化和国家道统正确,并积极发扬爱国主义,召唤人民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以避免政治空转和体量内耗。这不仅缘于全球化文明差异和国家间的利益算计,更是强化国家组织体系和制度效能,加固国民身份和情感归属的应有之义。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这意味着成型的文明不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自我优化,安顿社会人心的知识系统。故此,不同文明间的开放、理解和互鉴当然很有必要,但却不能基于文化建构分出高下优劣,而是取长补短,各美其美。就如欧洲跟美国虽有冲突,但美国不会在战略上釜底抽薪,对欧洲进行敌对式“修正主义”打击。至少,精神和文化上他们同宗同源,尽管也曾你死我活,大打出手,但自从有了殖民扩张和第三世界输血供氧,“民主国家间可以避免战争”虽不是历史定论,但现在的争吵和分歧至多属于兄弟阋墙,彻底翻脸,或诉诸国家间交恶对抗则大体不会。

或许,亨廷顿的描述未必是事实,也不被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者”广泛承认,但肯定是一种塑造其所处社会的观念形态。所以,中国加入G2共管,美式“殖民体系”既不可能,也悖逆了传统政治扶困济弱,替天行道的历史正义,但不加入不意味着不发展,而是承认中国不仅需要自立自强,更是一种可以穿透时空,大开大阖的文明系统。


  二、观察古代和一神教的危险演化轨迹,中国需要疏通“内圣外王”的道统


从文化发生学上讲,社会行为与结合模式都源自其不同的历史传统。就广义的人文演化梯度看,一神教之前的文化、巫术和宗教认信,虽不乏政治冲动而屡被曲解利用,但其主要功能多是基于人生顿挫,运途舛逆而寻求保佑和救济,一般只作情感纾困和挫折安抚,其选择多具有分散皈依的个人化自主倾向,少有周密的管理制式,也无意对人的心灵进行深耕和系统规范。而一神教及其派生的现代政教理念则不然,其教义不仅主张信仰纯洁,强调上下同一和社会组织关系的严密性。还特别注重群体服从和对世道人心的改造与救赎,也即灵魂的自我检讨和精神修正,并通过持续的反思性批判和社会运动,反复锤炼以达于自我否定,自我升级改版,进而植入不可争辩的基本教义,将信仰体验和地方知识标榜为具有普世正确,且肩负着改变世界的“大使命”和政治扩张主义。

就事实而言,从“理念论”到一神教都是一种形而上学人文体验,或者说是不能证伪的假命题,其价值属于无边界,不可重复参验的总体论而与科学无关,也无涉真理和客观性,在语义学上更不存在可以讨论的条件和论证框架,而是人们基于自己的认信建构出来的“理想国”。从其生发历史看,大都缘起不能祛魅的情境之中,是前现代克服天命无常,寻求精神统一,或抵偿生计风险的意义来源。在近现代,一神教人文主义则被置换成因信称义的政治正确与道德优越论。就学理而言,和文化一样,如只将价值认信归于个人选择,或基于小众皈依,而不介入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倒也无妨,一旦结构化为国家精神,并成为统辖性意识形态,则必然引发政治纷争和压迫性观念冲突。近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以及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理论”等世界性难题都与此有关。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也强调修身正性,反躬自省,但其旨趣多在调节人伦差序和日常事务,一般不涉及对个人能动性的否认和精神清场,而是只关乎生活体验和德性养成。强调的是社会行为的合理性与兼容性,几乎不会,或很少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否定和改造,也无涉人际分殊和敌我对垒。即便涉及政治纷争,也多主张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所以,有学者论证,在中国如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或与国际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广大人民参与创造历史,建设未来的主人翁精神。否则,仅靠“思想力量”鼓动而不懂人情事理,则非但改变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还会让当事者人生受损,空耗心力而无所作为。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三观”融会贯通。尤其在中国搞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论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

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 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 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

反之,尤其现资本主义,货币支配源出于古老的利己主义和小人意识,其社会驱动力是利益,是资本交换和非均衡市场扩张,故必须肯定个人占取和私权神圣。由此上溯至远古神学赎罪券,战争赔款,公司和个人借贷,金融支配,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赢者通吃的压迫性结构,无非是从有形的个人、家族、阶层和党派专断变成了人人交钱都可以参与的市场游戏,看上去自由公平,仿佛人人有份,谁都可以当家作主,但谁做庄家?谁有能力支配日日看涨的交易费用?是广土众民吗?是立意高远,脱离的实际普世主义吗?人民,只有人民,在革命和政治选战中或可当作斗争筹码,在公关揽票,国运沉沦时或许可以被亲近和热捧,但在市场、资本和权力结盟垄断的交换体系中则只能,也只能是消费者和元子化的散户而可有可无!


   三、从现代性国家、制度、和法理文明的实质来看贸易战和自由主义


由此可知,所谓现代性国家、制度和法理文明,其实就是人对人的惩诫与规驯,早期受命于天,以神道设教,现代则诉诸科学与专业化法权支配,叫法套路不同,实则都是少数人通过政治、资本操控普罗大众的概念和技术编码。所以,有学者说,资本、市场原教旨与自由主义神话,看似新纪元最具魅惑性的公共议题,但当理性和消费增长被纳入资本主导的社会管控系统,其目的就不仅止于在公共领域增加一种技术,而是对现代人的生存路径、社会关系进行法制化,功利主义价格重构。其特点是聚焦个人主义感受,注重体制服从和小圈子整顿。这不仅有利于控制性资本随意进入私人领域,收拾人心,也符合一切外部性权力的统摄意图。早期极权主义如此,现代资本主义也亦然!前者明目张胆,用身份、荣誉感和身份硬性收编,后者温情脉脉用“服务规训”,修辞和说法都很好,但目的都是基于国家主义的策略考量。

综上所述,中美国家间冲突,表面看是贸易,是利益和商业买卖关系失衡,或时下学界、與论场聚讼纷纭的所谓技术转让,产业结构和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实则却是跨境资本及其政治势力取代国家独立主权,切断国际分工体系,进而意在乘中国尚处“发育不全”之机,阻遏中国“顺势坐大”的政治计划和战略安排。

同样,其戮力推行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也是消解国家政治道统,鼓励民间内耗纷争的诛心之论。所以,无论是信誓旦旦的WTO承诺,抑或是利益均沾的国际贸易,接触与遏止政策等,都是迫使国家上层建筑不讲政治,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设计,放弃发展,从而接受跨境资本宰制世界,操控主权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图谋。

的确,仅从GDP增量,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看,中国俨然已是坐二望一,在全球化制造和对外贸易中拔了彩头,占了先机,但根据温铁军教授团队研究结论得知,中国数十增长,由于“不能走西方式殖民体系支撑”,可以向第三世界转嫁成本,社会发展先是人民长期承受高积累,低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之苦,后又因超负荷开发让环境和资源付出了不小代价。

除此之外,还借助文化产业推广,输入性娱乐文化,如躲避崇高,享乐至上,消费主义改装的“奶头战略”等反复教唆浸蚀,不仅社会道德风尚和国民荣誉感“欠账亏损”,还使得爱国精神疲软无力,弄得诚意正心,坚持捍卫国家利益者“灰头土脸,躲躲藏藏”!结果是:不仅政府信用和国家向心力遭受严重挫伤,还因利己主义“哲学”招摇过市,泛滥成灾,进而引发各种反主流,反社会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上串下跳,啸聚江湖。


  四、处理国际关系不可一厢情愿,要立足国计民生,讲新时期的“战国策”


美国战略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迄今为止,国家仍是世界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在理论上或许有超越族群的“康德式和平主义”,但尚无法达成令各国普遍信服,有效而且可以共享的世界伦理,也不易推广无缘大慈的世界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各自为政,以我为主,不断扩大自身权力,以确保政治和经济优势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国家,尤其像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因无世界政府和终极裁判。故只能,也只能诉诸硬实力,拼家底,呼唤人民团结一致才能让觊觎者有所忌惮,从而才能就国家主权和贸易对等放下身段,达成共识。

所以,综观国际关系实际,一厢情愿的互惠想象倘无国家体量,经济、技术和政治组织效能协同抗压,想求得均势并约定对手遵守契约不仅很难,连安于内修政道,搞建设,谋发展也着实不易!返观中国,稍具历史与世界眼光者皆知,现代中国因战争和社会革命左冲右突,因应时势重组国际关系,先是早期中共学习苏联,“生吞”教条主义吃了苦头,被迫长征;后是民国“中美合作”而遭算计反噬,丢了政权!两者相较,断不是一班“创造历史”的好事者虚构细节的八卦演义,更非为政者不谙时势乱出昏招,实乃国运多舛,应时机变,图谋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权宜之计”!由是观之,国家间的理解、尊重与合作不仅缺少保障,还无法合理均摊交易成本,分享收益,从而导致非对称政治谈判举步为艰!结果不仅猜忌重重,敌意难消,还延伸至历史传统和人种学分门别类!好听点叫文明冲突,实则仍是西方老传统“种族优劣论”薪火相传,变相发作!

从当前看,国家内政外交战略方向的稳健和准确固然很重要,但民间多维度的探讨研判,集思广益也不可或缺。尤其是面临政治经济市侩主义,国际关系趋炎附势,步步紧逼!现代主权观念和人文传统的双重叠加,决定了国家上层建筑与民间家国热情必须同步协调,积极跟进,才能确保一致对外,让爱国主义精神有方向和内涵。否则,单靠文宣输出和媒体高谈阔论,纠缠于所谓“国际法”争议扯谈,则不仅国家忠诚难以为继,甚至国民身份感和信心巩固也落不到实处。

上世纪科学发现显示,人类演化的“非连续性和无方向感”决定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同步进化变好,就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得势者都会基于国家或族群利益,利用其资本、知识技术,甚至诉诸“非法”政治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先。(看看对后起国家如伊朗、朝鲜军控核查便可知)。这或许不道德,但在人类尚未进化到天下一家,或受“外星文明”逼迫,需要团结抗战之前,个人和小团体之间看重友谊,发扬善举不难,但国家、公司和大组织之间,则很难假以道德说情,也不在乎颜面安抚,更一多还是依托于经济、技术和国家规模体量支撑的“筹码”打交道。由此推想,国际关系中斗智斗勇因缘种种,與论场也不乏追捧“普世价值”的文艺想象,但管用的仍然是大国纵横捭阖、文攻武卫的“战国策”

殊知,小国寡民如新加坡、韩国等因其体量单薄,“弱而无害”故可以投怀送抱,苟且偷生;但大国人多势众,谁敢招降纳叛容你入伙?无他,此乃是中国天命所归!泱泱大国必须独立自主方能求生存,谋发展。由此可知,“中美之战”至少透出了一个事实,国家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允诺的理性和市场决断论,或贸易顺逆和分利不均,而是兼有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卫道”,国际标准定义和谁做庄家,谁规定世界发展方向并主导权的政治与文化之争。这既植根于非我族类的立场研判,也有心理上的派系分类和历史渊源。由此推演,特朗普式的任性蛮干,就不单是保守主义回潮,而是对凡是只讲经济,讲理性不讲政治老戏法的讽刺和否定,其本意就是:赢者通吃不仅理直气壮,还有政治正确和人民积极拥护(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谁想“坐大”,谁想定义这个世界就得讲政治,讲实力而别扯制度和普世主义!就得用拳头说话而不在乎什么契约、程序公正或文明交涉!

事实表明,只要国家主权当仁不让,地缘政治就不乏“违背常理”的荒诞戏码,甚至也不在乎法理精神和意识形态正确与否。从大处想,以往的政治文化由于受制于“天理良心”而使得战争、贸易等,一切诉诸权力争锋的行为都必须冠冕堂皇,讲文明、讲礼貌,就算是装神弄鬼拉大旗,也得在政治表演上搞一通往好里说的文化修正主义,弄一堆不着边际,让国际社会不明不白的好名称。

回顾中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几十年发展与社会繁荣,断不是谁照顾了谁,谁发了慈悲,也不是有什么好主义帮中国翻了身,而是国家历史地理、人口规模,数十年社会革命、牺牲和几代人吃苦受累,在政治制度,国家战略选择上做对了什么修成的正果。就经验和事实而言,个人、乡党,或亲朋之间必有情义加持,重在恩德互惠,修德化人。但国际关系,世界地缘政治和产业分工,贸易和技术交换等领域,则必须务实,讲效率,讲利弊权衡而不受纸上契约支配!

经验表明,有效的社会改良,通常不能悖离社会团结和公共需求,投合某种主义,或基于理想标配,搞超越地方实际的顶层设计。尤其中美冲突之际,评估国家政治效能是否优劣,并不在民主或专制,而是讲究力量权重而不纠缠于政治上谁是谁非,也无涉意识形态如何“政治正确”,而是看其是否有助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国家百业兴旺。

(本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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