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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解放战争中的”立功运动“——当代书斋秀才难以理解的“斗争会” 
作者:[高戈里] 来源:[察网2019-05-30] 2019-06-07

摘 要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四、当代书斋秀才难以理解的“斗争会”——军事民主何以提升战斗力

解放战争期间,与诉苦运动和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齐名的,还有一个“立功运动”。

1947年9月30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军政杂志》第16期发表社论《连队工作的三把钥匙》,将反奸控诉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这三种群众性的运动,定位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并指出:

【“立功创模运动的开展,使革命英雄主义的发扬,找到了更通俗普遍的形式。立功运动在推动工作、完成任务、发扬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上,有极大的作用。同时,通过立功运动,克服了自甘落后的保守。”】

“立功创模运动”之所以成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重要钥匙”,是因为这扇大门打开之后,能够释放出全体指战员无穷无尽的人生潜能,进而转化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从思想资源角度看,解放战争期间开创的立功运动有如下特点:

特点一:功勋授予,主要面向基层指战员。

功勋制度,不是我军建立的,但我军的功勋制度却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作为参照,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授“国光勋章”,其次是获授“青天白日勋章”。根据荣鉴光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抗战期间,“国光勋章”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含美军受勋者4 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军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我军,也有勋章——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我军一大批参加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指战员,被分别授予一、二、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一、二、三级“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但是,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荣获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我军最高荣誉,不是获得勋章,而是获得英模称号。

与世界各国军队不同,我军体现最高荣誉的英模称号,全军将帅无一人荣获,包括最高统帅毛泽东,绝大多数都授予了基层指战员。

董存瑞牺牲前一个月送给战友的照片——董存瑞纪念馆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从自卫战争开始,到新中国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称号,除去难以查明职务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职级分布大体如下:班长以下战士415人,占比50.06%;连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营职干部49人,占比5.91%;团职干部8人,占比0.97%;师以上干部为0;民兵、工人和群众41人,占比4.95%。连以下基层指战员及民兵、工人和群众占比93.12%。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在共产党领导下,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我军将领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我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我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

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特点二,立功运动,最初兴起于基层部队。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

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

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那年月,经历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基层指战员首创的立功运动也就得以很快地被领导机关深入基层发现,逐级上报后,推广开来。

立功运动的雏形,是功劳簿。

抗战结束不久,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自卫战争中,多数连队开始建立功劳薄,目的是为选举英雄积累材料。发现连队创造了很受战士欢迎的功劳簿后,第二团政治处在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薄上”等口号,有效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1946年10月8日,第二团在号召“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同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证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三营战士建议的);连队有一个“功劳薄”,记功在案;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热潮,随即蓬勃兴起。

冀鲁豫新华书店编辑部美术组绘制的年画——立功报喜

两天后的10月10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发布命令,公布了在山东自卫队中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肯定山东和华中的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

随即,东北、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和晋绥等地,也相继行动起来。

同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立功运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强调“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及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

到1947年初,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军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开展得热火朝天。

这热火朝天的立功运动,立竿见影地转化成为战场上攻坚克难所向无敌的战斗力。

据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关于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记载:

【……三纵二十四团开展功运以后,首战宿北峰山,表现了空前的进步。八连攻夺峰山最高点,组织第四次冲锋时,二排突击队有十九个负伤同志不下火线,一致喊出:“我们立功计划上有这一条!”排长李敬德两次负伤仍拒绝抬下火线:“我立功计划上说过,只要有口气不下火线!”九连一个战士身负重伤不让抬走:“拿过来我的步枪,还可以打掩护,我的立功计划还没有完成!”……终于攻克峰山,歼灭敌人。在追击战中战士们自动提出:“快追呀,缴机关枪缴炮立大功!”二十四团贾团长说:“从晋西支队至今,没有像这次打的痛快,听指挥,叫干什么完成什么。”二营孙营长说:“这次真好,从指战员到伙马夫都动起来啦,从来没有像这样好!”
……四纵二十九团立功典型黄有根在莱芜战役中重伤不屈,从山上滚下,表现了顽强的阶级气节。新蒙阻击战中,许多老同志选好地形,挖好工事先让新参军同志隐蔽,安慰和引导新参军同志学习作战,表现了深切的阶级爱护。一纵七团五连四班发明“新式突击队形”,九连两个战士发明“新式机枪掩体”,表现了群众在战斗实践中的创造力。
……
立功运动也有力的发扬了正气,克制了歪风……二十九团七连“鬼话大王”经过两次上功劳簿也转变了。六纵五十三团九连战士马××行军一贯说怪话,自从订了立功计划,反而积极帮助背枪,督促鼓动旁人不掉队。
……二十四团功运开展后一个月内,部队逃亡减少百分之七十,全团十七个单位消灭了逃亡。】

1947年3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记载:

【许多解放战士被选为英雄及受到首长们的给他贺功后,感到从前在蒋介石队伍里当了许多年兵还是一个兵,打仗打得好,功劳是当官的,八路军打仗为老百姓,为自己解放,又光荣又人人能立功,认识到八路军真是与蒋介石军队不同。】

立功运动,让我军的英雄模范彻底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特点三,评功过程,基层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

那年月,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总结出来的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不少有效方法,虽然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但无一归功于高级将领个人。

因为,毛泽东旗帜下的战将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更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文献记载了基层指战员的作用——《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明确指出:

【立功运动在我冀鲁豫前线部队现在已经创造出全套的经验。】

这“前线部队现在已经创造出全套的经验”太丰富,太深刻,太实用,太有效了!

仅《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就列举了11项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经验”,包括:立功的发动,立功竞赛,互助立功,评功、记功、查功,报功,报功榜,贺功,立功旗,立功上报,发挥老战士、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运动与翻身运动两大巨流的汇合,等等。

这“全套的经验”,高高在上闭门造车是创造不出来的。

这“全套的经验”的精髓,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当代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处,只举例讲讲“评功”往事,就足以窥斑见豹。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家母于恒嘉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任指导员。9月23日18时,内城攻坚战斗打响,战至24日拂晓,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从城东南角、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九团从城西南角分别突入城内,战至24日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

就是24号这天下午,设在趵突泉西侧张家公馆西北角小楼上的第三十七师指挥所正要跟随第一○九团进入城内,敌军两架轰炸机突然临空轰炸,致师长高锐等身负重伤、师政委徐海珊等光荣牺牲。

这一天,大批伤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师医疗队,急需被盖。家母于恒嘉先找到师首长开了条子,然后带人来到一座我军刚接管的仓库,准备领取被子回去给伤员盖。刚到仓库,敌机临空,尚未满22周岁的家母不但没隐蔽防空,反而从看守仓库的警卫战士手中一把抓来步枪,朝着飞机就放了一枪。

济南战役结束后,医疗队开展评功活动,鉴于家母于恒嘉在战斗中的一系列表现,最初意见是给家母评三等功,不料,跟随家母领被子的战士给家母提了一条意见:指导员在战役最后一天,未经批准私自放枪,违反了战前她向我们传达的入城纪律。于是,家母的三等功被降为四等功。

对于战士的批评,家母毫无记恨之心。她不但没记住这位战士的名字,连人家是通信员还是卫生员都没记住。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很正常,司空见惯。

虚心接受下级批评的家母于恒嘉,也面对面地批评过她自己的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结束时,师医疗队在战地弄来一具敌军尸体,准备就地开展解剖教学。家母得知后,当即指出,这样做会在群众中和俘虏中造成不良影响,违反我军政策。见医疗队领导固执己见,家母立刻向师首长反映,硬是让这次解剖教学停了下来。

家母对战士的批评毫无记恨之心,源于党的教育——上个世纪60年代,当家母看到女儿小学毕业时的留言本上,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小诗,结尾三个字是“取功名”,便专门和我们子女谈了一次话,指出:

【“诗写得不错,但最后一句不好,因为我们革命队伍要破除名利思想!”】

名利思想,其实家母也有,只不过在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次政治学习、一次次整风运动中,被破除了。家母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当多年来党性意识对个性本能的压抑解除之后,潜意识中的本能愿望被释放了出来——她不止一次在幻觉中喃喃自语:

【“首长说了,我的三等功已经改成了二等功。”】

让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成为常态,对干部队伍建设来说,岂止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机制,在战争年代,曾经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威望,融洽了干部和战士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家母所在部队南下福建后,曾在厦门地区招了一批女学生,家母是她们的指导员。这批女学生们对“老指导员”感情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40多年后,她们辗转找到了“老指导员”后告知:1951年“老指导员”随丈夫调往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后,大家对“老指导员”非常怀念,一位女生甚至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白恒嘉”,之后,支边到新疆落户。

我军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谈心会”

在老一辈的记忆里,这一类的评功往事还多。

有一年,原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政治部主任丁钊来成都,一定要面见老部下吕振辉,并说:

【“这人很能打仗,但解放后不久,大家就找不到他了。”】

说着说着战斗经历,丁钊伯伯突然冒了一句:

【“这人很调皮的!”】

出于好奇,我追问了一句。

结果,又是一件评功的往事:

1947年9月,刚刚组建才一个月的第十三纵队,投入胶东保卫战。一次战斗没打好,担任营长的吕振辉叔叔准备在战评中接受下级指战员的严厉批评。

那时的战评,部队有一句话很流行——“打胜仗开庆功会,打败仗开斗争会!”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队,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言辞真尖锐啊!换成当代沉溺书斋又好为人师非议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酸腐秀才,或换成留恋亭子间生活操持小布尔乔亚情调并对共产党“斗争哲学”恨之入骨的奶油小生,肯定受不了!

战评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体,不仅要评勇敢精神,评战术、技术,评战场指挥,评作战协同,评执行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甚至还要评一些具体的伤亡值得不值得。

“斗争”吕振辉叔叔的战评会是怎么开的,丁钊伯伯没说。他只讲了战评会开始的一幕:参加战评会的干部战士到齐后,穿着大衣的吕振辉姗姗来迟。只见他当众敞开大衣,里面光着屁股,两条大腿上各画了一只眼睛。

啥意思?

——仗没打好,不用你们“斗争”,我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

济南战役期间,吕振辉担任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一一团副团长,总攻那天,他亲率突击队攻城,在城墙之下中弹负伤。直到晚年,对中央军委批准命名的“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他老人家还扬着剑眉耿耿于怀不服气:

【“我要是不负伤,我们团就是‘济南第一团’了!”】

20世纪50年代,组织上找吕振辉谈话,告知国家需要一批军队干部转业到核工业战线,征求他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拖着一条殘腿的二等残废军人吕振辉豪气勃发:

【“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造颗手榴弹都很困难。现在国家要造原子弹了,去!”】

从此,隐姓埋名拖家带口去了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这,就是当年评功“斗争会”等等政治运动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评功“斗争会”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如今,已经被当代公知妖魔化了,已经被不少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遗弃了。我军基层战时政治工作也随之被淡化,被抹杀。

2019年5月27日

【来源:察网2019-05-30 本文原标题《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共五个部分,此为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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