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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当代“复古”与“五四运动”再反思 
作者:[郑永年]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5-07


今年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不仅越来越低调,而且在学术领域出现一股不小不弱的否定这场运动的取向。

在低调对待、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就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古的社会现象。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否定之否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通过否定传统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1990年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意识形态便转向了保守,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这便是复古式国学崛起的大背景。

从对《论语》的现代式解读开始,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复兴阶段。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学复兴令人眼花缭乱。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读经班)、妇女进入了女德班、教师重返各式古装、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一些党员干部(不乏高级干部)出现各种形式的妻妾成群”……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不一一而足。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还算包装得不错了,至少有些知识的含量。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各种邪教横行,只要有些钱的人,或者有点忽悠能力的,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庙堂,进行自己的传教或者讲经工作。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

复古风潮要回归什么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是在寻找精神寄托?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不过,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就其本质而言,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

当然,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旧的规范不行了,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历史上,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尼采的上帝之死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是牛鬼蛇神。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是野蛮落后的“旧道德”的行为都做错了吗?五四运动以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时期。在当代全面复古的社会运动中,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糟粕都回来了,而被视为是积极的中国传统价值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因此,今天的问题是:需要继续对五四运动做全面否定吗?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开放政治,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科学是理性,与传统的迷信相对。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是做对的。


五四运动开始时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有非常的先进性。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但有什么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改革开放之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是牛鬼蛇神的东西就成为了科学呢?显然不是。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如同近代,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西方所有的,中国也必须有,包括思想和制度。这种把现代化西方化的简单等同,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这些进口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原创,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自足的,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急于求成,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因此,易经”“风水”“术数”“密码”……一一出来,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结果,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

共执政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是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层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执政党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宗教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执政党,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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