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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超越五四传统,复兴中华政教——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04-21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100年前,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大危机,面对国格的百般侮辱,五四先贤们如同几千年前面对洪水滔天的华夏先民一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争和革命。

犹如任何历史事件一样,五四运动不是完美的。但我敢说,从文字衣饰,到政治经济,当今之中国,没有一个人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得到它的恩惠——决定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五四时期大规模传入的。

在此意义上,100年后的我们,必须向五四先贤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五四运动高举两杆大旗——民主与科学,它们已深深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

怒其不争,所以五四先贤激烈反对传统;恨其不强,所以五四先贤努力引入西学。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别无选择!

10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这个东方古老的族群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了解西方世界。

今天我们知道,民主和科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如果说宗教是西方的“形而上”道,那么民主和科学不过是“术”(方法)而已。

我们也知道,西方民主在很在程度上仍是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金主政治,它甚至将政治腐败,以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商旋转门等形式合法化了;科学方法基本不适用于社会人文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没有纯粹的“客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交互影响,也很难进行定量实验验证。

科学更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基础和人生观。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936年)一生中曾三次宣布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皆如空花水月,无果而终。 

事实上,西方道德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基于科学的道德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先进科技阴影下的幻觉。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突破神话、神本的文明,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社会自然分层基础上,而不是源自上帝的律法。所以五四先贤可以学习西方民赛先生(Mr Science,科学)借鉴西方的德先生(Mr democracy,民主),却无法招来西方的穆姑娘(Miss Morality,道德),以提高国人的私德水平。

——这一失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远远不是五四先贤一代人的悲剧。他们打倒了旧道德,却没有建立起新道德。道德是智慧的基础,如何弥补时代的道德真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在物质层面上强大起来,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意义上,五四先贤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今天我们所做的,是在精神层面,找到自我。

记得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晚年谈到:我们五四这一代人,已经将中国推向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和进程上去,我们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我们还剩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将中国人带到文化自觉的大课题。

我同意费先生对历史大势的判断。我们需要文化精神上的自觉,复兴中华政教本身——过去50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不可能成为一神教信仰的、以神为本的西方社会。

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现代工业化,21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则是中华政教的复兴!

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如五四先贤们一样,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付出我们的一切——汗水、未来、生命……

复兴中华政教,必须推倒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精神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普世化——西化。过去250年来,西方人对中国形成两大偏见。一是中国历史上是封闭的,因为封闭,所以停滞;因为停滞,所以落后;因为落后,所以一切不如别人;因为一切不如别人,所以要全盘西化。二是中国政治上是专制的,原因很简单,既然现代西方是民主的,根据西方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逻辑,古代(包括现代)的中国必然是专制的。

中国既不封闭,也不专制。至少从四、五千年前开始,中西方的交通已经在横贯欧亚的大草原上展开;中国也不是专制的,即使在帝制时代,西方“朕即国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观念在中国也不存在。

西方人文价值不是普世的。当有一天,中国人懂得了先学中学,再学西学的道理,才意味着西化大山的倒掉!

第二座大山是佛教化的宋明理学——佛化。笔者并不否定佛教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贡献,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极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同时,佛教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暗度陈仓、引佛入儒后,空疏成为中国文化的痼疾。明清两朝无数学者想解决这一问题,都不成功,为什么?

宋明理学所发扬者,主要是心性之学,外王之学全部异端化了。所以笔者过去十几年来,极力整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孔门四科”,让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内圣外王之学成为完璧。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将孔子所传的政治、言语诸科当作异端。试想,没有政治、经济、外交、光讲经书、德行,何以世济民?!

第三座大山是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儒化。东汉经学家郑玄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汉武帝出于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儒家独尊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儒家所研习者,即是经学(即“文学”),儒家鹊巢鸠占,将自己等同于经学,经过近千年的努力,在宋代逐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结果是孔门四科,文学一科独大,其他三科几尽消亡。

儒家化是危险的。因为汉以后,儒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主张,其核心是小农主义的自由政治经济理念。这一理念与土地资本相结合,产生了“与国争利”的士绅地主集团。直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将这一集团从物质上消灭。扫清了中国工业化的深层障碍,一举改变了宋以后中华国运的千年弱势。

今天,索罗斯这样的垄断私人资本代言人,寄希望于中国信仰儒家的商界及政治精英,目的是通过他们将中国演变为西式“自由社会”。若我们不清楚儒化的灾难,按索罗斯的逻辑支持“中国文化的复兴”,结果将是中国政教体系的崩溃!

警醒啊!善良的人们!

西化、佛化、儒化,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思想大山,只有推翻了这三座大山,中华政教的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才能实现。

终有一天,中国人会觉悟,知道存在自己的政治学,黄老(法家);自己的经济学,轻重术;自己的外事理论和技巧,自己修齐治平的生活方式……

那一天,一个人类古老而日新的文明形态,将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

——没有人能阻止旭日的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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