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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平天下——《管子》五篇中的古典外事理论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6-18


内容提要:中华大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殊途同归。不仅儒家讲平天下,道家和法家也讲平天下,黄老道家经典《管子》所论十分详细透彻。其理论建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学三生万物,立中、守中的原则,主张外事:“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

平治天下,和平的基础是内政强大,是正确的外交战略。在文德(包括意识形态)不立于天下,兵力(包括工业技术)不威于天下的时代,好虚名,只会受实祸——这是中国古典外事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今天,“平天下”这个概念被当成口号,世人到处乱用,所有关于社会事物的范畴都被称为“平天下”,而“平天下”的具体内涵反而很少有人探讨——千百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化常常这样被心安理得地掏空。

通过四书,平天下观念已经融入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礼记·大学》中“八目“,就是讲修齐治平的道理,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大体讲“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外治”。

大家千万不可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理解平天下,认为消灭所有对手,就是扫平天下。这里的“平”,是均平的意思,指不同政治、社会实体的和平共处、共生。所以平天下有时也称“平治天下”,都是使天下均平的意思。

除了儒家,黄老道家经典《管子·中匡第十九》也讲修、齐、治、平,可以与《大学》互相参考。齐桓公问管子国君威信之所起,管子回答:“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并解释说——

导治血气,以求寿命长、谋虑长远、广施德惠,这就是治身。(原文: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

无私举用贤人,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是治国的大礼。(原文: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

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拖拉,以法保护屈辱困窘的人,往来者无所约束,人民和乐,这就是天下大治了。(原文: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wǎn zhuó,犹屈辱——笔者注】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通“勑”,约束——笔者注】,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大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讲平天下的“絜矩(xié jǔ)之道”(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直到结尾),按篇中的解释,絜矩之道指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统一,推己及人,先内后外,竞于德行而不竞于武力的外事原则。

《礼记·中庸》引用《诗经》“文王之德多么光明,诸侯们都来效法”,来说明治国者笃实恭敬,竞于德而不竞于兵,无为而治,天下太平的道理。上面说:“《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大学》进一步解释絜矩之道:如果厌恶上级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级;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原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接下来,《大学》讲了节制资本的重要性,这对于二十一世纪,资本为王的现代社会特别具有时代意义。作者强调德行为本,财富为末。但《大学》不是不言利或耻言利,作者认为“生财大道”在于以义制利,绝对不能让资本与权力结合起来——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政治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不可能以多数决的形式选举出来,就如同不能直接选举医生一样,必须经过相当严格的职业训练。文中引用鲁国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有采地人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原文:“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经合法化和制度化了。一切资本都成了政治资本,一切政治都成了资本政治——社会被资本绑架会威胁整个社会的平衡,真会如《大学》警告的“灾害并至”!

观当今世界——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中华大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殊途同归。不仅儒家讲平天下,道家和法家也讲平天下,黄老道家经典《管子》所论十分详细透彻。其理论建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学三生万物,立中、守中的原则,主张外事:“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相关内容集中在《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五篇——《管子·王言第二十一》已亡佚,可能也是有关平天下的内容。

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竞争性外交理论不同,中国古典外事理论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王者无外”,其内政和外事都建基于强大的中性政治核心,重在“建中立极”。

在“建中立极”原则指导下,过去四千年来,华夏政治体系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不断扩展,其间经历无数艰辛曲折,至今成为一个古老的大国,以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雄居世界东方。

据《尚书·洪范》,“建中立极”(皇极)原则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就得到了明确阐述。传承顺序如下:夏(大禹)——商(箕子)——周(武王),可见夏商周三代,此一政治原则一以贯之,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

“建中立极”原则反对党派(朋党)政治,强调建立一个超越党派,代表民众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用《尚书·洪范》上的话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宽广——笔者注);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平,均平——笔者注)。”

在政策实施上,表现在夏的“五服”和周代的“九服”等各类制度——大体是以王国首都,王畿为中心,按照离王畿的远近,每隔五百里划为一“服”,各服承担不同的国家义务,离王畿越远承担的义务越少。据《尚书·禹贡》,夏代五服中最外围的荒服族群,甚至可以不进贡,似乎也不需要遵守王国的法律。

为了让读者清楚看到这种天下观,我们将周代的天下制度“九服”以图表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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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于 “服制”是否真实存在,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它可能被后世儒生理想化了,但其以王畿为地理中心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却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遵从——这是出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

因为只有国都建在中心,各地运送货贡物,征发徭役才最为方便,西汉的贾谊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贾谊《新书·卷第三·属远》中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运送——笔者注)徭使(服徭役的人——笔者注),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其土,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很有可能,大禹只是对中华治道做了历史性的总结。因为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早在6000年前,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已经形成,以此为中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由晋西、豫南及关中东部向外延展至今天的规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指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如下图)他写道:“庙底沟时代的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 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该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标志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 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陶盛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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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时期中国(公元前4200~前3500)。I.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II.早期中国文化圈  III.筒形罐文化系统 ;A.核心区  B.主体区   C.边缘区;来源: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载《江汉考古》2015年03期。

从最早的“文化中国”,到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统一的中国,6000年来,“建中立极”的政治原则成为中国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使中国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它指导着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外事理论。《管子》五篇中的古典外事理论主要包括: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三个方面,我们分别论述如下——

一、先内而后外

行“絜矩之道”,内政是外事的基础,没有强大坚实的内政,外事不可能成功。用管仲的话说“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

“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语出《管子·大匡》,当时齐桓公刚在残酷的王位争夺战中刚刚取胜,就欲“修兵革”。管子指出,欲平天下,当先内而后外,以人为本,他说:“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管子·大匡》)

齐桓公即位第二年,有一次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船吓唬桓公。桓公一怒之下休了宋夫人,而宋国又把宋夫人再嫁给了蔡侯,这使齐桓公恼羞成怒,想讨伐宋国。桓公不听管子劝告,兴兵攻宋。结果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将此次战败归因于兵力不强,要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么做,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管子·大匡》原文:”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

在不断遭到管子反对,不断用兵失败的情况下,齐桓公才明白了“以人为本”的道理。即以人民的治理为国家基础。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以西方的人民主权观念没有太多关系。《管子·霸言》明确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显而易见,以人为本的目的是诸侯服,天下平,与人民主权无涉。

一个国家,好大喜功的危险的。若国内问题尚有很多,就提出许多堂而皇之的目标,那样会使国力耗尽,只能自食苦果。

《管子·霸言》认为霸王之国的形势是:“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如果我们在道义、智慧、军事、地理等方面都不具备充分优势,空谈“平天下”,这是自欺欺人!

二、先近而后远

在外事领域,睦邻友好不能成为一个口号。唇亡则齿寒,周边国家是安,是危,是敌,是友,关系到我国的战略安全。若周边国家多对我们不友好,会导致我国战略空间的收缩和恶化。

据《管子·小匡》,在齐国内政外交已经基本安排好的情况下,管子仍劝性急的齐桓公不要“从事于诸侯”,理由就是“邻国未亲”,如何使邻国对我亲善呢?管子回答说:“检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确定与邻国的边界,尽量不要接受他们的货财,还要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原文: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tiào,古代诸侯聘问相见之礼——笔者注】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

上述厚往薄来政策的政策,包含在《礼记·中庸》治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中,上面说:“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管仲称之为“诸侯之礼”,这是使诸侯亲附的关键。历史上,管子似乎很好地实践了《中庸》“怀诸侯”的策略。据《管子·小匡》和《管子·霸形》,齐桓公封土地,赠军备给被侵略,逃难的杞、邢、卫三国国君。然后又施行厚住薄来的政策,这样,才开始令行天下。《管子·霸形》记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原文: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

请注意,这里的“厚往薄来”不是一味赠予,而是一种巧妙的战略安排。据《管子·大匡第十八 》,隰朋、宾胥无曾害怕将土地封给亡国,土地被耗尽。管仲劝齐桓公:“君有行之名,安(安:乃、于是之意。)得有其实。君其行也。”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

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还能以其为跳板和基地,扩大战略空间。据《管子·小匡第二十》,后来齐国南征,就是以鲁国为主要依靠;西征,以卫国为主要依靠;北征,以燕国为主要依靠。

不要机械的理解先近而后远的外事原则,比如秦国平天下,就注重远交近攻。再比如,《管子·霸言》主张:“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

三、先文而后武

桓公即位四年,已经有了相当的军事实力。(《管子·大匡 》:“甲十万,车五千乘。”)于是想讨伐邻国鲁国,管仲听了不禁慨叹:“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管子·大匡 》原文:“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

然而桓公一意孤行,才有被鲁庄公以剑相逼之辱!桓公也因此“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管子·大匡 》)显然,内政是“文”的重要内容。

“竞于德而不竞于兵”,不是不要兵,而是先文而后武。“文”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盟友,“武”的目的是获得真正的和平——其关键在于得人之心。《管子·霸言》总结说:“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屈,有所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就是说,想要掌握天下的大权,令行天下,首先要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有地利的,就有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看重得人。只打小算盘,就会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以谦恭卑礼对待天下贤士,并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那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为天下人谋利。用巨大威慑,集中天下的权力。以施行德政的行动,获取诸侯的亲附;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之臣。树立圣贤的德行,彰显天子的高尚,这样,百姓就安定了。

正是因为管仲正确的外事谋略,能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怀其文而畏其武”(《管子·小匡 》),才使齐桓公能够超越齐国本土,施加政令行于各个诸侯国,天下太平。吴国侵略齐国边城时,面对蜂拥而来的诸侯国援军,吴国竟然望风而逃。历史记载说,齐桓公时代,“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小匡 》)

多年之后,孔子依然赞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左衽,zuǒ rèn,我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所着的服装,代指沦为夷狄——笔者注)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平治天下,和平的基础是内政强大,是正确的外交战略。在文德(包括意识形态)不立于天下,兵力(包括工业技术)不威于天下的时代,好虚名,只会受实祸——这是中国古典外事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注释:

【1】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载《江汉考古》2015年03期


                                 附文

一个国家平治天下,令行于天下的过程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学人要学习王霸术,平天下的策略,须仔细揣摩《管子》平天下策五篇:《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这里我们将《管子·大匡》中桓公令行天下策略的核心段落附在这里,供学人参考。

【原文】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

【译文】狄国来攻打,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答应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

【原文】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

【译文】

北州诸侯没有赶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服从天子,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

【原文】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

【译文】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问道:“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

【原文】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

【译文】这件事办完,桓公又问管仲:“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如何考察?”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并施行。

【原文】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适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译文】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穀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千辆在国境接待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走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并说:“从今以后二年,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有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官吏看到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齐桓公时,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其享国达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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