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国经济主体的被动性

国民经济主体应该说是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成了人之外而又主宰人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屑一顾、不知天命。孔子说，富裕如果是可以追求的，那么为人赶车他也不在乎；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我行我素，任其自然吧。言外之意，富贵在天，并非人为。

儒家这种经济主体天命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埋没了。到处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经济现象。经济主体天命观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社会里，即便赋役和地租剥削率不变，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也会波动很大。岁美则穰，生活相对宽松；岁凶则恶，生活极端拮据。“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促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一个人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或工商业，很难成为富翁，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等）却能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有规律性，人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

“存天理，灭人欲”——中国经济动力的绝弃

禁欲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虽不是一种宗教，但却近于宗教，这已是哲学和宗教界所共同承认了的。

新教禁欲并不否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圣经》有关经文甚多。如“财富保护富人”，“勤劳致富”，“收获季节大睡特睡的家伙不光彩”，“穷人挣扎生活，富人享受生活”等等。新教的禁欲仅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珍重、吝啬和追求，其结果为资本的不断积累。

儒家的禁欲则不同。首先它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发财致富欲在舆论上持否定态度；其次儒家的禁欲并不表现为现有财富的爱惜，结果并不促进资本积累，因为节余下来的财物总会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花掉。因此儒家的禁欲，实质上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里，没有比存在于社会成员心中的原始的强烈致富欲更巨大。恩格斯讲过，卑鄙的贪欲是私有制社会的动力，追求个人财富是私有制社会唯一具有决定性质意义的目标。而儒家文化却要消灭它，岂不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经济效益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注重经济效益。既没有投入产出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概念，纯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计算过农业劳动耗费量，怀疑过家庭手工业的合理性，认识到自然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研究过经济核算问题，为追求生产力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催促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瘠薄。

然而另一方面，非难功利的说教却不厌其烦，讲得头头是道，义正辞严，它宣称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儒化官吏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封建道义（亦即所谓“天理”）摆布天下。

修铁路、建工厂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代替人力畜力运输、家庭手业本无什么惋惜可言。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为此等问题争论不休呢！反对派指责，这些近代生产力象征严惩伤风败俗，破坏风水，有碍男女之大防，使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破产，瓦解自然经济及其对应的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明知新的生产力那巨大的效益，却因为担心封建道义的破坏而没有不坚决反对的，以至于花钱买下外国人修的铁路而拆掉，捣毁近代民族实业家惨淡经营的企业……，你说，多么荒唐啊！

类似例子还很多，象所谓“奇技淫巧”当禁、货币流通当限、祭礼凭吊当铺张等等。它“遵循”伦理却忽视经济规律，只顾一时经济平衡，往往牺牲经济增长。

“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

稍具中国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早已广泛采用牛耕铁犁，而时至当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要象征仍然是铁犁牛耕。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文化为什么如此滞留不前？

假若我们将中国的其他农业生产力象征、手工业产品数量和质量、商业组织形式、货币流通理论和制度、交通状况、都市建筑等，同西方同期相比，我们会发现，历史愈是接近现代，我们愈是惭愧。

中国是最早采用纸币制度的国家，可是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二千年前就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都市，可是在统一的帝国政治下，城市始终软弱，没有独立的意义；长期以来只有伦理和礼仪规范，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尤其是商法之类，缺乏近代资本主义投资所要求的理性的法律程序，以世袭制、宗法和政府首脑兼任这一切。在儒家那里，物质福利不是诱惑的源泉而仅仅是彰扬道德的重要手段，先秦诸子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后世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学东渐时，仍有人在津津有味地咀嚼而且毫不觉陈腐。

这究竟是为什么？儒家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儒学告诫中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在这种观念指导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作官、食禄这条路。“学”的是仁义礼智、治国安邦之术，“官”的是正义明道，吟诗作赋之事。对于那些名落孙山的不幸儒生来说，如果不想作小人的话，也不会投入经济生活中去的。正象马克思·韦伯所说，儒学培养出一批高级书呆子，除了哲学、文学，其它知识极少，尤其是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相反，清教徒则受到《圣经》中如法律知识和经营管理思想的教导 ，他们把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合理控制自己的手段，而把哲学看成是浪费光阴的把戏。

儒士的智慧没有注入经济生活中去，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就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创造过优美的文学和独立而深刻的哲学，却让经济文化长期停滞落后，为什么中国人贫于财物而富情感。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中国消费的特殊性

宗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地起阻碍作用。教义不同，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不同。新教伦理已为马克斯·韦伯证明为资本主义精神源泉。根据他的分析，新教中的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使自己服从于这笔财产，他必须厉行节俭，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同时必须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增殖财富。这样新教就以上帝的意志向人们宣布了两件神圣职责，一是赚钱，二是节约。人生的总目标无非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争做上帝的选民而积累财富，显然这对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作用巨大，与新教伦理相比，儒家文化不仅对财富保值和增值缺乏责任感，而且提倡轻视和浪费财富。儒家在提倡崇俭的同时，对某些特殊的消费项目不仅未加限制，反而为之辩护，鼓励。这些项目包括宗教迷信开支和家庭外交开支等。儒学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因此儒学中的节约不过是为了往后某一项浪费。因此许多人平时节俭，而始终又处于贫困之中。

“君子居之，何聘之有？”——中国人的贫穷神话

一间简陋的房子，就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无论房主是君子、小人。

然而儒学并不这样认为，它说有教养的人往在里面，就觉得简陋，其好处不亚于巍巍宫阙！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以孔子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中心思想编造了一套君子居陋室美不胜言的神话。类似逻辑，在中国古籍中到处可见，并且扩展到吃、穿、住、行、用诸方面。他们坚信物质生活的贫困不算什么只要自认为是“君子”，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孔子称赞颜回“贤”，说他生活极端沮苦而不改其乐。一切只要自认为是“君子”而不是：“饮食之徒”、“盗跖之徒”的人，都应该安于目前的贫困，一心扑在自我修养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义在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后者认为贫穷是耻辱，穷人给上帝脸上抹黑，富有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儒家这种观念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 在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里，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必须给大众包括那些穷书生以不损体面的安慰，给在贫富斗争中失败的人以安慰。

第二， 儒家注重消费的实用性。强烈的实用观念使它敢于蔑视财富价值上的优越感，让人觉得那些“富而骄”家伙愚昧、可笑。

第三， 儒家文化推崇内省，突出心理享受和精神愉悦，强调自我感受和从学问道德方面用功，因此贫困的处境并不会引起内心的骚动，人们相信儒家教义并且能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