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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 “以人为本”与西方民主人权观念不搭界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5-28


    编者按:5月26日下午,新法家网站第八次编辑例会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的发言稿。

 

如同狼面对羊群一样,总欲吞之而后快。

 

从二十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者和整理国故者,到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研究者和国学家,有太多人希望通过“以西释中”的方式“以西化中”,将中国文化替换掉、掩盖住,消解掉。

 

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幌子,千方百计地销蚀中国文化。表面上他们道貌岸然,实际干着断人慧根,腰斩大道的构当。这些人欺骗性强且手段无耻,占据中国西式大学课堂和宣传舆论阵地,无所不用其极。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有足够的定力,坚守圣贤大道,为天地守孤学——特别是对于中国政教的核心部分!

 

最近,有人将中国文化观念中的“以人为本”,同西方民主、乃至人权观念联系起来,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早熟”与“先进性”

 

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不是宣传了中国文化,而是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庸。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与西方民主人权观念本不搭界,它是中国古典政治观念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商周时就已出现。但这个概念被明确阐述是在《管子》有关王霸术、平天下的内容中,表达中国外事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先内而后外。即外事(外交)成功的前提是内部的巩固与强大。

 

                       

 

“以人为本”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强调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核心,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党派的中性统一政权的意义,即《尚书·洪范》中的“建中立极”。全文如下:

 

“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同“专”)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这里的“以人为本”,说的是以“人之治”为本——若一个社会整体上不安定富强,何来个人的安居乐业?!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以人为本”才抓到了政治的本质特征。

 

如何做到社会治理?“人之治”?关键是奉行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总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道两家在平天下,治理社会的核心思想上没有根本区别,只有侧重点的不同——儒主教育,重教化;道主政治,重法术。

 

中国政治数千年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如何选出道德与能力合格的“民之主”,即决策者,而不是将决策权力虚伪地赋予普通公众——迷信公众的“多数决”,实际上是将精英(圣贤之士)的作用给抹杀了,不仅不符合政治经济决策的一般规律,还会造成整个决策的短视。

 

今天,为了迎合选民的一时的品味,西方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不得不说与西方政治理论基础的混乱有关。西方社会心理学强调在群体状态下个人决策的危险,其政治理论却大谈人民民主决策权力,将之作为“政治正确”的基础——这种矛盾是根本性的!

 

试想,若决策人的数量能代表决策的质量。那么全民公决就是最好的社会决策机制。今天,即使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也不会轻易进行全民公决——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公决成本可以变得极低的情况下仍是这样

 

受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今天一些人公开放弃政党的先进性,要做跟在群众屁股后面做“守夜人”,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精英的社会责任,“为人民服务”也将成为空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教化传统,政教统一的社会里。执政者除了要“作之君”,还要“作之师”。如果我们教化责任与决策责任都尽可能地放弃,结果将不堪设想。

 

中华道统内圣外王高度统一,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个人修养是为了成圣成贤,相应的,社会治理要选贤与能,以达到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境界。

 

道者,君人南面之术也。中华大道源于中国数千年行政管理经验,大道即治道有中国文化研究者,受印欧民族离世修行观念的影响,主张不管公共事务,专注内在修养,认为那才是修道,才能得道——真是不通大道!

 

                          

 

中国古典政治重选举“民之主”,重实现“人之治”,不是以忽略个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管子·霸言》有一则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管仲指出,若桓公想成就王霸大业,一平天下,就必须抓住根本(本事),那么什么是“本”呢?管子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管仲的意思是说,齐国之民(人)是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劳役没有适当时间。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怕死罪;劳役时间适当,百姓就不苦于劳顿了。

 

这告诉我们,只有将以人为本落实上具体政策中,才会有真正的个人权力、权益,否则,“以人为本”将成空中楼阁。

 

“以人为本”并不排斥公众参与政治。《尚书·洪范》讲决策者若有重大的疑难,首先要自己先做谋虑,然后与卿士官员商量,再与庶民商量,最后再与卜筮者商量。上面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而且,在决策时,要特别重视普通百姓的想法。当精英与百姓意见相左,要听从百姓的意见。决策时庶民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君主反对,卿士反对,这时行事也会吉利。上面说:“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当然,最好是精英与民众都赞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另据《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小司寇有征求百姓、百官意见的职责。其中,只有在国有大事时才咨询公众,所谓大事指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国家要迁都的时候、国家需选立嗣君的时候。上面说:“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总之,中国古典政治较好地处理了精英与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关系,既没有跌入迎合民意的民粹主义泥潭,也没有走向中世纪西欧的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古典政治特别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是超越时空,内外不二的天下大道。一个国家站在某个阶级(阶层)的立场上治理国家,无论这个阶层是工人、农民、是商人,还是官僚,都违背天下为公原则,它不利于社会团结和长治久安。

 

保持社会流动性,让各个阶层都有平等机会成为精英的可能,并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德行、事功来衡量精英——这种制度设计才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活力。

 

那是生生之大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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