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西方列强用炮舰摧毁了华夏中心论的千年梦幻，我们从儒化的极端走向了西化的极端；今天，是我们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时刻了——不走资本主义，不走共产主义，不走社会民主主义，走第四条道路——建立一个以法家/中华法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强国！ 
 

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

    4700年前，伟大的黄帝联合湟河、洮河流域的夏部落组成华夏联盟，法定农桑，取昆山之铜为兵，开启了东方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现代考古学充分证明了以前被称为传奇的历史。1975年甘肃省东乡县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单范铸青铜刀，时间正好是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2004年，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在甘肃省临洮县购得一件约4800年前的半山类型彩陶，上有描绘着人们生产劳作的农耕图案，这说明黄帝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已经开始。

    黄帝的兵士开始打造青铜兵器，统一天下的秦军手里拿的同样是青铜兵器。在黄帝战胜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入主中原后，随着华夏青铜文明2500多年的发展，以秦法家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达到了顶峰，华夏中心论以其文明的强大逐步形成。《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教授写道：“在中国元代以前，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西方世界是当时的‘周边文明’。秦帝国及其之后的一千余年，中国的强盛衰落总是居于世界的中心潮流，无不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着深远的冲击与影响。”

    东西方的相互认知可谓阴差阳错，因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看到的中国已经是儒化腐朽了的中华文明，而不是刚键的中华原文明。但西方人仍旧对其崇拜不已。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华夏文明的崇拜者，尽管孟德斯鸠为了满足自己的理论框架先验地将她打入专制的冷宫，但华夏文明形象在世界范围内衰落却是在邪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后。1792年，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第一次出使中国，乾隆和他的朝臣们眼中，除了夷狄禽兽，西方没有什么东西。通商要求遭到拒绝，败兴而归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形象坍塌了。“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何处值得仰慕？”马戛尔尼写道：“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23年后，英国国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此次通商努力的失败大大加强的西方精英集团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

    早在1720左右，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在120后的鸦片战争中，参战的全部英军还不到三万人。

    此时战败的中国已经成为专制腐朽的同意词。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只有象日本那样学习西方中华夏文明才能复兴！1904年清廷修订法律馆的开设是中国从华夏中心论走向欧洲中心论的起点——法家”以刑去刑,激赏兴功”的治国思想被彻底删除,从中华法系走向罗马法系，从儒化走向西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在仿佛已经走投无路的中国人那里成了耳旁风。

西方文艺复兴与东方文艺复兴

    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足现实建设现代强国一直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但东方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实现，结果总是悲剧性地走向西化，为什么是悲剧呢？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小撮高度组织化的官僚统治着众多无组织的小农，而西方不一样，从希腊、罗马时代起平民就高度组织化了，他们为了和贵族分享国家权力，建立了西式的政治法律体系——二者的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如果中国全盘引入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就如同将西方文明的种子种在了石头上，永远不会开花结果。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派运动在清廷内部迅速崛起，他们主张在保存原来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技术，富国强兵、以夷之技以制夷。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大臣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先河，但甲午战争的悲壮失败很快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儒化华夏文明的腐朽性在甲午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帷幕，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把学习西方的着眼点放在政治制度上，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挽救清王朝。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的西化精神却被清未立宪运动和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继承了下来——这种思维定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引入西方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华原文明——法家的重要意义——在梁启超亲自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中，麦孟华的《商君评传》被放在显著位置，其中作者对商鞅作了极高的评价；严复也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为什么东方的文艺复兴没有在儒化的中华文明已经腐朽到极点的时候开始呢？一个不容否认的原因就是秦律没有象罗马法一样被完整保存下来，基督教也没有象儒家歪曲否定法家一样对待希腊罗马文明。当法家被儒家判了死刑，秦律随之“人间蒸发”的时候，希腊罗马的重要政治经济文件并没有被埋在西方文明的废墟之中。

    1135年左右，意大利彼萨人在攻陷阿马尔菲城时获得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第二部分）的原稿。这一原稿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西欧各国对罗马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中世纪中期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就是从研究法律，主要是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开始的。15、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采用罗马法的热潮，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典》也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年—565年在位）主持编写的法典是一种完整地体现了简单商品生产的法律，这正好适合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正如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1884年6月26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

    法家制定的《秦律》命运与《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不同，《秦律》及其继承法律《汉律》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散佚了。直到1975年12月，考古学家才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了相对完整的《秦律》，出土时还以为是西汉的书，后来才知道是秦朝的法律。经过几年努力这些竹简被整理出来后中国人才知道，被儒家骂了两千多年《秦律》并不是什么酷法，陈胜、吴广因雨失期并不会被杀头——这部伟大的法典处处闪烁着中华文明青铜时代光荣与梦想！

    站在雄壮的秦始皇兵马俑军阵面前，我们终于懂得：中国曾经是一个崇拜规则与秩序的强大民族，中国曾经没有腐败，路不拾遗！今天，随着引入的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和中国离法制社会越来越远，国人开始呼唤东方文艺复兴——法家复兴的曙光已经显现于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它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社会革命的先声！！

第三条道路与第四条道路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对于所有追求真理的正直之士来说这都是痛苦的现实，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二战中轴心国战败了，合作主义就在人类的政治学词典中消失了，只剩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因此成了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它只是资本主义的同盟；冷战中苏联战败了，共产主义就成了万恶之源（尽管这种制度普经在人类历史行中发挥巨大的威力，如战胜纳粹德国），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也因此成了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现在所主张的那些东西。

     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完全“超越左右”（英国首相布莱尔语），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自己名子前加了一个“新”字，成了“New　Democrats”和“New Labour”。第三条道路被美国民主党描述为“新进步主义”（new progressivism）,核心思想包括机会均等、个人责任和公民与社群动员等等。还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欧洲中左执政党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它理论基础包括主权模糊论、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去工业化时代的第三条道路诞生于位于资本/技术板块的欧美有什么奇怪呢，谁都看得出，它不过是当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变种而已！

    “真正的第三条道路”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它诞生于西方最深厚的文明土壤之上。在墨索里尼为最高领袖的意大利，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职团主义和国家有机说成为合作主义的三大思想源头——从美国到中国，合作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世人的普遍认同。1975年3月，美国著名的经济事务杂志《挑战》（Challenge）曾刊出了R.E. Pahl和 J.T. Winkler合写的《即将到来的合作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以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调写道：“合作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1930年代，在希特勒浇灭世人对墨索里尼的崇敬热情之前，它为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所认同。现在我们偏狭的政治词汇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形式，这是因为二战中轴心国战败了。”

    在东西方教科书中，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典范。事实是：罗斯福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几乎为零，倒是纳粹德国对凯恩斯的主张推崇倍至。1934年5月，凯恩斯应邀访问了美国，他同罗斯福的会谈是如此不成功，会谈后罗斯福对他的劳工部长帕金斯说凯恩斯“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而凯恩斯对罗斯福的评价是：“我原以为你们这位总统的谈吐会更有文学和经济学素养的。”凯恩斯在德国受到的尊重令凯恩斯本人感动（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德文版序言），1932年春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同年，凯恩斯应邀到汉堡讲学，演讲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有人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对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直到1936年才正式出版，不可能成为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指导思想，罗斯福“新政”是以墨索里尼的合作主义为蓝本设计的。在 “新政”智囊中，有许多人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他们甚至为罗斯福总统准备了一份关于法西斯合作主义国家的文件。“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 Johnson）甚至公开表示希望美国人仿效墨索里尼“有活力的实用主义（dynamic pragmatism）”。

    这里必须指出，在后来意大利成为同盟国的敌人之前，墨索里尼一直在这些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直到欧洲爆发战争前夕，罗斯福还曾亲笔写信给墨索里尼，诚请这位意大利首相出来呼吁欧洲的和平。由于蒋介石的亲自提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合作主义形态在中国曾盛行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合作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不仅仅是“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1935年国民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也带有强烈的合作主义色彩。让我们从东西方历史的谎言中解脱出来吧！今天，是我们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时刻了——不走资本主义，不走共产主义，不走社会民主主义，走第四条道路——在深入汲取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验，充分借鉴合作主义一切优点的同时，建立一个以法家/中华法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强国——当第三条道路在现代政治学字典中已经腐烂掉的时候，我们暂时把它命名为第四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