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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三原之谋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3-26

         

经济学阐微:

谁掌握了基础原材料,谁会扼住了经济的咽喉。这里的“源究”指富国须先从原材料上着手,《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皆有此意。

前些年,因为铁矿石由日韩大公司定价,价格疯涨,钢铁业严重受制于人,就是中国不讲轻重之术的结果。本计对轻重之术的概论值得细细品味: “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荡)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

原文:

管子问于桓公:“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海庄、龙夏,其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然则吾非托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则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动之以言,溃之以辞,可以为国基。且君币籍而务,则贾人独操国趣;君谷籍而务,则农人独操国固。君动言操辞,左右之流君独因之,物之始吾已见之矣,物之终吾已见之矣,物之贾吾已见之矣。”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三败杀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泽也,薪刍之所生者斥也。”公曰:“托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对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谓三原?”管子对曰:“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贾,布五十倍其贾。此数也。君以织籍,籍于糸(丝)。未为糸籍糸,抚织,再十倍其价。如此,则去五谷之籍。是故籍于布则抚之糸,籍于谷则抚之山,籍于六畜则抚之术。籍于物之终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布五十倍其贾,公以重布决诸侯贾,如此而有二十齐之故。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荡)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则无可以为有乎?贫可以为富乎?”管子对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则人重矣;以数求物,则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然则吾将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内不踡,终身无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终始,四时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终始,终身不竭。此谓源究。” 

译文:

管仲问桓公:“齐国的国土有多少里?”桓公:“方五百里。”管仲说:“平阴堤防及长城占地,有齐地三分之一,不是产粮的地方。海庄、龙夏一带的山地,有四分之一。海潮围绕、海水淹滞的土地,有五分之一,也不是产粮的地方。那么,我们还不是一个寄食于别国的君主么?”桓公惶恐地站起来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掌握调节经济的号令,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础。君上若专务征收货币,富商就会操纵金融;若专务征收粮食,地主就会操纵粮食。但君上依靠号令,政府掌握左右四方的商品流通,那么,商品的生产我们就早已了解,商品的消费我们也早已了解,从而商品的价格我们也就了如指掌。”管仲接着说:“长城以南是鲁国,长城以北是齐国。在过去两国的不断冲突中,还要把交界上孤立突出的地盘让给鲁国。所以齐国山地还依旧是山,水地还依旧是水,满是生长着柴草的土地而已。”桓公说:“一个是解决‘寄食之主’的问题,一个是土地被削问题,对此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要掌握三个来源。”桓公说:“何谓三个来源?”管仲回答说:“掌握成品布先在原料麻上取收入,麻价十倍,布价就可能五十倍,这是理财之法。在丝织品上取收入,就要先在细丝上着手。甚至在细丝未成之前就谋取,再去抓丝织成品,就可以得到原价二十倍的收入。这样,就不必征收粮食税了。因此,在布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原料麻,在粮食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养桑蚕的山,在六畜上取收入就着手养殖六畜的郊野。取得收入于财物生产的开始阶段,再加上善于运用号令就行了。”桓公说:“好。”管子说:“如果在布价上取得的收入达到五十倍,君上以贵价之布出口,减去同外国交换的商品价格,这样,还比从前齐国的收入增加二十倍。善治国者,掌握本国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用号令缓急来调节,就可以做到以一变百。他并没有向人民求索,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终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而驾御天下了。”桓公说:“那么,没有可以变化为有么?贫穷可以变化为富么?”管仲回答说:“在物资尚未生产成形的时候,王霸之君就应当展开工作了。所以,向人们直接收税,人的抵制就成为重要问题;应用轻重之术从物价上收税,物的价格便成为重要问题了。”桓公说:“这话应如何解释?”管子回答:“全国的物价若完全一致,则没有财物可图;举国的物价若相差为十,则将有百倍赢利。那样,我们将运用号令缓急来加以驾御,如左手转到右手,右手再转到左手,外内没有局限,终身没有大的过错。王霸之君,就是不直接求索于人,而求索于物资生产的最开始阶段,掌握好四时物价的高低与号令缓急就是了。泉源有枯竭的时候,鬼神有停歇的时候,唯有‘守物之终始’的事业,是终身用之不尽的。这叫作追究物资的本源。”

古今案例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掌握上游原材料,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比管仲时代更显重要。

1978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陈云就指出中国不能主要搞加工工业,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不同于南朝鲜和台湾,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

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人不惜破坏现有技术研发平台和工业基础,试图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从西方搬来一个现代化。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指出:“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这里所说的填平补齐,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现有生产的技术结构、设备状况和能力水平等,缺什么就补什么,需要什么就引进什么,不盲目从事。所谓成龙配套,就是要以产品为龙头,将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改造一条龙地组织起来,对整机、零部件、原器件、原材料等几个层次配套进行安排,以保证我国消化吸收的整体性,增强自主研发的能力。

谈到工业原材料,陈云强调引进外国技术,一定要考虑到国内的资源特点,尽量用国内自己的原料进行生产。1984年8月20日,他在听取宋平等关于首都钢铁厂计划进口美国二手设备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买国外设备,有时不利于自己原材料的开发利用。买旧设备,埋在地下的东西就不能用了。我国富矿少,能在国外进口或合资开采矿石当然很好。但也要注意发展自己的矿山,以便在国际条件变化时,冶金工业不至受到过大冲击。

多年后,陈云的话仿佛是一语成谶。从汽车到大飞机,我们多少技术研发平台消失了,而上游工业原材料受制于人的窘境,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言之痛。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宝钢开始筹建。由于宝钢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国内铁矿石品位难以满足设备要求,所以只能用进口铁矿石。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铁矿石进口问题成为焦点,当时共有4个代表团分4次对冶金部进行了质询,“如何能保证宝钢的铁矿石获得长期供应?市场有变化,被国外卡脖子怎么办?”至于冶金部如何回答的,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不太可能用今天一些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全球化之类理论);据业内人士讲,虽然代表提出的问题理论上存在可能,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外铁矿石供不应求,另外,产钢大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钢铁产量,在达到1.3亿吨时就开始回落,持续10多年产量徘徊不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也最多达到那个水平,而以当时铁矿石的供应量肯定仍然供不应求。

从2000年开始,我国铁矿石进口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增长。据统计,2002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15亿吨,接近当时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日本。2003年达到1.48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27%左右。

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71.5%,2006年,涨了19%,2007年,涨了9.5%,2008再次暴涨65%——这些教训太值得我们沉思了!

《管子•海王第七十二》认为,如果本国没有的资源,可以利用别国的资源,总之国家一定要牢牢控制战略资源。

日本人正是这样做的!过去几十年来,日本购买了大量中国稀土、煤炭等工业原材料,并将之储备起来。有统计显示,日本稀土大约83%来自中国。在获得大量稀土后,日本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资源贮存在海底,以便牢牢控制原料的供给。

日本还在世界各地参与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上游能源的开发。2006年5月2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报告,对日本的能源战略作了重要调整。报告称,今后日本在能源、资源的保障方面要更加积极,来源也要更加多元化。争取到2030年,把原油自主开发比例由目前的15%提高到40%。战略报告同时强调,日本要在与中国、印度的能源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资源极度紧缺的岛国,日本似乎比中国更懂得三原之谋的重要意义。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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