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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41周年(下) 
作者:[张文木] 来源:[《学术前沿》2017年08期] 2017-09-06

 

【摘要】毛泽东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从“政治诗”这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诗词最恰当不过。毛泽东诗词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比如“环球同此凉热”与不称霸的思想——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诗”而不是仅从文学的的视角发掘毛泽东诗词,才能更深入理解诗词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可发现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的脉略。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毛泽东诗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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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一 “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二 “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三 “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四、“横空出世,莽昆仑”:新中国将要崛起;战略与策略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周边国家分裂之时,中国基本统一

  六、“诗人兴会更无前”: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九、“梅花欢喜漫天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十、“千里来寻故地”: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坚守“唯物主义大道理”


     六、“诗人兴会更无前”: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78]左宗棠更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79]

 

  这是因为,在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装备及建立其上的集团军作战条件的地带主要是甘肃、蒙古和东北三省。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自古凉州多好马。马车在当时就是重装备,大规模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反之,叛军控制了甘肃就进入了关中平原。而西北之要在新疆,新疆不保,京师及中原则不能安定。1949年,解放大军摧枯拉朽一路凯歌,先后解放华北、东北,直逼陕甘。如何顺利地解决西北的问题,是毛泽东考虑稳定全国的重要方面。在解决这些地区问题的方法上,明清以至国民党政府多用残暴清洗的方式,结果积累下化解不了的民族仇恨。毛泽东力主避免这种方式,他当时考虑最多的是用震动较小的“全城为上”的和平接收方式。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考虑部队进军新疆。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80]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8月26日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继而占领甘肃全境之后,经过张治中斡旋,9月25日、26日,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汗等宣布脱离广州的临时国民政府起义。当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攻占乌鲁木齐。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10月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达了迪化,受到热烈欢迎。新疆和平解放。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4月14日,剿匪大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地突入使匪帮乱成一团,丢下大批尸体,纷纷四散逃命,仅乌斯满和少数头目侥幸逃脱。至6月20日,新疆军区宣布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大股匪帮业已击溃,剿匪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尧乐博斯等残匪,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起义军官马占林(副师长)被俘,乌斯满于1952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贾尼木汉、乌拉孜拜亦先后就擒,仅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台湾。

 

  “三大战役”后,东北回到新中国怀抱,现在新疆又得到和平解放,1949年10月建立的新中国的东西两翼的安全得到基本保证。在1950年10月国庆节,新疆平叛已取得绝对胜利,毛泽东心情好极了,国庆观剧期间,与柳亚子先生“因步其韵奉和”,欣然挥就《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什么是于阗呢?

 

  于阗,古有于阗国(前232~1006年),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81]。曾问吾[82]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说:“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83]

疏勒即今喀什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所说的喀什并不仅指今天的喀什市区,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因此,乾隆治理南疆中曾将南疆城镇分为四级,其中喀什、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镇为首要重地。

 

  于阗的稳定表明南疆已回归人民怀抱,而南疆的稳定又让毛泽东看到新疆的长治久安有了可喜的基础。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听到来自新疆文工团中有于阗的代表弹奏的音乐时,由衷发出的“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意所在。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明朝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北稳定与否,直接关乎新生政权的安危。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4]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与其地形息息相关。中国地形是平原少山地多。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在中国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由于海上和山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军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的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后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军事合力力量和装备的大规模和长期的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有了源源不断的部队及其装备的持续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十四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与西北地区不同,从西北经关中平原东进中原,或从蒙古高原南下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险固需要克服。而东北平原则不同,南出东北平原,仅有山海关一线之隔,越过山海关,就是呈扇形推开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得形成于东北平原的大规模集团军合成战力优势有了更为广阔的释放空间。东北不保,华北危矣,故此,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最激烈的是东北,东北搞定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就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并因此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

 

  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的战略意义。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85]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86]6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7]

 

  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88]10月23日,毛泽东又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89]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的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苏联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安全线——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东北方向的安全线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这一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了抗美援朝的意义,第一条就是:

 

  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90]

 

  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朝鲜人民“守住三八线”给中国东三省带来的稳固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的布局中才可以将“东北除外”[91]。知道了这些,我们再重温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沁园春·雪》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就会明白此非虚言。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意义,再读毛泽东于1954年夏写的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就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意义。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0年6月突发的朝鲜战事犹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胜利,阻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方朝鲜发动的入侵,并彻底排除了中国东北再次受到东来威胁的可能性。毛泽东这才有了“换了人间”的心境。抗美援朝的胜利将使中国东北从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总会惺惺相惜,这时作者想起当年面对同一任务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92]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这加速了曹操挥戈南下统一中国的战略实施。如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而《观沧海》正是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时写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秋风萧瑟,曹操壮怀激烈,考虑着如何挥师南下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宏愿。诗言志,曹操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的抱负融汇到在碣石留下的诗歌里。

 

  曹操在65岁的时候,解决了山海关一带乌桓三郡对内地的威胁;1953年毛泽东正逢甲子年,抗美援朝胜利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自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安全的威胁。但二者尽管范围不同,但对中国安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将中国安全线推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这是中国从唐太宗以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这些,如果再结合1950年10月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万方乐奏有于阗[93],诗人兴会更无前”诗句,就不难从地缘战略上感受到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句,在西北和东北全部搞定后,所由衷发出的那种大自在的放松心境。

 

  东北问题彻底搞定后,西北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推进: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风云突变,苏联赫鲁晓夫突然反目,中国外交形势进入“雪压冬云”的困难期。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就德国、柏林、裁军、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苏联此后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鼓吹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在中苏盟约期间,赫鲁晓夫开始变脸不认人,要出卖中国。此时的外交环境非常不好;1959年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94]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95]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96]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97]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98]这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国避免赫鲁晓夫式的领导者出现。

 

  毛泽东并没有将苏联赫鲁晓夫与美国领导人同等看待,更多地认为前者是政治不成熟[99],属于“僧是愚氓犹可训”,但如不注意纠正,其结果必是“妖为鬼蜮必成灾”。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会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10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101]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找到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方法。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02]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03]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当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04]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0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北宋亡国刺激了南宋知识分子及由此提出的以朱熹为旗手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原先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经验,轻学理,将格物致知作为寻求真理的主要方法。

 

  从这意义上说,朱熹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学家,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理学革命家。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北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

 

  苏联赫鲁晓夫的出现也使毛泽东看出苏联教育方针的问题。他准备教育革命。只有在人民内部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工作做足,才可在敌人矛盾中做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生产劳动是辩证法表现最丰富的地方,体现政治成熟标志不是政治家的立场坚定与否,而是对于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的成熟程度。教育一旦脱离生产劳动,它必然走向形而上学。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06]此后,中国教育中便出现了中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干部抽一段时间去“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07]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08]

 

  毛泽东“妖为鬼蜮必成灾”的担心终在苏联看到了结果。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9],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10]

 

  为什么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类脱离实际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一套“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教育机制。中国为什么可以避免这类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因为毛泽东曾为我们提出并实践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并由此培养出了一定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果套用基辛格这句话也可说:今天中国仍在强劲发展,其人才后备,可始于毛泽东推动的那场以“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宗旨的教育革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没有明确地点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111]

 

  九、“梅花欢喜漫天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112]但毛泽东表示,不会随苏联路线变化而变化,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1961年9月9日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写道: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毛泽东要耐心等待形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变。他在1961年12月写的《卜算子·咏梅》表达了这一心境: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知道,共产主义道路艰辛曲折,历史规律总是不变的,时间总是在符合规律的一方。有时间的一方总能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那一天。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13]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14]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115]同样的思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于苏美联手挤压的不利境地,毛泽东再次采用连城自保和与苏美“熬时间”的忍耐策略。毛泽东相信总有“待到山花烂漫时”的一天。

 

  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16]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117]

 

  时至196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更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月、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这一年,毛泽东心情极为沉重。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越是不信邪。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选择自己生日这天发表《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诗中已摆出两线作战的形势。诗中的“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既不惧美国,也不怕苏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以梅自喻,表示我毛泽东就喜欢这漫天风雪,毛泽东相信“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18],在历史大规律即冬天的来临时,“苍蝇”的灭亡也就“未足奇”了。三个月后,毛泽东再写《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进一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在战略蔑视敌人的同时,在战术上开始做应对并转化两线作战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在对手力量小于我时主动出击,当处在弱势时就要善于等待。政治的第一资源不是武器和金钱,而是时间,而只有遵循大道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大道理”的阶级力量才能等得起,这种力量只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两次默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119],通过这首诗表达了“等得起”“熬时间”的忍耐策略。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0]。[121]

 

  诗前四句意喻形势与策略,意喻中国已崛起,但对赫鲁晓夫的背叛及美国的跋扈也是无可奈何。共产主义运动将进入低谷,仅靠中国一家也是“只手难扶唐社稷”,而只有采取连城自保的等待策略。1975年5月16日早上,毛泽东对护士小李说:“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122]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时间是长了些,但结果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更是知道,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123],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24]。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特点要么是过“左”,要么是过右。赫鲁晓夫一会要与美国联合统治全球,一会又搞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将苏联推向全球扩张,并由此与中国为敌。此后苏联国力急速衰落直至解体。   

 

  我们看苏联和美国的GDP,两国的GDP的增长曲线的交叉点出现在78年到80年之间,此前美国在下风,此后在上风。为什么交叉线定格在这个时段呢?很多同志会说,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尽头,这是不对的。主要是由于美国与中国建交。美国少了一个敌人,也少了一份支出;苏联则多了一个对手,更加大了他的支出。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背叛期间,毛泽东从最坏处着手,大搞“三线”建设,另方面守拙内敛,坐待美苏矛盾的激化,最终等到了1972年美国尼克松寻求与中国合解的历史时刻。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2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2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27]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28]

 

  读懂了这段历史,如果再将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2月写的《卜算子·咏梅》,1962年12月写的《七律·冬云》和1963年1月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诗词与毛泽东于1962年月12月、1964年12月两次默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三垂冈》[129]联系起来研究,就会欣赏到蕴藏其中特有的战略洞天。

 

  十、“千里来寻故地”: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坚守“唯物主义大道理”

 

  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索。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知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经过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130]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像目前中东一些国家那样,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192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中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是中国“兵匪游民”产生的真正原因[131],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和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132]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组织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133]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34]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表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135]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乘车重上井冈山游览视察,并在山上住了八天。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其间,毛泽东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发表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其意明显,这就是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同月,毛泽东又作《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从传统中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1965年4月29日,在启程到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听杨成武汇报时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136]5月25日,毛泽东同汪东兴等谈话说:“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了。为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137]

 

  面对美苏合围的国际形势,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党在国内的阶级基础是否牢固。他告诉随行的同志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38]5月25,在回应汪东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的话时,毛泽东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的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139]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早在1959年7月29日,毛泽东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质疑在新华社的一篇内参批示: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140]

 

  毛泽东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据陪同毛泽东一同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告诉他:“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不改变颜色。”[141]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142]

 

  从井冈山回来,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有诗为证: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瀟瀟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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