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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耀:袁世凯“朝鲜监国”前后详情解密(下) 
作者:[杨光耀] 来源:[东方文化历史2017-05-04] 2017-05-20


(三)监国朝鲜

  将大院君释放回国,是清廷一个“自以为是”的决定。前文说过,韩王和闵妃之所以有“亲俄”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反感大院君的回归,而清廷却对此并不了解,反而自作聪明地认为,大院君返韩,能够有力“制衡”具有“亲俄”意向的闵妃集团——如此做法的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朝鲜与清朝间的“宗藩关系”自此产生裂痕,它独立自主的愿望愈发强烈。

  1885年10月5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到达仁川。时隔三年,再次踏上故土的李昰应悲哀地发现,韩廷竟未派一人来迎接他这位“太上皇”!不仅如此,他的三名贴身仆从还被冠以“壬午余孽”的罪名处死!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他立即发出电报诘责韩廷。迫于压力,韩王只得于次日派人去问候迎接。

  27日,袁世凯和李昰应来到汉城郊外,李熙早已在此设帐迎候,但父子相见,竟无言以对,引得围观群众一片惊骇,袁见此亦颇感失望。不过为了大局着想,袁依然努力弥合闵妃集团和大院君的裂痕,一面开导韩王夫妇要遵守“孝道”,另一面劝李昰应不要再干预政事,安心颐养天年。在护送大院君归国的同时,袁世凯又顺便呈给韩王《摘奸论》一篇,论述清朝对朝鲜的“恩泽深厚”;俄国对朝鲜的野心,说明朝鲜只有依靠宗主国大清才能获得安全,希望以此打消朝鲜与俄国通款的念头。

  袁世凯送回大院君,返津述职期间,被正式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从名义上看,袁在朝鲜只是一个主管“商务”和“外交”的“常驻代表”;但实际上,作为“上国钦差”,他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几乎是无所不管,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的驻朝使节几乎都认为他是“帝国的总督”——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1885年11月21日,袁世凯正式在汉城履职,开始了他的“朝鲜监国”生涯,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阻止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早在1884年“甲申政变”过后,韩王因惧怕中日再度交兵,便在穆麟德的牵引下,派使臣金镛元等人出使俄国,与俄使密谈,希望俄国对朝鲜进行“保护”。最终,朝俄于1885年1月达成了“密约”。然而朝俄之间的“秘密外交”,却被清朝的吉林珲春副都统伊克唐阿所侦知。

  李鸿章接到消息,立即命令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质问朝鲜,于是穆麟德怂恿朝鲜寻求俄国保护的阴谋渐暴露于世,引起列强的广泛关注。当时英国正在阿富汗与俄国竞争激烈,见俄国有意向朝鲜半岛渗透,遂于1885年4月占领朝鲜巨文岛加以对抗。日本也深恐俄国吞并朝鲜对己不利,于是一改之前同清朝敌对的政策,反而“帮助”清朝解决“朝俄密约”问题,鼓动清朝对朝鲜施压。而当时俄国的战略重心正在阿富汗、中东及巴尔干,远东地区的兵力相对薄弱,不敢同中、英交恶,所以吞并朝鲜的决心并不坚定。

  1885年6月9日,俄国外交官士贝耶来到汉城,准备跟朝鲜政府履约,但由于清廷的压力,朝鲜此时已态度大变,坚决不愿“履约”,一无所获的士贝耶只得悻悻而返。不久,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向韩廷施压,将此次密约事件的罪魁祸首穆麟德免职;又将当初与俄国秘密谈判的金镛元、金光勋等流放,“朝俄密约”这才告一段落。

  密约虽然没成,但朝、俄之间却依然“眉来眼去”。英国强占巨文岛后不久,朝鲜又风传金玉均要从日本借兵“反攻”,韩廷闻之大惊;而大院君的归国,又让韩王夫妇对清朝大失所望,因此他们又萌生了寻求俄国保护的念头。

  在此种情况下,韩廷的“亲俄派”迅速抬头,他们不仅积极向韩王和王妃阐述获得俄国保护的“好处”,还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俄使韦贝密切联络。不久,被“亲俄派”说动的韩王下令将金光勋等人召回,商讨与俄签约事宜。不过,闵氏外戚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事大党”的闵泳翊却对“联俄”这件事大不以为然,他向韩王、王妃进谏多次无果后,便将此事密报给了袁世凯,袁指示他继续向韩王“诤谏”。未几,朝俄间的“暧昧”之事再次曝光,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德禄为挑拨中、朝、俄的关系,并欲借中国之力消灭朝鲜“亲俄派”,便和闵泳翊伪造了一份加盖朝鲜国玺和领议政沈舜泽印章的“密约”,然后由闵转交给袁世凯。

  袁得此“密约”果然大怒,他随即指示掐断朝、俄之间的电报线,阻止两国继续联络(在袁世凯的干预下,朝鲜电线邮政的创建与管理,几乎为清朝所垄断);之后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认为韩王李熙“一心背华自主”,建议清廷“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李鸿章得报后,虽认为事态严重,但恐怕“废立”之事兹事体大,容易引起列强干涉,便先令驻俄公使刘瑞芬在彼得堡打探有关“密约”的消息,又与醇亲王奕譞上奏请示慈禧太后。最后,经过清廷高层的商议,决定派出七艘军舰前往朝鲜附近游弋“以壮声势”,但是否执行“废立”,不得鲁莽,要视情形而定。

  不过,袁世凯为索回“密约”,却对韩王搞起了“逼宫”——他伪造了一份清朝将派重兵赴朝的电报恫吓朝鲜,称“圣朝东顾,仁至义尽,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又指使李昰应进宫“泣奏大王大妃(朝鲜宪宗之母赵氏,朝鲜的大王大妃,相当于中国的太皇太后,因朝鲜为中国藩属,故降格称之),痛陈利害”——这出“假戏假作”,把韩廷弄得上下震恐,君臣父子哭作一团。

  正当韩廷上下感到大祸临头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驻俄公使刘瑞芬经多方打探后,向李鸿章报告称,俄国坚决否认跟朝鲜有所谓的“密约”。再加上韩廷一口咬定“密约”为小人伪造,更流放了几位“亲俄派”大员以表明忠心,李鸿章便觉得追究下去再无意义,于是指示袁世凯见好就收。

  是年8、9月间,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谕令韩王要“屏斥奸佞,亲近贤臣”;李鸿章、袁世凯也各自作书呈给朝王,讲明朝鲜“事大”的各种好处,又借机迫使朝鲜起用“铁杆事大派”金允植执掌朝鲜外署。朝鲜经此一吓,至甲午战争前,再无引俄之事。

  在此事件中被卷进来的俄国,见识到了中国保护朝鲜的决心,又怕中英联合对抗于己,便不想再趟朝鲜这道浑水,于是联合英国向中国做出保证: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两国绝不侵占朝鲜领土,保持朝鲜现状。如今后他方做出改变朝鲜现状的行为,将出面调停。英军也就此撤出巨文岛。

  朝俄密约事件虽然以对中国有利的局面结束,但由于袁世凯的“图谋废立”及“逼宫”,导致很多“事大派”官员改变立场,朝鲜与清朝的裂痕也越来越大,于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朴定阳事件”。

  “密约事件”后,闵泳翊与袁世凯决裂,他因避罪而出逃香港,“事大”立场也大为转变,于是向韩王和闵妃提出,朝鲜应该向各国派出公使,以“示自主于天下”。接替穆麟德担任朝鲜外交顾问的美国人德尼极力赞成这一意见(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是“门户开放”,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控制它,所以一直希望朝鲜“独立”,德尼正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积极帮助朝鲜筹划此事。1887年8月18日,韩王正式任命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出使欧洲五国(后来因沈病,改任赵臣熙)。袁世凯得知此事之后,认为朝鲜派出跟清朝地位一致的使节,有损“上国”体面,于是设法阻挠,同时又将此事电告李鸿章。同年11月,李鸿章为朝鲜遣使拟定了《应行三端》,大意是:“朝鲜使节到达外国后,应当去中方使馆“报道”,然后由中方使节带领前往该国外交部;遇到大型活动或者宴会,朝鲜使节应跟随中方使节之后;遇到重大外交问题,朝鲜外交官应与中方商议。”

  一心要“独立自主”的朝鲜,对清朝提出这“三端”大不以为然,不过为了应付清朝,只能是“阳奉阴违”,结果出使美国的朴定阳根本就没遵守这三项规定。

  袁世凯被朝鲜的行为再次激怒,他严厉指责韩王“用人不当”,韩廷君臣面对气势汹汹的“袁总理”(当时朝鲜君臣对袁的称呼),只能是推诿搪塞。最后朝鲜迫于压力,将朴定阳免职(不久又起用)。而赵臣熙因惧怕袁的专横,到达香港后便偷偷溜回国,结果由此获罪,被韩王革职。

  袁世凯自1885年在朝鲜任职以来,为了维护清朝的“宗主权”,将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都牢牢控制在手里,成了朝鲜的“太上皇”。再加上他为人跋扈,时常仗着自己是“上国钦差”,直闯宫禁,责难韩王,使得朝鲜君臣难以忍受。因此,袁在韩的最后几年,跟朝鲜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就在袁世凯跟韩廷每日相争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场改变东亚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民变在朝鲜爆发了。

  公元1894年2月19日,朝鲜东学党徒自全罗道兴兵起事。是年,为中国旧历甲午年。

(四)黯然归国

  “东学党”本是个宗教团体,其初代教主崔济愚为对抗基督教等“西学”的“入侵”,融合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学说,创立了所谓的“东学道”。这个新兴宗教,因教义简单通俗,又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在一般民众之中传播很快,尤以南方的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信徒最众。不过,“东学道”的迅速传播却深为韩廷所忌,于是被朝鲜政府认定其为“邪教”,并加以取缔,其教主崔济愚亦遭处死。其后东学党虽有起事,但都遭到镇压——而这不过是更大暴乱来临前的先声而已。

  1892年5月,朝鲜官员赵秉甲出任全罗道古埠郡守,此人贪残暴虐,激起郡民不满。1894年2月19日,当地东学党首领全琫准率众揭竿而起,3月,全军攻陷古埠,周边郡县的东学党也竞起呼应,不久,即聚众至数千人。

  乱事的持续扩大,受到了韩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命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领京军八百前往平乱。全琫准自知难与官军正面交锋,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官军疲于奔命,三周之内竟连败三役。未几,东学党又攻陷李氏的“龙兴之地”——全州,消息传来,韩廷大震,遂准备向清廷乞援。

  日本政府得知朝鲜爆发民变后,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与清朝决战,夺得朝鲜的绝佳机遇。为了引诱清廷派兵入朝,并以此制造衅端,日本暗中派遣浪人组织“玄洋社”混入东学党推波助澜,扩大民变规模;又令驻朝使馆一级书记官杉村浚会见袁世凯,暗示日本希望清廷派兵助剿,且不会出兵干涉。作为“上国钦差”的袁世凯当然认为“宗主国”应当出兵帮助“藩属”平乱以树立威信,而杉村的谎言又将他的顾虑打消,因此,袁便积极鼓励朝鲜向清朝借兵。

  此时,韩廷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认为朝鲜已无力平叛,必须借兵。6月3日夜,朝鲜正式发文向清朝求救。次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人从陆路进入朝鲜;同时又令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济远、扬威二舰前往仁川援护——当然,清政府也按照当初的约定,将出兵之事照知日本。

  日本政府得到照会,马上派驻朝鲜全权公使大鸟圭介带领420人的“护卫队”向汉城进发,并持续向仁川增兵。朝鲜政府见清朝和日本同时大兵压境,大感局势不妙,为了让两国撤军,便和东学党展开了谈判,而东学党本就是“逐倭灭洋”“不反国王”的,所以官民一拍即合,达成和解,持续了四个月的东学党之乱就此平定!

  叛乱的迅速平息,让大鸟措手不及,此时日本的持续增兵已使列强颇有微词,自觉“师出无名”的大鸟只得跟清朝代表袁世凯展开撤军谈判,不久即达成协议。但此协议遭到一心开战的日本政府断然拒绝,外相陆奥宗光暗示大鸟称,日本将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即发动战争),要他尽力拖延撤军,并寻找开战借口。

  大鸟与袁世凯经过多日的虚与委蛇,终于找到了一个“何患无辞”的驻军理由——与清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李鸿章、袁世凯为了避免战事的爆发,开始苦劝朝鲜政府进行“改革”,而此时驻朝日军已达到八千,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清军!

  袁世凯见日军不断到来,随即转变了妥协的态度,他立刻向李鸿章、叶志超发出电报,建议清廷调大军入朝,以期逼退日军。李鸿章此时虽已发现日本的开战野心,但他深知如今的淮军已是暮气沉重,今非昔比,倘真的开战,恐怕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俄、英调停上。为了在外交上取得先机,李并未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停止了增兵。俄国接到清廷的求助后,虽答应调停,但并无实际动作;而英国则没料到情势恶化如此之快,甚感为难,只好出面当和事佬,呼吁中日共同撤军,但日本人并不买账。至此,李鸿章期待的外交希望彻底破灭。

  随着日军的不断到来,大岛的态度愈发强硬,他一再向朝鲜政府和清廷质问“朝鲜是否为清国藩属”,又向朝鲜政府提出所谓的“改革案”二十七条,要求限期答复。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一面火速派人将家眷护送回国内,一面接连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要求回国。李起初并不同意,但在袁的兄弟世彤等人的四处活动,以及袁的“以死相逼”之下,李鸿章终于改变了主意。19日,袁世凯经过一番易装后,悄然离开汉城前往仁川,乘船归国,昔日风光无限的“朝鲜监国”至此黯然离去。

  袁世凯离开汉城仅仅四天,大鸟圭介就带兵攻占了朝鲜王宫,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组建起亲日政府。7月25日,李昰应在日本的胁迫下,以韩王李熙的名义宣布朝鲜“独立”,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此战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东亚的格局也就此改变。

  战败的中国失去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二十个世纪的东亚霸权,这个“老大帝国”的脆弱与颟顸,在战争中更是暴露无遗。此后,立宪、革命、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帝制也就此终结。此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内战、外战,至1949年,满地疮痍的中华终于涅槃重生。

  战胜的日本则依靠战胜后获得的巨大利益迅速崛起,之后又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强国。随着国力的增长,日本人的野心更是不断膨胀,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在中、日、韩三国的博弈拼杀中,最大的输家无疑是韩国。甲午战争结束后15年,已经“独立”的“大韩帝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彻底沦为殖民地。二战结束后,日殖势力退出朝鲜,但这个“四战之地”的半岛,却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至今南北分裂,不得统一,令人唏嘘。

(五)后记

  最后,还是说说袁世凯这个人吧。自近代以来,凡提到袁世凯,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差评”,被描述成“窃国大盗”“封建大地主大买办的总代表”,可谓是要多反动有多反动,这一切可以说都源于他那场著名的“开倒车”——“洪宪帝制”,所以只能是“袁郎至今有遗臭”了。

  倘若除去“洪宪帝制”,再来看袁世凯这辈子,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作为一个继承曾国藩、李鸿章衣钵的晚清新派官僚,袁世凯最大的理想便是“救国”,所以,他能在波云诡谲的朝鲜折樽冲俎,维护清朝的“宗主”地位;所以他能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排除万难,推行“新政”,甚至推动“立宪”;所以他能在清廷无可救药的时候,诱迫清帝“退位”,和平终结帝制——假如袁世凯就此功成身退,后世国人岂不视他为“民族英雄”哉!可惜可惜,以袁世凯的为人,他岂会急流勇退?

  袁虽是个力推新政,兴办实业的“改革派”的先锋,但骨子里依然是受帝制影响至深的传统官僚,他跟他的先辈“曾左李胡”们一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抱负,但也同样热衷于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耍弄权谋——这与强调“分权”“限权”,讲究“宪政”的民国,自然是格格不入。

  让一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来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袁大总统亲手终结了“专制”,却又自己搞起了“专制”,还要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于是只好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这句诗,是对老父的无奈劝告,更是对“洪宪帝制”的最好注脚。

  历史的进步是需要代价的,像袁世凯这种“半旧半新”的人物,是那个剧烈变革年代的“特殊产物”,风云际会下,被推到历史前台,却又“认识有限”,无法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只能被“革命”、被淘汰,最终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这大概就是袁世凯们的宿命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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