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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转化(上) 
作者:[潘祥辉] 来源:[爱思想网2017-04-26] 2017-05-07


  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

  苏联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情结不仅使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苏联人民”的拯救者,也使其自命为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苏联因而致力于“输出革命”,并以“救世主”自居,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干涉他国政治。

  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苏联政治传播模式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存在一种有机的关联:俄罗斯东正教的布道模式、对圣物圣像的崇拜、对异端思想的管制以及为培养宗教虔诚进行的各种仪式都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利用和转化。

一、引言
  
  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算起,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一千多年,奠定并形成了俄罗斯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在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看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东正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家产制以及东正教传统”是俄罗斯的四大历史遗产,而东正教传统显得独一无二,“在俄罗斯,正如拥有支配性宗教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东正教会将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视自身为国教会。传统上,它规劝自己的皈依者用世俗的方式显示对国家的忠诚和顺服,作为回报,国家将其确立为国教。这一遗产仍然见诸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统治者身上,他们努力把自己与俄罗斯的教会遗产联系在一起;也见诸众多俄罗斯人身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将认同他们的国家视为一种更高的精神使命。”宗教传统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
  
  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也影响到了苏联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 无疑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美国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所指出的:“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看来,苏联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宣传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体被国家垄断,作为党的喉舌和工具为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服务。所有媒介和传播管道都必须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任何异端的思想受到严厉的管制,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ism)。那么,苏联的这种政治传播模式又从何而来呢?是借鉴自外国,还是发端于本土?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无疑十分薄弱。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不论是施拉姆等人对“苏联共产主义传媒体制”的研究,还是Peter Kenezt(1985)对苏联大众动员的研究,Matthew Lenoe(2004)对苏联报纸和斯大林文化的研究,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余敏玲等对苏联宣传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等,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苏联的政治传播难免有借鉴自国外的元素,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但源自其本土的传统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更不容忽视。由于苏联革命曾激进地反对传统和宗教,研究者因此容易忽视苏联政治传播与传统接续的一面。应该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东正教确实进行了强力地清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的消失。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和苏联更是如此。那么,东正教传统又是如何影响苏联政治传播的呢?我们可以从延续千年的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入手分析。
  
二、“弥赛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千年传统
  
  在笔者看来,苏联政治及政治传播中的本土传统,就是东正教中强烈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人就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他们只要一背起十字架,幸福感便由然而生。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无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还是莫斯科是第三国际,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
  
  “弥赛亚”一词源自古犹太教思想,希伯来名词Messiah的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为后出的基督教所继承,在基督教中有“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等意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化为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即天主教,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即东正教。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较少强调教会的权威和组织结构、圣礼、祭司的守身,以及宗教的其他世俗性的方面,而是更加强调神学问题。东正教神学倾向于强调单一本质,接受基督的神性而忽视它的人性。东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天主教权力集中于教宗身上,教权至上,教会的权力可以和世俗权力相抗衡,甚至一度超过世俗君主。而东正教则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其最高权力则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宗教从属于世俗君主,东罗马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又是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及重要的主教都由皇帝来任命。
  
  尽管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由基督教分化而来,对于《圣经》的基本内容,如“上帝信仰”、“末日审判”、“赎罪”以及“弥赛亚主义”等则没有分歧。公元988年,拜占庭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则接受了东正教教义,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罗斯人原先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进河中,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了俄国罗斯的国教,并深深地嵌入了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接过了拜占庭帝国的大旗,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继续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历千年之久。
  
  俄罗斯的东正教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与“慈爱”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二是在生物界发现神的能量并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说以及与此有关的索菲亚学;三是致力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的积极性的人类中心、历史诡辩和末日论。这三种流派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隐含着共同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强盛,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被宣传和说教所培养,而是被圣餐式和深入到精神结构最深处的基督教徒慈悲的传统所培养。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这种“特殊性”就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王国就是一个凝聚和形成在弥赛亚思想象征之下的王国,寻找真理的王国,“俄罗斯王国的属性是由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所决定的……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
  
  东正教与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拜占庭传统也为俄罗斯所继承和沿续。东正教的宗教思想渗透于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附属工具,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使皇权得以神化,承认沙皇是通过主教公会实施权力的最高教会统治者,而主教公会则处于沙皇任命的总监的领导和监管之下。帝国皇帝被称为“通过上帝主持的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是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牧师”。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下,专制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政治象征。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这一公式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政治职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其使命就是为沙皇的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莫斯科正教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将政权和神权合一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俄国著名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伊凡雷帝(伊凡四世)所宣称的:“沙皇不仅应该管理国家,而且,还应该拯救灵魂。”
  
  东正教的宗教思想及其与政权的合一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千年之久而根深蒂固。苏联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沙皇统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实上,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三、苏联政治革命中的弥赛亚主义
  
  在法国学者德布雷看来,俄国共产主义正如人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救世主降临说的一种替代品,它保持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因而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谱系要追溯到卡尔西顿主教大会。
  
  别尔嘉耶夫也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它非常符合俄国的社会心理,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弥赛亚”。“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弥赛亚(救世说)是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和政治,他同样还是信仰。它的力量便基于此。”

  19世纪那些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俄罗斯及其罪恶的灵魂,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天国”,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浓厚的“弥赛亚主义”。路标派知识分子C·H·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中写道:“作为英雄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它的幻想是成为全人类的拯救者,至少是俄国人民的拯救者。”这一点在秉承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自认为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拯救人类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平民思想家的强烈使命。他们自诩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真理之所在,民众幸福之所在,无所畏惧地为此目标而奋斗。“在他们的使命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哪怕毁灭世界也在所不惜。他们喜欢扮演民众的导师、未来俄罗斯的缔造者。”这种激进主义在十九世纪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还有为达到“革命”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涅察也夫等人,在他们的身上都存在这种救世和献身精神,它“混合了以普罗米修斯和弥赛亚自命的精英意识”。
  
  英国思想家伯林也看到了这一点,在1957年写作的《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原则上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放弃这种探索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在俄国的各个阶层,“几乎试图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都会受到思想者们的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最后能够被俄国人所接受,就在于它提供这样一种体系。” 当1870年代和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它找到了它几乎最理想的生长土壤,它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中的救世论思想如此契合,以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人那里被看成就是一种“弥赛亚式”的救世方案。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的宗教,绝对权力数十次推崇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使徒,后来又对其进行诋毁。”
  
  苏联建国后先后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宣言》、《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一系列法令,驱逐了神职人员,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废除了教会的一切特权。但这种打压并没有完全与俄罗斯的传统割裂,而不过是作了转化。苏联打倒了东正教及其教主沙皇,但却又树立起了新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及其领袖。布尔什维克宣称,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找到了带领人民通往光明道路的唯一真理。这些使命表现在苏联宏大的经济计划和政治蓝图中。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就像上帝一样,它是为拯救人民而存在的,不仅拯救肉体,而且拯救灵魂。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与革命》一文中,别尔嘉耶夫详尽比较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传统莫斯科正教帝国的共同性:“俄罗斯共产主义接受了庞大国家的生活,笼罩着极端的国家主义形式,这令人遗憾地与俄罗斯国家旧传统一般无二。旧俄罗斯君主独裁在人民的宗教信仰里具有一贯根源。它意识到自己并自命为神权政权,新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也是独裁的,并且同样拥有人民信仰的根源,拥有工农群众新的信仰。它同样意识到自己并自认为是神圣帝国。旧俄罗斯君主制以正统的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与之保持一致。新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也建立在正统世界观基础上,同样强烈要求正统性,永远摒弃异端邪说。集权性、对信仰完整划一的要求,作为帝国的基础,与人民的深刻的宗教社会本性相适应。苏维埃共产主义在自己的精神结构方面与莫斯科正教帝国极为相似,也是沉闷无比。”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对外政策中。不可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的色彩,它以“解放全人类”自居,这和其继承的“弥赛亚精神”有直接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情结不仅使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苏联人民”的拯救者,也使其自命为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苏联因而致力于“输出革命”,并以“救世主”自居,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干涉他国政治。

  苏联曾经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样可以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因袭和转化。显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中既有和传统的断裂,更有继承,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关系。源自东正教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政治传播中。
  
四、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沿袭和转化
  
  政治传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宣传、教化及对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无疑是核心。秉承马克思主义对宣传的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无处不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成功的宣传。这种宣传很好地利用了俄罗斯的传统宗教及文化心理。“为了征服一切,布尔什维克利用了一切。它利用了自由民主政权的软弱无力。为巩固被激发起来的群众,利用了它的象征物……它利用了俄罗斯心灵的特点,那种全部都被资产阶级社会世俗化的矛盾心灵,利用了它的宗教性,它的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它对社会真理和人间上帝之国的,它的牺牲精神和承受痛苦的忍耐。它利用了俄罗斯人永远保留着的弥赛亚精神,俄罗斯对特殊道路的信仰……它宣传统一完整、作为统治教义的世界的必要性,以适应俄罗斯人民的信仰和管理生活的象征的习惯和要求。”
  
  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苏联政治传播模式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存在一种有机的关联:俄罗斯东正教的布道模式、对圣物圣像的崇拜、对异端思想的管制以及为培养宗教虔诚进行的各种仪式都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利用和转化。
  
(一)政治宣传思想上对宗教布道的借鉴
  
  苏联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与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指出,西方社会文化浸满基督教的成分,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 。可见“共产主义”的救世理论和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确有可类比之处。

  陈力丹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与早期的基督教很相似,同样的痛苦,同样找不到出路,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思想当作福音书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不少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法国的社会主义呈各种新宗教的形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诞生和传播初期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到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的宣传才逐渐脱离宗教宣传的模式而独了立发展。”然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模式当中始终有宗教布道的影子。
  
  在媒介学者德布雷看来,社会主义诞生于印刷时代,印刷媒介、小册子、报纸等宣传媒介以及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的动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居功至伟。“活字印刷、知识分子和教师是社会主义环境的三个支柱”,而最重要的支柱是印刷(报纸)。正是“社会主义的印刷信仰”,帮助“整个欧洲把圣经上的救世主降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负责人就像一个神父”,给人民传递革命的声音。 社会主义的这种宣传的确和基督教的“撒播”(dissemination)有相同之处。圣经中三篇《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13,马可福音14,路加福音8)体现了耶稣的撒播思想。耶稣在海边对众多各色人群布道,他用了广泛地不停播种来比喻布道,“凡是有耳朵听我讲话的人,让他们听见吧!”共产主义面向大众的无处不在的宣传类似这种“撒播”。为了撒播革命,列宁就十分强调宣传和动员的功能。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个策略》(1905年)中列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他甚至将自己定义为“宣传员”,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理论家,不过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民主的宣传员。”
  
  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非常注意宗教布道者们的传播艺术,他们还经常讨论看到的宗教宣传方式的优劣。恩格斯曾引证《新约》中使徒保罗到雅典传教的做法,并加以引申。此外恩格斯还详细考察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它传教对象的平民化”。他认为基督教的宗教传播“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这种宗教鼓动性可能给了恩格斯的革命宣传以启发和借鉴,共产主义宣传也是从发动最底层的群众开始的。恩格斯研究基督教传播显然对它进行了一种“革命化”的解读,并将之应用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实践。
  
  马克斯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和实践也为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作了本土化的改造。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民主主义者、《前进》杂志主编彼.拉甫罗夫谈到宣传方式时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所置身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可见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宣传上有意识地注意借用俄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就是东正教传统。俄国布尔什维克本身也是把马列主义当作一种宗教真理来进行推广的。俄共布机关刊物叫《真理报》,这一名称也旨在告诉人们他们宣传的是“上帝的声音”,而布尔什维克就是先知和弥赛亚。正如施拉姆所说:“克里姆林尔宫里的领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稳定的,而且是狂热的。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的确,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大的权力,控制如此多的人,有如此宏大的信心认为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领导他们的臣民走向金色的牧场。”
  
  苏联的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掌握者,这和东正教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谛”十分类似。别尔嘉耶夫指出:尽管共产主义者宣传无神论,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但苏联“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社会体系,狂热地敌视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是“它本身想接替基督教,它以回答人类心灵的实际问题自居,并赋予生命以意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笼罩了整个生活。”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共产主义确实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东正教,并继承了其布道思想和手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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