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采取严厉措施，自上而下开展反腐运动，以至于中央强硬表态：中国的反腐运动将是长期的，由此彰显出中共高层对反腐运动之决心。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当代检察题材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其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更是反映出中国政府正在从不同渠道推进反腐运动，稳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基。为什么中共中央要耗费如此大的心力，开展反腐运动？反腐的必要性何在？钱穆先生曾就懒政、腐败和党祸对明朝亡国的影响，作出过深入浅出的分析，或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的反腐运动有所助益。
明代之政事 明代废相后，取消了中书省，保存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只是个七品官，处理文书而已。也取消了门下省，保存了给事中的官，虽是七品官，但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再设令、仆的官，升六司尚书成部级官员，秩二品。为了帮助皇上处理文书，另设内阁大学士。当时设立大学士者有四个殿，为中极、建极、文华及武英四殿。另有两阁，即文渊阁与东阁。 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九月中旬，八天之间，给事中张文辅收到给皇上的奏折计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共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所以君王如要独裁，一定要龙精虎猛，不然一个月收到的奏折将达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处理一百件公文。每件公文有三件事以上要办。这个君王要有铜头铁臂，不然一定吃不消。 所以，明成祖以后，由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员协助皇上阅卷，称为“内阁”。 永乐、洪熙两朝，皇上召内阁密商，但批答仍由皇上亲笔。成祖时有解缙、胡广入文渊阁助皇上阅卷。仁宗以后，有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资格兼内阁学士衔，地位较前为隆，其他百僚地位均在内阁学士之下了。 至宣德时，内阁可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章封面代皇上御批，谓之“条旨”。 至于皇上写诏诰起草，唐时有中书舍人，后由翰林院的翰林即内阁学士代拟。明代的中书舍人只是七品小官，专职书写而已。明代多数亦由内阁大学士起草。 明代的大臣，如内阁大学士，不易见到皇上。如宪宗成化以后，一直到熹宗天启，前后共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只有孝宗弘治在位数年曾经延访过大臣，而世宗、神宗二十余年来并不视朝，大臣也从未见过皇帝。《万历野获编》记述一个笑话道：宪宗患较轻微口吃之病，所以与大臣很少对话。有一天，召内阁学士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见宪宗，当皇上与他们谈到时政时，他们均不能应对，只懂得叩头呼“万岁”而已，因此有“万岁相公”之谑。明代中叶的帝王多数不见群臣，赵翼的书中也有记述。 所以明代中叶，各君王与大学士诸大臣很少相见，相见也不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臣，臣或不与君王交一言，君臣之间只是“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总之，明代君王昏惰，明代政情安得不乱也。 由于皇上懒理政事，于是历朝权臣，时有产生，如世宗时，有夏言、严嵩操弄大权。严嵩控政弄权达二十年之久。明代君王有的实行重法，有的则荒怠不理政事，这都足以使权臣弄权。内阁学士之权最大是票拟，但不能直接见君王，中间隔着太监。 明代太监弄权 明代的皇帝并不亲赴内阁关注政务，只是让内阁学士票拟，此票拟必须由太监递上，因此司礼监之权，往往超越内阁学士，意即太监之权比宰相还大。 
武宗时之太监刘瑾专权更甚，大臣凡有奏议，竟有改易者。刘瑾这个司礼监，每月呈给武宗皇上之奏疏，必定趁皇上正在嬉戏时，于是令皇上厌烦，不欲理政事，便斥责道：“我用你来干什么？现在又来烦我，快走开。”其实刘瑾本意就是想造成此现象，则他便可乘机弄权矣！于是，每有奏事，刘瑾便代皇上裁决，不再告诉皇上。但刘瑾不学无术，批语荒唐，靠其助手焦芳替他润色。为此事，大臣李东阳首上疏皇上告状，谓刘瑾窃得皇上批答之权，而抵制他们内阁大臣，非常痛恨。其实洪武时曾铸铁牌，挂于宫中，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永乐开始，太监就弄权了。此后太监弄权日益嚣张。因此，以后内阁学士等大臣想把握政权者，往往先得交结内监。即使是为皇上信任权重一时的张居正，当时亦不得不交结太监冯保。 清儒黄梨洲言：明代政府之败坏，乃自明太祖废宰相始。明代一面废相，一面施行严刑峻法。如太祖时设锦衣卫狱；永乐时设东厂，由宦官管治；宪宗时设西厂。武宗时，由刘瑾管西厂。神宗时，由冯保管“内厂”，即是变相的西厂。魏忠贤时，兼设内、外两厂，刑罚更毒。这些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不经政府司法机关，私自处分朝臣，甚至虐杀，其权均操于太监之手。 总之，永乐年间，设立内监协助有功大臣处理军纪事务，需太监更多。派军出征边疆时亦派太监为监军，协助边塞的巡视，因此太监权力遂侵入于军事。 其后，明代皇庄之管理，矿税之查收，还有上供、采造等有关财务的措施，也让太监插手，又如永乐中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压交趾，都用太监出使。到熹宗时，司礼监魏忠贤大权在握。有浙江巡抚潘汝桢者，竟为魏忠贤在天启六年立生祠，可谓马屁逢迎，无所不用其极。亦有建议将魏忠贤配孔子者，实在十分荒唐。到崇祯年间，重罚搞事内监，有充军者，有处决者，有革职闲住者，太监弄权乱政之风遂被压抑。 明代之党祸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太监弄权，谄媚之风大盛，造成政局混乱。如严嵩当国时，朝中士人认他为义父者多达三十余辈。张居正患病时，朝中几乎全体大臣都为他设蘸祈福，朝中及地方官吏一致出动响应，只有一个顾宪成守正不阿，坚决不参与阿谀奉承。此种反谄媚阿谀之风影响及于讲学之书院，于是张居正出而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于是明之党祸开始大兴。 由于明代政权黑暗，贿赂极盛。王振弄权时，有朝臣见他，必须付出巨金，才可获得升迁等好处。当王振籍没时，在他家中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一百盘，珊瑚六七尺长者二十多株。又如太监李广死后，明孝宗搜查得众大臣贿赂给他的黄金白银各千百石。刘瑾失败后，抄家查得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其他珍宝无数。刘瑾弄权不过六七年而已。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珍宝无数。 当时不但朝中大臣要贿赂，即州县小吏，亦要用钱买位。每逢户部发边饷，早上一取出，下午就搬进了严嵩府中。输边者只有四成，馈嵩却有六成，即嵩之家人亦馈赠达数十万。当时政府库房积存已不足以支付边饷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存之金银财富却可支用多年。嵩本籍为袁州，却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等地达数十处。又如陈演罢相，无法带走其所积存之财富，遂为闯贼所得。于是遂兴起党祸，流寇随处乱窜，明室之国脉安得不岌岌可危。 明代之吏治 明代虽已取消门下省长官，但仍保留六科给事中。凡有圣旨下来，必先经过六科给事中，凡有不当之处，六科给事中有权驳正，再发给部，称为“科参”。其下属不敢违背科参而自我行事。给事中亦有权参与廷议大事、廷推大臣或重罚大臣。 因此，如果君王贤明，则学校贡举制认真推行，翰苑制度认真培养人才，使地方官僚以及民众人人奋发有为。故自明太祖以来，吏治清明达百余年。当时之地方官，常有人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升官者，由地方小吏升为中央大官者比比皆是。亦有由中央尚书出任为地方布政使者，由侍郎升任为参政者，并重罚贪吏，故明代之吏治，实超越唐宋之上，几乎有两汉之风也。即使到明代晚年之英宗、武宗时期，仍然民心安定，亦少贪渎之吏使然。 但严格来说，英宗天顺以后，巡抚地方大员渐渐专权自大，使监司、牧守不能畅所发挥其谏政，遂造成重内轻外，即中央政府特受重视，而致忽略于地方政府之施政。 又如明初沿袭唐代之府兵制度，自京师一直到郡、县皆设置卫所制度。凡地方上一郡所，连郡者设卫。大约以五千二百人设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设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所。地方上由都司统领，中央由五军都督总管。遇作战时，命将任总兵官，统领卫所之军兵。战事完毕，则将上所佩印交还给中央，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如田肥者减为三十、二十亩，如田瘠者则增为百亩、七十亩。最盛时卫所军达百余万，中央须供应粮饷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均从此出。故明太祖曾自负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较魏晋时期为优。 此外，明代洪武时尚有整顿赋税之黄册与鱼鳞册，后来清代亦一直沿此制度。 又如武功，明代亦足以与汉唐相媲美。 大体言之，明代的政治设施，虽然并非十分理想，但自两汉、唐宋以来，明代亦可算是一个昌明时期。可惜嘉靖、隆庆以后，吏治日衰，民生日苦，遂趋于亡国矣。 明代之政制 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日知录》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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