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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经济学中的“轻重”如同中医中的“阴阳”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7-03-19

古来人们就将《管子》一书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八组,《轻重》就是从《巨乘马第六十八》到《轻重庚第八十六》的十九篇,《问乘马第七十》、《轻重丙第八十二》和《轻重庚第八十六》已佚,还剩十六篇,就是大家熟悉的《管子》一书专题讨论经济问题的轻重十六篇,如果加上列入《经言》和《乘马》第五,当为轻重十七篇。不过大家不要以为《管子》一书只有《轻重》诸篇谈经济问题,实际上其他各篇也大多涉及经济问题,且与《轻重》篇思想、用词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东汉、曹魏时人们已经提到《管子》一书的这种分组方法,比如《论衡.案书篇》中就说:“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所以张岱年先生指出:“这种分类,可能是刘向所分,必定有其根据。但是其根据的理由何在,现在无法考知了。”(转引自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40页。)

学者们公认‘轻重’一词泛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清末民初,当欧美经济学西来时,有学者直接将英文的“economics”译为“轻重学”。那么“轻重”一词的本义是什么呢?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轻重谓钱也。又有捕鱼、煮盐法也。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还说“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近人马非百先生则认为:“本书著者对于轻重理论之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凡是关于封建国家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教育等等,都是他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不过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54页。)

在《管子》成书的年代,“轻重”一词为人广泛应用,主要是指导政治经济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一如中医之“阴阳”、兵法之“奇正”。轻重之术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所以《管子》中屡次提到“轻重之数”、“轻重之策”和“轻重之家”。

那么这些“轻重之术”是哪些篇呢?当然可以泛泛地说包括《乘马》篇在内的《轻重》十七篇都是。不过这与司马迁在大汉宫廷里看到的三书不相符。司马贞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这七篇显然是《管子》一书最后冠之以“轻重”之名、由甲到庚排列有序的七篇文章。

马非百先生误将《理人轻重之法》当成了另外一本书,(参阅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实际上正如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所云,凡《管子书》都讲“富国安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政治经济学,当然会包括“理人”的内容,马非百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受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概念的误导。

巫宝三先生论证说:“我意‘理人’二字是用来说明‘轻重之法’的性质,即轻重之法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不是除轻重之法而外,别有所谓‘理人轻重之法’。这从宋裴骃先说《管子》有轻重之法”,以后司马贞加了‘理人’二字,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亦可知道。”巫宝三先生的结论是:司马贞所说“理人轻重之法七篇”,恐即《轻重》篇中的《轻重甲》篇至《轻重庚》篇七篇。”(参阅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现存轻重五篇中,最后一篇《轻重己》何如璋认为“专记时令,非轻重也”,这一点马非百先生作了极为详尽有力的驳斥。而且他清楚地看到这篇记述时令的文字是一切“轻重之策的根本”,因为不重视按时令生产消费,纵有千万轻重妙术也将无法施展。而轻重之术的运用“时”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管子》一书开篇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第一》)。正如《国蓄》篇所云:“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所有这些全涉及《轻重己》所论及的时令。(参阅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724~725页。)

如果说现存《轻重》书其他四篇为轻重之“奇(策)”,那么《轻重己》所言即为轻重之“正(策)”。其中论及的福利、环境、尚功和耕战思想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春天时政重要的一项是救助弱者,对于那些不能独立生活的人政府要供养,不能遗弃。而且多收养的官员的功,少收养的有罪。如果路上有乞食者,就是归罪于国之相。上面说:“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从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出土的西汉地方政府档案中我们看到,上述政策的指导精神在当时已经法制化,养老成为上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夏天要保护“三大”,即大木、大山、大泽这些自然资源不被破坏。上面说:“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秋天祭祖时,以礼仪的形式激励人们为社会作贡献、立功勋。规定:大功者大庙,小功者小庙,无功者无庙。有功的参祭者皆按其职位站立行宴食礼,无功者观礼于庙外。并特别指出:“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 ”这实际上是也是反映“朝者义之理”,因为祭祖本身就是天子为了赏赐有功进行的。

最后作者强调了不按时令生产,春天不耕、夏天不耘、秋天不获、冬天不藏之害。并要求农民以耜为弓弩,以锄为剑朝,以蓑衣充当胁甲,以草笠充当盾牌,耕战合一,军民一体——所谓“耕械具则战械备”。

除了《轻重己第八十五》,其他篇几乎全部是依据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各节独立成文的经济计谋,其中《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和《轻重丁第八十三》主要是讲国内经济策略,《轻重戊第八十四》是讲国际间的经济战。我们辑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在本书中多方诠释,目的是让读者通过古今中外经济学实例理解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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