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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新加坡经验—缓解社会矛盾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作者:[杨沐] 来源:[ipp评论] 2017-02-25

题图:2013年,新加坡中心城区印度族群聚集地曾发生罕见骚乱,起因是一名外籍劳工遭私人巴士撞死。据称这次骚乱是40年来所没有的。这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01

李光耀的远见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打破了原先国家垄断社会的单一格局,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新变化和尚未完全改变的旧体制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矛盾,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新加坡是一个仅有55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在1965年刚建国时,面临多个冲突激烈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政府及时采用了有远见的解决方案,并持之以恒,逐步形成新的和谐的社会结构的良性循环。其经验实值得我们关注。以下是两个典型的解决方案的例子。

一是如何在多宗教多种族背景下实现和谐社会。

新加坡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族群国家。1964年7月21日,在伊斯兰教祖师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华人和马来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冲突持续了6天,双方死亡21人、伤461人,2339人被逮捕。同年9月又有小规模的暴乱发生。

即使是华人之间,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各有方言,各按亲戚、同乡居住、工作和生活。同乡会、私会党盛行,造成华人社群之间的分裂和械斗,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加坡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国家规定任何国家所建立的居住小区(组屋)建成后的入住家庭比例一定要按新加坡人口的族群比例来分配。如按人口比例华人占74%,马来人占14%,印度人占11%,其他族群占1%,那么任何新建的组屋大楼如有100套住房,必须有74套分配给华人,14套分配给马来人,11套分给印度人,1套分配给其他族群。政府成立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的组织社区中心,负责组织小区的生活和活动,共同庆祝各种族的节日,为小区居民共同组织旅游、培训等服务项目。

这样的制度50多年实行下来,本来按族群和同乡分开的居住方式,演变为不分族群、不分方言的混合居住方式。新加坡平均每年建设和新投入使用的组屋2万套,50多年共建设100多万套。现在新加坡82%的人口居住在组屋。小区和社会中不同宗教与种族背景的居民,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邻居,互相交往,和谐共生。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满意度高,归属感也很高。

二是如何将政府、劳、资的对抗性关系改变为合作共赢性关系。

新加坡曾经是一个罢工非常严重的国家,1950年代后期新加坡工会的数目很多。从1955到1958的三年间,先后有126家工会注册。代表教师的工会有17个,海员的工会有12个。1955年工会发起的罢工275起,几乎每天都有罢工。

罢工的频率在新加坡建国前曾经非常高,对产业的负面影响很大,非常不利于政府准备采取的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政策。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工会合并成新加坡职工联合总会。1961年人民行动党分裂,工会也一分为二。到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的支持下,全国职工总会渐占优势,最后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工会。

李光耀强调只有政府、劳、资三方高度合作,才能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安定。李光耀给予工会特殊的地位和权力,让工会有权利委派代表,进驻政府中和工人利益有关的重要部门,如经济发展局、工业训练局、建屋发展局、公积金局等,并在其管理委员会中兼职,代表工人的意见,参与有关决策。通过有效建立政府和工会之间相互聆听彼此意见的良性循环,并立法规定罢工要事前申请批准等法律手段,使对抗性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罢工降低到接近零。

工会建立了保险合作社、交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平价超市、旅游公司、书籍合作社等一批企业,来保护工会会员的权利,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克服可能遇到的经济困难和失业、再就业中的风险。

世界经济普遍存在周期现象,这对以贸易立国的新加坡的经济影响尤为明显。但不同于西方国家遇到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首先裁员的做法,新加坡的解决方法是:在预测到经济将面临衰退和危机时,由政府出面提前通知企业、工人和工会,要求企业做好应对准备。在衰退和危机真正来临时,尽量不解雇工人,而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培训的费用都由国家补贴。危机期间的损失,国家、企业、工人共同分担,但人人都有收入。这样,在经济好转企业收到订单时,新加坡企业恢复生产的效率和能力要比欧美企业的复苏和反应更加敏捷迅速。

以这样和谐的治理方法应对经济危机,不但保持企业实力和经济稳定,更能为工人提供稳定的生活,使其无后顾之忧,从而达到长久的社会稳定。

02

对中国的启示

从新加坡的这两个缓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案中,有以下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关注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案的学者思考:

第一,解决方案要以问题导向,提出可行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解决方案。首先要挑选解决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民众反映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方案是综合性、系统性的,能形成良性循环、有长远影响的。要努力考虑到如何避免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效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二,具体的方案中,一定是硬件和软件结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精细化管理、网格式管理、大数据管理,成为可能。但不能在重视硬件的同时,忽视了更重要的软件,忽视治理体系和治理思路的现代化。

第三,要实现由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式的动态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越来越不明显。大家都是管理参与者,是共同责任人。需要在参与和良性互动中,提高政府和社会的相互信任度。

第四,和欧美相比,东亚政府具有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传统,具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有重新塑造社会的能力,有解决社会机构性矛盾的能力。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有瞎指挥的危险性。需要有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制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注: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执行院长杨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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