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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国立:近代中医发展的尴尬处境 
作者:[皮国立]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 2017-02-17

按:晚清的海禁大开,使“现代”西方开始进入中国,西医随之越来越频繁地现身于中医的历史现场,围绕中西医的论争持续至今。华洋杂处的近代给中医的发展铺开了前路未卜的新进程。回溯中医的“现代化”,避不开中医在近代遭遇西方时的回应与影响。本文从医疗史的角度梳理近代中医的发展道路,与赖立里《当代中医的历史生成与科学化焦虑》(参看2017-01-24微信推送)一文相互参照,以飨读者。

本文撰写之初衷,不在零星破碎的个案分析,而是综合笔者这些年的研究,提出一些对近代中医发展有意思的观察,并点出哪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吾乃一中医实际问题之门外汉,实在是因为自己的老本行是历史学者,吃了医疗史、疾病史研究的饭已超过十年,却并非以开业中医为吃饭之工具;但我既非中医,仅从历史发展来观察中医近代以至未来之挑战,这样或许也有另一种客观性吧。在笔者撰写此文的同时,阅读了今年公布的两份具有意义的文件,即国务院于年初颁布之《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和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的《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也有不少是可透过近代中医学史展现出来的启发,关心中医的读者如能一并参看,必能获益不少。总结中医过往的历史对未来中医之发展有甚么启发?这是我这篇小文章希望回答的,也是个人研究中医史追寻的一种价值,希冀能发挥鉴往知来之功能。

中西“汇通”的开始,始于碰撞

一般说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对中医界造成较为深远影响的时刻,应该从晚清讲起。这个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在1912年以前,基本上是中医对生理解剖学知识的反思与响应;在此之后,则主要在细菌论、病理学和卫生防疫等问题上展开论争。

自1830年《医林改错》的出现开始,作者王清任(1768-1831)首先对传统中医的生理解剖学知识展开抨击,该书直至1950年为止,再版了40次,可见其影响层面之广。随后,英国医师合信(Benjamin Hobson)又于1851年出版《全体新论》,也相当风行,甚至后来有报导指陈:“中国医士几将家置一编,奉为圭臬。”足见其影响之广大。这两本医书的特色就是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医典籍在解剖生理学上的各式错误,也造就了中西医互相比较的各种论述。而在这段时间挺身而出捍卫中医理论的,以唐宗海(1846-1897)最具代表性。从1884至1894年间,唐氏一共写成了《血证论》、《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本草问答》、《伤寒论浅注补正》等五本着作,在1894年由上海袖山房合印成套书,名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是以“中西汇通”为名的第一套中医著作。唐宗海为后来的中医留下的珍贵遗产,即努力用西医理论来证实中医学说,而非抛弃传统中医理论;不完全采用西医,等于保障了某部分中医理论之主体性,此即民初谢利恒评论唐氏医书时说的“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笔者也希望代代中医皆能记取这样的初衷,不要一开始就放弃中医学说的底限,应该要认真研究古典医籍,把遗忘在历史中的技术再找回来。

同时代的医者,在参考过西医理论后,也展开各种响应,他们每个人的解释虽有不同,但都循着唐氏的解释模式,努力沟通中西医理论。他们常能引入一些新的名词与想法进入中医的知识系统中,包括神经、胰脏、脑、血管等生理功能,皆为当时讨论的重点,也促使中医去思考既有理论之合理性。而当时主要着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讨论,还有其他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在病理学和治疗技术的水平上,除在外科领域外,西医并没有赢过中医;但是当西医的治疗学和病理学慢慢进步之后,中西医的论争也随之扩大。

刨中医的根,从教育和法令面上打击

在20世纪以前,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关系,当西医教育逐步迈向大学教育时,即中西医此消彼长的时刻正式到来。晚清一些知识分子已认定,中医既无学校教育,也无考试甄选医生,是中医落后于西医的一大原因。这已显示近代中医教育必须重新改革与创新,如何把既有的知识传递下去,此乃近代中医传承之根基。但1912年发生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给了中医界沉重的打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尽快建立起科学化、系统性的学科体系,是中医界的当务之急,因而只好学习符合“科学”标准的现代西方课程架构,以避免被灭亡之危机。

北洋时期各地中医院校已有自行编纂的讲义,但各校课程多各自为政,教材也不普及,缺乏系统性。当时中医预科的讲义多由教师编写,本科的讲义则选用明清医家的著作,但屡遭非议,被认为了无新意,而且各校又极不统一。1930年代后中央国医馆的学术整理、统一病名等运动,目的在追求学理的一致性与科学化,其思想应导源于此。而其背后的推进力量,也与同时期西医教材相对较完整、医学教育体制较完备的刺激有关。至1943年,很多中医学校连专科程度都达不到,宋大仁批评:“各地中医专校林立,然内容简陋,师资缺乏,程度不一,教课各殊。”而且教材混乱,没有标准。这对中医教育无非是重大伤害,在探讨中医近代教育史时,不可忽略这种延宕带给中医界的冲击。教材怎么编纂,必须审慎思考,在中医理论和西医科学之间,怎么取得平衡?应要有专人持续研究。

再从政治和法令上来看。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底下设有“中央卫生委员会”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当时担任委员者,无一具有中医背景。第一届委员会于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之提案,内容简单归纳即: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之目标。至3月17日,遂有上海中医界组织,举办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抗议被西医把持的国家卫生会议出卖。众人随即组织请愿团,至南京向国民政府抗议,后来还出版专书,记录这段历程。

同年10月,国民政府总结争议后明确宣示,奉主席(笔者按:蒋介石)之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笔者按: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这无疑对中医界是极大的鼓舞。此案爆发两年后的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当时蒋介石表示:“民族健康甚属重要,卫生医疗不可忽略。今日中央国医馆筹备委员焦易堂、彭养光、陈立夫等通电,定3月15日在首都举行发起人大会,请各省各派医药代表参与,此以发展改进国医国药,亦要政也。”至国医馆成立后,蒋又说:“此为中国医药由整理而进步之要事,吾顾其努力,实下功夫也。”由此可见,蒋也认为中医之改进值得期待,只可惜国府的卫生与教育机关对中医充满歧视与敌意,故废除中医的幽魂,仍未停止在中国医界飘移。到1954年,毛泽东谈到:“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的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这个谈话,修正了中国过去重西轻中(医)的局面;至1955年更确立“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整理提高”的方针,要积极培养出既懂西医又懂中医,掌握两套技术的“中西医结合”新式医务工作者,直到1960年代,“中西医结合”之基础遂告稳定。由此可知,中医地位之保存,常与上层政治有密切之关系。旧时代的中医比较少重视实际政治与卫生政策之关注,但今后则需特别重视;政府无论何种社会政策,其实都牵涉到既有医疗资源的分配与重置。近代中医的抗议运动、组织学会、团体与政治之互动关系等,都与这些医疗资源和权利之角逐有关,关心中医未来者宜多加注意此面向,特别是掌握中医资源分配的高层,更应有这样的体认。此外,笔者还认为,今后中医之发展应更重视社会舆论的趋向,甚至是响应知识分子或医者自身的认知与新时代的实际需求,才能彻底消灭“废中医”的幽魂。

现代卫生防疫之冲击

关于现代卫生进入中国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中国历代皆有相关的医药官僚制度,然其建置多偏重于保卫皇室健康,对一般人民的日常卫生事务,影响甚少;而古之“卫生”也多重个人之养生与保健,缺乏公共意识。近代以来,“卫生”意义不断扩大,加入了国族主义——卫生与健康不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一跃而成为国家之公事。近代国家必须尽到责任,展现效能与公权力,以维护国民健康,培养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而个人处在国家卫生的“控管”与“照顾”之下,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1912年之后的中国,整体卫生政策还是着眼于处理传染病之防疫。那么,我们可以问:中医在哪里?或应该这么问,从今而后(2017开始),中医的位置与发展性在哪里?

中医在民国初年的卫生话语权争夺战中,其地位是尴尬且令人担忧的。古代传染病之发生,中医多静待它自然消退,而较少有积极的举措。一次颇为关键的事件在1910年发生,东三省当时肺鼠疫大流行,这个超级黑死病在抗生素还未发明的清末民初时,死亡率可达95﹪以上。清政府欲找专家前往处理,但却少有人具备新的卫生防疫知识。当时在军医学校任教的伍连德医师(1879-1960),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临危授命前往疫区。他成功地运用西方的隔离、消毒等卫生举措阻止了疫情扩散,既获得国际声誉,也保全了清政府的面子。这对中国而言是个全新的体验,因为如果连疫情都没办法控制,不能称得上是“现代国家”。伍氏的努力,给了当时觊觎东北领土的日、俄两国一计大闷棍,原来“东亚病夫”也有能力处理重大传染病!它标示了西医领导的防疫知识将开始进入并主导中国之公共卫生事务。

现代卫生与防疫工作最重要的精神,是针对传染病的病源加以防治,例如西医俞树棻(1889-1921)就说:所谓的“防疫”,就是要将病原之种类、传染之渊源、侵入之门户与细菌寄生之部位厘清,依此来拟订预防扑灭的措施,其本质就是降低微生物的传染性。民初中医也不排拒这样的知识,例如陆渊雷(1894-1955)就说:“中医药界当补充科学知识、卫生知识,推行消毒手续,废除各种不卫生之旧习。”或谓“须加入法定传染病之常识。”中医大致还是随西方卫生知识的渐渐输入而改变旧有的思维。只是,陆虽认为病理学、细菌学等知识必需学习,但又说:“细菌原虫,并不是传染病的绝对病原”可见当时中医对细菌学的学理知识,是采取欲迎还拒的态度。又如中医吴汉仙(1876-1948)在《医界之警铎》(1931)中讲“气化生菌、气化灭菌”时说:“夫细菌之生,实由于六气之酝酿,酝酿久而细菌以成。”足见当时中医认为许多传染病爆发的原因仍是外界的“气”,而不单是细菌的问题。

今日思索当时中医之转型,不得不将“现代国家的形塑”因素考虑进去。当时中国的官绅士民,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以雪国人近代“病夫”之耻。不过,中医显然不是这个选项的救世主,要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就要靠新的科学西医,而不是旧中医,这让中医在二十世纪初即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南京国府成立后,面对要如何建构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时,无疑地只能参照已略有基础的西方公共卫生与医疗制度。30年代开始,当中医开始积极思考在国家卫生事务中的定位时,已发现在传统医学理论中,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消毒”是非常薄弱的部份,这使得当时中医只能被动学习西方的防疫技术,这是中医丢失卫生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正如笔者在《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末尾提出之感想:中医界并没有很好地响应如何利用中医来让国民体格变强、疾病死亡率降低等议题,徒使中医卫生行政权拱手让人。1950年代后达成的中西医双联(结合)并行之体制,使中医能大量参与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才逐渐扭转了原本的劣势。可惜,笔者认为中医作为公共卫生的主体性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中医式的国家卫生如何可能?怎么展现中医之特色?笔者认为,中医应建立一套具有现代科学又不失传统意义的“卫生观”,传统中医的养生文化非常深厚,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好好开展出为人民服务的医疗资源。现下,整个东亚世界都面临少子化、高龄社会的到来,中医药产业应该抓紧这一时机,正如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内呼吁的,中医尽速建立养老、防治未病、长期照护等基层医疗体制,才能在现行医疗产业中脱颖而出,创造新的价值。不要像民国中医那样,坐视在卫生事务上失去自身的话语权。

病理学与新技术的碰撞

从病理学之争议来看,此乃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中最大的冲突点。因为医学最终还是要回到“医治疾病”这个核心问题上,所以牵涉到诊断疾病的方法、确立病名之过程,以及决定治疗策略等项目之整套病理学知识,就成了中西医论争的主线。这大概可以从病理学、细菌学等新知识和检验技术的冲击谈起。

19世纪末以来,西方细菌学的蓬勃发展,使得传染病学成为一门相当重要的学问。清末民初之际已渐渐传入中国,北洋政府更完全采用西医的“八大传染病”为防疫法令依据,此举让西医在日常卫生工作上取得代表“进步”与“现代性”的话语权,而预防传染病爆发之理论基础,即为细菌学的知识系统。传统中医无法知道细菌之存在,只能用各种“气”的侵袭,来描述疾病之原因,像是明代吴又可(1582-1652)就主张“疠气”是导致瘟疫流行的元凶。但随着时序递移,西医的传染病学愈加的深化,中西差异之鸿沟也更形加深。反中医甚力的余岩(1879-1954)就说:“至于今日,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几无人不知细菌,几无人不知传染病之原,为细菌之祟。故一切公众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环顾我国,依然如旧,疾病之生,先鬼神而后医药,不知预防,不识趋避,故时疫一起,动戕千百。”余氏此言直接批评中医对细菌学一窍不通。

其实中医在民国时期已有重大改变,对于西方的细菌学并不完全排斥,并且已接受“清洁卫生”为防止细菌孳生的法则,要在诊治疾病时提醒病人。又,1929年陆渊雷在《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内解释说,细菌学乃“显微镜出世以来,发明最近、进步最速之科学”、“医校中无此课目,人将诋为不识法定传染病也。此科包括细菌原虫及免疫学,每周二小时,一年而毕。”以作为中医吸收新知之管道。不过,学习、了解一种知识,并不代表要接受其背后一整套价值观与研究方法。中医之学习多是为了理解基础公共卫生知识,但对于进一步的血清制造、检验细菌之法,则没有相关的实验课程设计。故傅斯年(1896-1950)曾批评:“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不懂进一步的细菌学知识,每每成为中医不谙新医学之把柄。

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不过,中医界也不是老挨打,他们用几种方式来回应西医的批评。中医认为:中药虽不能杀菌,但可透过调整气候与人体之间的平衡,来达到抵抗疾病的目的;即便“细菌学”为攻不破的真理,但也仍避不开“细菌”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其生灭都与“气”相关,而中药恰可调整人体气化之寒、热、虚、实的“偏胜”,达到抵抗细菌的目的。另一种陈述,可能受日本汉医理论之启发,特别是汤本求真(1876-1941)的《皇汉医学》,它影响了当时的中医,特别是祝味菊(1884-1951)、恽铁樵(1878-1935)、陆渊雷等人,从明清温病派用药的辛凉药物,转而重视经方的重剂,以汗、吐、下三法来驱除体内的“菌毒”,成为中药可以“杀菌”的理论基础。是以中西病理学的碰撞,有时反而可以激起中医对传统理论的反省与新思考。不过也必须注意,中医药的疗效是经过不断反复实践而获得证实的,在民国时期,中医药在许多疫情爆发时仍发挥一定的治疗功效,笔者认为,未来中医一定要勇于、善于处理重症和新的重大疫情,才能持续掌握医疗卫生的话语权,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突破。

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医看病是透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来达到正确诊断之目的,在治疗上依靠的也是传统的辨证理论。但民国以来,中医陆士谔(1878-1944)从当时的新期刊中发现各种新式名词,此皆中医前所未闻,例如各种细菌、脑出血、脑膜炎、白血球、淋巴腺、铁质、盐质、蛋白质等新名词,令人眼花撩乱。他认为这帮善于用新名词的“新中医”,负有改进中医的责任,但如果只是完全套用西医名词,是不会成功的,“改良中医”四个字没有这么容易。陆氏之观察,显示了当时中医的担忧:西医新名词和学理之冲击日益加深,但“新中医”却还未进化完成,仍在寻找蜕变的方向。

笔者以为,“新中医”不可能完全不碰新名词、新技术,重点应该放在怎么和传统学说做一有机的整合;或许我们可以先用正向的思考来看中西医在这方面的碰撞。举传染病为例,古有伤寒、温病、瘟疫之说,但面对西医的病理与诊断学定义,中医也必须转化旧有的疾病论述,成为新式传染病的名称。好比在明清时的瘟疫类医书,多属通论性质,至民国时则转而出现许多“专书论专病”的传染病学著作。这类医书多针对一种疾病,吸收部份西医学说的解释,然后再融入传统中医的相关理论,希望在阐述单一传染病时,还能够对传统医学文献之学说有所继承与发挥。例如1932年严苍山(1898-1968)撰《疫痉家庭自疗集》和1935年刘裁吾(1882-1937)的《痉病与脑膜炎全书》,就是探讨脑膜炎的专书。古代并没有此一西医病名,但是当受到西医细菌学的冲击后,“一病有一病之源”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这使得中医们不得不从旧有文献典籍中寻找相应疾病,来对照合于西医论述的疾病定义,当时的中医就找到“痉”这个古病名来加以对照。又如明清时许多“痧”类疾病,也慢慢被析出,成为霍乱或麻疹等病,而旧有的疾病定义则逐渐淡化、甚至消失。这个历程值得关切,因为它深深影响现代中医论述和诊断疾病的方式,并且持续至今。

在治疗科技上面,中医也很快吸收了西医的技术。在余无言(1900-1963)的医案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1940年一位在上海罹患温病的陈姓病人,因为延误医治,所以症状危急,其症状为“口干齿垢,舌腻唇焦,神昏谵语,阳明实热之证也。此时始延医治之,医以银、翘、桑、菊,合栀、豉之类以治疗之。再剂不效,盖证重药轻,车薪杯水,其何能济。”这时病人已相当危险,中医温病派的辛凉药物已收效甚微,一般中医也束手无策。余无言被他的亲戚邀请去为病人治疗,他也认为已经回天乏术;但其亲戚死求活求余氏帮忙治疗,并保证不会出现“医闹”。余氏只好硬着头皮去治疗,在千钧一发之际,余氏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治法,如下:

乃先令购一大西瓜,取汁以汤匙饮之,再为之处方。以白虎承气合增液法,酌用大量,令配药速回。随又以葡萄糖之溶液1000毫升。为之施行静脉注射,以增其血液,以强其心脏。约40分钟,注射完毕。

病人后来继续服中药和喝西瓜汁,三诊之后,病人即告康复。这则民国的医案充分显示病患的急重症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法,在恢复期则可运用中药来调养。此举不但保全了病人的生命,也展现中药的价值和采用西医新技术(注射)的好处,是中医药可以介入重症医学的一种启发。未来中医应该努力开发急、重症的治疗,融合中西医特长,发展新的急救步骤和规范,即可拓展既有的领域。必须补充的是,余氏还是基于自己对温病学理“存津液”的认识,再配合找出可以补充或增强中医疗效的西方技术;必厘清传统文献内的理论基础,才能去谈吸收西医的技术,这样才不会养成进退失据、非驴非马的“新中医”。

从本草到药品观念的创新

谈到新的治疗技术与方法,必不能忽略新式药物的出现,传统中医药治疗大多以汤剂为主,辅以丸、散、膏、丹。不过,近代跨国制药产业,辅以营销、包装的新科技,造就了许多新式成药的出现。例如清末民初出现的“艾罗补脑汁”、“燕医生疗肺药”、“女界宝”、“月月红”等等,很多都是西式的成药,也不排除有掺入中药的可能。根据研究,很多新药有可能是“假药”,夸大疗效,运用广告以骗取民众之信任。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中医需要使用的药材,它的栽种、农药、重金属等问题,都应该在栽种源头就加以管控;不管是制成传统药剂或成药,国家都应该加强管理,打击黑心、造假药厂、药商,以维护民众之健康。当然,这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的中药药材与药效的检验人员,不然只是口头说说,成效不可能彰显。

民国初年,人们最大的卫生大敌不是慢性病,而是急性传染病。在抗生素进入中国之前,至少在40年代之前,人们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可谓少之又少,但西医基本的疫苗注射,则逐渐获得民众信任。以1936年6月上海的夏季伤寒疫苗注射为例,大约有7786人接种,据载这些人没有一例得到伤寒,可见当时疫苗注射防病已有一定的可靠度,更不用说西医的各种新药不断问世了。在特定的季节针对传染病的预防,成了中西医争论话语权的重要场域。那么中医呢?根据研究,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内,西药的广告居多,中医比较不擅长使用新式的传播媒体;而中医其实也有不少预防传染病的药物或方法,只是较少在公众媒体上被介绍。传统的中药房,例如广东的保和堂药局,也搭上同样是夏令卫生的防疫热潮,在报纸上打出药品优惠,其中不乏中医名方,例如“人马平安散”、“藿香正气丸”、“神效卧龙丹”、“时症白痧散”、“万应保和丸”、“诸葛行军散”、“万应痧气丸”、“万应五十茶”、“八宝红灵丹”、“灵验辟瘟丹”、“卫生薄荷烟”。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是传统中医的药方,广告不一定强调“科学”,但有“卫生”、“治痧”、“辟瘟”等字眼,并强调“应验如神”、“上等药料”等传统中药房会使用的语言,来说服消费者购买,可见这类药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需求量。

类似的现象是许多不同类型的“广用型”抗疫药品的出现,这类药品常夸大可以治疗很多传染病与各种症状,并喜欢用“时疫”或“时症”来命名药品,例如1918年上海中洋大药房的“时症药水”,广告词就指出该药水:“专能祛邪清热,止咳化痰。无论伤寒、癫狂、伤风、痰厥及神昏谵语、不省人事或肝风扇动、肺气哮喘等危急之症,连服此药,自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若以药商的观点来思考,当然希望一种药可以治疗愈多疾病愈好,有时干脆以“时疫”称之,民众一目了然,也不用去弄清疾病定义的问题,反正能防疫、治疫即可。还可以注意到当时预防、治疗乃至调养疾病或中医药养生论述,是相当丰富的;受到民国时关于新型态西药,例如维他命、鱼肝油、荷尔蒙等药品出现之影响,中医也努力将过往调整身体、补气、补血的知识转型成新的语言,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反中医的余岩,对中药并不排斥,他讨厌而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是中医文献内的基础理论。他认为应该放弃中医典籍内的一切陈旧理论,专心开发研究国产药物即可,此即余氏著名的“废医(理)存药”思想。必须注意的是,余氏还是认为要给中药机会,实验它、验证其疗效,但中医理论则应予以废除,这种“废中医、存中药”的思考,只会让真正的中医理论消失,进一步变中医而成西医,万不可取。就药的问题来说,笔者本来就认为中医要顺应潮流与需求,不断开发新药。从晚清到1949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西医“汇通”常常是汇而不通的,要能真正达到中西医实质的结合,中医界一定要能培养两组专业人才,他们要能竭诚合作、研究成果互相参照、密切联系,而且必定要属于中医的研究或医院系统,而非全让西医来插足;此举不是排斥西医,而是希望中医要能自己研究自己的东西。笔者以为第一组人才需略通西方医学,中医文献则要非常娴熟,可运用中医的方法与文献来研究中医者。第二组是专业西方医学、化学家,但要学会基本中医技术,能用科学法实验与开发新疗法或中药药效者。两类专家若能竭诚合作,定能维持中医价值于不坠,也可避免废医存药的老问题重现。

就中医传统文献而言,虽然近代许多知识分子反对研究中医文献,但不少中医却搭着“整理国故”的风潮,重新翻阅古代典籍,亦即重视医史文献的整理与再研究。早在废止中医问题爆发时,中医沈仲圭(1901-1986)就提出应成立“医书编辑馆”来整理历代理论和疗法,卢耀民则提出“医书各有作法,非广采不足以深造”之论,提倡设立“中医图书馆”,希望透过系统地整理旧文献,来找回过去失落的技术和根基;可见当日中医虽喊“科学化”,但仍非常重视传统文献的价值。中医学历代发现与创新的故事,不可忽略,现代中医不过学得古人技术之一小部份而已,有心者必于文献中持续挖掘,用今日之话语阐释,才能真正古为今用。现今学界在汲汲营营“追点数”、发国际期刊,但整理医书文献的基本功则少有人关注,这当然与受西方评鉴制度羁绊的现实有关。但中医典籍知识与学说,不应被死的制度所埋没,有志之中医应重视此事,切记研发必须新旧平衡,作实验不忘古典文献。唯有将古人对药物所累积的经验整理出来,才能更好的作为创造新药的根基。从1960年代末的“523任务”,一直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耀,可以清楚看到从古籍中整理药物后,再转移到科学实验的结合成果;尽管这当中仍发生了“中西医论争”,但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确实是本文上两段的最佳脚注。简言笔者的重点,给中医药界的呼吁就是:懂中医药“文献”兼懂医药化学“实验”的人才,在“中医体系”内做结合研究,这才真正“新中医”之诞生;不要只检视看诊工作,还要顾及研究与创新层面。

最后,研究近代中医史,应注意到中药的转型与适应新消费市场型态的历史,才能更多角度的诠释中医所面对的问题。而今日的中药市场,要面临的挑战还很多,中医终归要找出自身发展之优势,顾及中药材的供应与质量,用以开发各种方便的中药剂型。至于在民初时中药对比西药的优势之一,还有中药较为便宜的经济优势;但现今受限于气候变迁、药品产量、质量不稳定的影响,甚至保育动物的观念,都让许多过去的良药受到限制,中药价格更节节攀高,这些都将影响民众采用中医中药之意愿,中医药界必须及早采取必要措施,开发新中药或寻找代用品,否则这些问题必将影响中医药业未来之发展。

结语

吾人既对中医药有深厚之情感,并希望世界医学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中医的角色不可或缺。以史为鉴,我们正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历史中我们得知中医现状与处境之由来,也体认危机有时未尝不是一种转机。这篇简短的论述,其实并无法完全囊括整个近代中医史的发展,但已点出几个基本的大方向。从汇通与论争的角力之中,西医的理论与技术未尝没有正面刺激中医学理的发展,而促使近代中医们去思考、整理固有之学术,创新理论。挑战并不可怕,只要中医之发展能有既定之步骤、系统,并预先规划可行之战略思考,则中医之总体发展仍是乐观的。中医之未来,必须在立法与行政体系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先从国内做起,再拓展至世界各医药卫生组织之认可,必先从中医之立法为根基,保障中医药发展之基本权利。只要能坚持一些中医不能丢掉的传统,在文献和老中医的经验传承、深化的基础上,持续汇通西方医学理论,开发各种新技术、药品,这才是开放前进的态度,对中医之进步必能产生正面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原标题:“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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