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翟玉忠先生著作《国富策》一书的封面与版权页

编者按：巨大的政治经济体量和复杂的阴阳辩证思维，当是两千多年前中国轻重术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原因之一。本文节选自翟玉忠先生《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导言篇第一章“经典的力量”，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诸篇（一般称轻重十六篇，加上《乘马第五》实际还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

任何伟大的经典理论都不会随时间而褪色。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的管仲、到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上了 “管商之术”的色彩。任继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时陈云和他的同志们也用了管子的轻重之术。他说：“关于通过市场对货币与粮食的运作，就可促使价格发生变化，《山国轨》有个说明……以现代经济为例，在1950年前后，我国政府接收蒋政权的烂摊子，蒋管区物价严重膨胀，民不聊生。我们新中国当时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包括通过货币改革和适当抛售物资、回笼货币的政策，稳定了市场物价，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币轻万物重的局面。”（任继亮：《〈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178页。）

国外有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人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大惑不解。他们甚至认为谁能从理论上诠释这一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能发给逝者的话，看来瑞典国王要穿越时空，给两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长年都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线性思维和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过来，解决就业问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赞叹不已。杨培新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后者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详见《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中国城乡金融报》， 2006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