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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秦始皇的阅读速度 
作者:[王子今] 来源:[王子今新浪博客2008-01-13] 2017-02-05


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秦汉时期表现出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张松读《孟德新书》的效率,也许和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类同。

20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文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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