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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看《毛选》?称《毛选》是血的著作 
作者:[佚名] 来源:[山西农民报] 2016-12-0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时的庆祝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他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

“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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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们排队购买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他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也因为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 《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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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坐在驾驶室里读《毛泽东选集》旧照

“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1960年春,毛泽东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

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0年编辑《毛选》第四卷时,正值庐山会议不久,有人请示是否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和相关战役事件,毛泽东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文革”中,《毛选》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几次有人提出,新印发和翻译的《毛选》,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释,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泽东都明确拒绝,理由就是,“这些都是历史嘛”,“还是照原来的版本”。还说:“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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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学习《毛泽东选集》旧照

旧著虽是 “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为集中精力,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原因就是“《毛选》现在中国需要”。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毛泽东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搞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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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学习《毛泽东选集》旧照,此照片为江青所拍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理论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在延安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时,他不是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 “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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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全国学校教学瘫痪。黑龙江偏远地区的红卫兵徒步串联到哈尔滨,连夜在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选集》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更为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 《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 《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反观《矛盾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待遇”了。1951年他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放弃了与《实践论》同时期写作的《矛盾论》。对此,毛泽东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解释说,《矛盾论》“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反映出他对自己著述的评判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既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也看文脉、文气、文风。文章的得失,确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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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解放军官兵学习《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心中还有一个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毛泽东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 《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毛泽东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到贡献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

毛泽东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常说:“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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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第十五支部的成员们正兴致勃勃的诵读毛泽东著作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希望我作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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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朝鲜族妇女欢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

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 “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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