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即使从今天看来，也充满了智慧。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关键也在于如何平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审计权，即如何平衡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权，与经理人的执行权、监事会的监督权的关系。我们似乎能从中国古老的政治体制看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子，当我们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法时，难道不能从我国古老的政治体制设置的智慧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1、汉代的三公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三府”的首脑为宰相。

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宰相三公制是汉代的行政执行机构，那么御史台是其制约机构。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

2、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封驳是指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

唐代行政机构的设置将“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立，分别由三省独立执行，而将监察权由御史台分管，以制约以上三种权力。非常类似现代企业制度设计，即董事会提出方案，股东会审议，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审计机构进行各环节检查核对。

3、汉唐政治制度与现代企业管理

汉唐的宰相、御史制度，一向是中外宪法学家所推崇的楷模。汉唐盛世的“宰相制”也是老子有为、无为、无不为三段论在组织结构上的具体表现如下所示：

君主（无为）（有权）
 
宰相（有为）（有能）
 
立法 行政 司法 （执行）
 
御史大夫
 
国库
 
在这个制度里，君主被虚位化，就是无为。君主无为就是不直接负行政上的责任，所以他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此，他一面代表象征国家的伟大庄严；一面人民永远无法抓到他犯错，也永远大于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宰相“佐天子”，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他负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实际责任，就是有为，就难免会犯错。宰相（当时宰相是诸侯的首领，有诸侯推举的意义，他代表诸侯们的势力，并不是皇室的家奴）犯错，可以立刻撤换（经过一定的程序，最后有君主正式任命），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这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如何保证宰相尽责尽力，不做错误的事呢？于是就有一个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也有诸侯势力作后盾）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弹劾，专挑毛病（御史们有权说话不必要有证据，所谓风闻奏事）。所以称为监察御史。怎样保证御史大夫不跟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当然要挑选好人去当宰相和御史大夫；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大夫是宰相天然的候补人。同时，假如宰相的报酬是两千担，那么御史大夫只有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首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做好事。政府就一定是个清廉有能的政府。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君主里是“合。”总之，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没有实际行政职责）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历史简称“无为而治。”汉唐的宰相——御史制度精神的现代意义，内容相当繁复，应该有专书讨论。有了这样的好制度，又有好人去好好维护它，所以中国就有了汉、唐盛世，是中外古今永远引以为荣的。

（作者系江苏远东集团副总裁，南京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