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国之主,却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皇室臣僚们用高价将他“赎”出。这种咄咄怪事,不仅在中国历史,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一梁武帝萧衍。
萧衍(464—54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
萧衍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异军突起、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主地位,闹得不可开交。他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以一个皇帝所特有的机敏和狡黠,对三教的长短反复权衡,百般玩味,发现三教虽然旨趣不同,儒教讲忠孝节义,道教讲羽化成仙,佛教讲四大皆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人们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安分守己,放弃反抗和斗争。从这个共同点来看,儒教要人们恪守伦理道德,道教劝人们不要计较得失,佛教把人们召向极乐世界,无疑是各有妙处,异曲同工。因此,在独具“慧”眼的梁武帝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基于这种认识,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似乎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然后,他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所以,就想办法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为国教,把儒、道二教说成是佛教派生出来的,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实用理论。
为了提高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梁武帝居然把周公、孔子和老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接受过如来耳提面命之教。三教始祖之间的关系本是三教弟子为在统治者面前争宠、刻意抬高自己教派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如西晋道士王浮,炮制出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曾去西天,教化释迦牟尼,因而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当然不甘心受此侮辱。于是如法炮制,编造了佛祖曾派遣他的三大弟子——孔子、颜回、老子到震旦(中国)来传教这样一个典故,以示回敬。诸如此类信口胡诌出来的所谓典故,当然纯属无稽之谈!可笑的是,梁武帝竟然在他的堂堂《诏书》里,也深信不疑并加以袭用。除“三教同源”说之外,梁武帝还调和佛教内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的矛盾,说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优劣。经过他这种解释,主张客观万有皆是“空(非有非无)的般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就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所讲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再后来的两宋理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不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如果说,梁武帝抱着实用的奔度,在理论上为抬高佛教地位,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解释,大胆到信口胡编,无所顾忌的地步,那么,他在实践上的所作所为,毫不逊色,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且看:
1.归佛受戒: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饭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炒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妄,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既然受戒,就应当守戒,梁武帝一点也不含糊,受戒后,每天只穿草鞋,着布衣,睡草席,吃版饭,喝豆汤,不沾一点肉腥味,整个就是一个苦行僧!本来佛教并不主张绝对吃素(所谓蔬食),梁代以前的僧侣一般都吃荤,只要这荤肉不是为自己杀的,自己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宰杀场面或声音就可以(所谓“三净肉”)。是梁武帝改变了这一习惯,他自己带头不吃荤,最后勒令所有僧尼一律不可以吃荤。为配合这一主张的推行,他一连写了4篇《断酒肉文》,举出种种禁食酒肉的道理,最后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有哪个僧尼胆敢冒犯达一规定,照样吃荤,“只要他(她)还是梁国的臣民,就别怪我不客气而要治罪了”。由于皇帝的威严,僧尼们哪敢不从:从此,便形成了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吃素的传统。迄今为止,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佛教徒,仍然可以吃荤(酒,是一律禁止的),唯独我国汉族佛教徒不杀生,不吃荤,一律素食。这一传统的形成,始于梁武帝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
2.集众讲经:梁武帝饭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533年2月(农历)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31.96万多人,真是盛况空前!在这种佛事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在佛、佛法和佛僧即所谓“三宝”座前自我表白、求哀忏悔。在他以前,佛教虽有“梵呗”,即唱经活动,但那只是在译经或讲经时,由和尚们按佛经中的某些韵文、赞语进行吟唱,表示赞颂之意。而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却使佛事活动日趋商业化、世俗化,因为,打那以后,谁想请和尚“念经”或“拜忏”,就得付出一定的报酬佛经忏文成了有价商品,更有甚者,一部分僧人就成了以叫买“经忏”为生的“生意”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在我国的某些地区,依然可见。佛教的“经忏”化,加速了佛教的腐朽和僧的堕落。显然,这要归咎于梁武帝,尽管经仟商业化不是他的初衷。
3.建寺布施:梁武帝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先后为一些名僧法师以及他本人和他的父母修建了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大敬爱寺、智度寺、同行寺等许多名寺,这些寺庙无一例外地被建得富丽堂皇,殿台楼阁,应有尽有。为了营建寺庙,梁武帝甚至可以逼夺朝廷大官的私有财产,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更可气的是,梁武帝不光大建佛寺,还非常地“乐善好施”。向庙布施,一次就能慷慨地奉上钱物价值千万以上。手头拮据的候,他就去勒索臣民;臣僚们谁向他贡奉的钱物多,谁就被看“称职”。其结果,大小官员们为了讨得他的欢心,竟相聚敛,残酷压榨小民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4.舍身佛寺,梁武帝身为一国之主,本该日理万机,对各种佛事活动的热衷,已占去他不少的时间,可他还嫌不够“虔诚”,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于佛寺,甘为寺奴,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据史书记载,梁武帝先后于公元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共4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脱下皇袍,穿上僧服,不吃肉,不近女色,乘车、用具一律从简。这些戏剧性的舍身为奴事件,短的只有4天,最长的达37天,最后都由群臣用“钱1亿万”将他赎出,并在群臣齐集同泰寺东门或凤庄门,再三叩请的情况下,才回宫执政。就是这个醉心佛门、不理朝政的梁武帝;在梁朝短暂的56年江山中,却能独享48年,真够他“幸运”的!
梁武帝深知“榜样”的力量,所以,以身作“则”,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扩大它的影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对佛教的热爱吗?梁武帝曾反复表白,说自己不贪天下,说皇帝的宝座在他眼中不过是一根草而已。其实,他真正视为草芥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因为就是他,多次发动战争,攻城掠地,杀人盈野,为的是保住皇位。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都说,他的暴虐行为不仅为儒、道二教所不容,也使他成为佛教的罪人。而他却偏偏以“菩萨皇帝”标榜自己,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扮成以慈悲为怀的观音菩萨。有一次处决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时,他装模做样地整天闷闷不乐,以示心慈。对梁武帝玩的这套把戏和伎俩,司马光曾痛斥为“欺天”。可见,梁武帝表面上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骨子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想通过敬佛来美化自己,笼络人心,企图集宗教领袖和政治首脑于一身,做一个稳稳当当、平平安安、菩萨面皇帝心这样的“菩萨皇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佛祖并没有“保佑”梁武帝这个虔诚的弟子。公元548年,叛东魏降梁的侯景发动兵变,第二年,梁武帝在四面楚歌声中,饥饿加疾病,凄凉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