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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事不亲为不知难 
作者:[何帆] 来源:[《南方周末》2015-09-22] 2016-10-24

编者按:何帆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激烈的批评多是逞口舌之快,而缺乏建设性与可行性。在目前学术界,批评政府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现象,似乎只有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显示学人的风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事不亲为不知难。学者若坚守为国为民的立场,一方面充分理解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现实,一方面体谅国计民生的现状,富有建设性与可行性的思想和成果自然会大量涌现出来。何帆先生原文题目是《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区别在哪?》,新法家网站转载时改为《事不亲为不知难》。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弥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袓国的首都。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高下之分。有的学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离群,就越愿意坐冷板凳,他们的学问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大部分当过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职业政客,他们只是票友儿而已,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书斋。有人将经济学称作“世俗的哲学”(WorldlyPhilosophy),因为经济学不仅强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还关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果本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就应该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际过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不批评政府,怎么能显出学者的风和骨呢?再说了,至少就大部分经济问题而言,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评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学者应有的谨慎和谦卑。

经济学的套路很简单,无非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政府的约束条件吗?有的经济学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但他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某一项政策建议,听起来很不错,但实施起来,有预算吗?合法合规吗?谁去干?有足够的人力吗?会和另外的政策目标冲突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个约束条件,现实世界中或许有十个。

此外,政府和学者的目标函数也不尽相同。学者考虑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尽可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虑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执行、能够立竿见影的。在教科书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实质上就是个对偶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相差万里。你拿到的考题和政府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怎么一起对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小泉纯一郎组阁之后,邀请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的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罢免了金融担当大臣柳泽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并继续留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成为小泉内阁名副其实的“财经金融总管”。2004年9月,在小泉内阁的第三次改组中,竹中继续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卸去金融担当大臣一职,就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帮助小泉啃下邮政民营化这个改革的“硬骨头”。《读懂改革的逻辑》一书,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读者可能首先会发现,竹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讲解日本的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时,用的基本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但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并不是强调政府要如何干预市场,而是当决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观经济时,他们关注的是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政府花一元钱,国民收入会增加多少?这是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概念,简单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初学经济学时就知道。但在现实中如何测量乘数的大小、如何解释乘数的差异和变化,令无数政府精英白了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会给利率、货币乘数带来何种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债利率相较名义GDP增长率孰高孰低?大学生们在准备考试之前复习的这些问题,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样在苦苦思考。在现实决策中,花拳绣腿不管用,管用的还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础的分析框架。决策之难,难在经济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处处连通、一变倶变;也难在经济体系是瞬息万变的,朝秦暮楚、难持一端。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决策中需要的知识,常常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竹中平藏反复讲道,“战略在细节”。比如,他提到,在处理日本的金融体系不良债权时,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严格评估。准确的评估涉及对贴现率的确定,竹中专门制订了一个计算贴现率的指导大纲,还郑重地将它写入了金融厅的检査指导手册。他甚至认为,这是“金融再生计划”成功的秘诀。

从理论上讲,“金融再生计划”无非是保证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严格执行,但人们出于大意或贪婪,恰恰会忽视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竹中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制订“金融再生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熟悉业界内幕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还暗自庆幸,这些技术性的改革细节,既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没有在国会上遭到质询,就这么暗度陈仓地顺利通过了。

谈到邮政民营化,他说,从经济学的大道理来看,把一个低效臃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实现民营化有多少种途径,哪一种途径才是众望所归。他说,在这方面,具有行政学知识的法律专家比经济学家更管用。

有时候,改革可以靠技术专家在幕后静悄悄地推动,但有时,改革必须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发起冲锋。日本的邮政民营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手术。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邮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有2626万名正式员工和12万名兼职人员,不仅有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和人寿保险,邮政已经变成了“衰退产业”,银行和人寿保险沉淀了巨额资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选择邮政民营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战。竹中不仅担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还在小泉的要求下参加议员竞选——多一票是一票啊。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小泉甚至解散了众议院。内阁成员中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反对解散众议院,小泉当即罢免了他,自己兼任农林水产大臣。

这本书的日文版叫《战斗经济学》(指《读懂改革的逻辑》一书),即官场就是战场。竹中写到,自己在小泉内阁任职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随时辞职的准备。如果每天想着要获得上司的认可、一步步升职,只会徒增自己的苦恼。但是如果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个朋友也思考过这个人生问题。他读到金庸的《鹿鼎记》时豁然开朗。《鹿鼎记》里,康熙让韦小宝把天地会灭了,天地会让韦小宝把康熙除掉,两难处境、不可调和,怎么办?韦小宝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

“老子不干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两难选择,其实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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